【谭延桐散文研究系列之六十五】
既有温度也有风度的散文样板
——谭延桐散文《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赏析
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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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桐在凝望
谭延桐,哲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教育家,编辑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埃及荣誉文学博士,先后做过《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红豆》等报刊社的文学编辑,现为中国文联香港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香港文艺杂志社总编辑、香港书画院院长、《人文科学》编委会主任、《中国诗人·国际版》总监、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散文诗创作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名誉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音乐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剧本、报告文学、歌曲、书画等,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等共二十部,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图》《民国大艺术》《一城浪漫》《笔尖上的河》《时间的味道》《遍开塔树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获奖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青岛出版社)、《当代散文精萃》(中国文联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延边大学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广州出版社)、《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99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中国年度杂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百家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种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荷、韩、波兰、亚美尼亚等多种文字。曾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第五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广西政府第五届铜鼓奖”,以及《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潮》《时代文学》《广西文学》《西湖》等颁发的文学奖或编辑奖,并荣获“山东省十佳青年诗人”、“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十佳华语诗人”、“超吟游诗人”、“全国十大为学精神人物”等称号。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决斗》《不画别人的风景》《对面的茑萝》《樱桃树下》《石头里藏着雕塑》等,被用作全国各地中高考语文试题,引起广泛影响。诗歌《那束光是斜着劈过来的》,入选“首届中国好诗榜”。三十年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曾采访过。
多次参展,并举办个人书画展。三百余幅书画作品,见诸报刊。一千余幅书画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
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
谭延桐
物理空间里,金彪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间里,金彪也是,也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总之,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是扬州盛产继之销往北京然后转销南宁的作曲家金彪。
音乐创作,确实是一样荣美的事业。音乐创作所形成的某个特定的磁场和气场,往往的,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音乐这个艺术家族里的部分组成人员召唤在一起,并且不断地锤炼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神秘而奇特的力量的牵引之下,我和金彪成了同一座城市同一个中央公园里的居民的:我住八栋,他住九栋,进进出出的,都是同一个叫做楼王的门——世界那么大,国土那么大,想想看吧,这是多么地奇妙——于是,就感觉,而且是强烈地感觉,我们所在的中央公园里的本来就多的树,就又多了一棵。同样挺拔,同样茂盛,叫做音乐之树。毕竟,绿树掩映、曲径通幽的环境里,住着两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的签约音乐家。
我在泉城济南时,有一帮经常地在一起谈音乐创作的朋友;来了绿城南宁之后,也是,来了绿城南宁不久我便认识了刚刚从北京来到南宁的作曲家金彪了。于是,我们就经常地在一起就音乐创作打开我的意兴,展开我们的话题……说到高兴处,金彪就总是眉飞色舞,或吟上一段,或唱上一首,吟的唱的,自然大都是他新创作的音乐作品……那时候,他的率真的大孩子的一面,便会暴露无遗。除了在一起谈音乐创作之外,我们也曾一起去过很多地方,比如西安、延安、桂林、柳州、北海、钦州、防城港、梧州、贵港、融水、大化等等许多地方,进行音乐采风。因此,在整个广西,能和我坐在一起具体地谈音乐创作而且是谈得最多的,无疑便是金彪了。
何况,我们还在一起做过一年多的同事:金彪是杂志社社长,我是杂志社主编。如此说来,金彪的音乐世界,我就是非常熟悉的了。正因为非常熟悉,我才在我的《一城浪漫》一书里自然而然地写到了金彪。写到金彪时,我的笔自然是欣悦的。
特别是,跟金彪一边畅饮一边畅谈的时候,就感觉,连空气里也是弥漫着一股独特的音乐的芬芳的。每每,他兴高采烈地讲完了一段之后,便会“来来来”,以招呼大家共同举杯。意思是说,你看,你看哪,我们只顾了说话了,说得也实在是太、太、太投入了,都忘了喝酒了……每当他的诙谐的“来来来”脱口而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会马上浮现出《草原之夜》和《小白杨》等等歌曲里的副歌部分“来来来”……时间久了,本是金彪的专利的“来来来”,朋友们也便模仿得惟妙惟肖,成了一个趣话。
但,“金彪牌”的曲子是没法模仿的。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织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儿一放,态和韵就全出来了。呈现的,或是民族风的欢颜,或是流行风的和颜,或是民通风的美颜……总之,每一首,都是“金彪风”,都有着金彪的内在的容颜。这样的有着自己的模样和气质的歌曲,自然是很容易辨认的。
金彪不仅作曲,也作词。《寻人启事》《凤凰飞来》等,便是由他自己作词并作曲的。金彪的歌词就像金彪曲子一样,从来都是拒绝模式化、定式化、套板化、惰性化的。不是有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别出机杼等等说法么,用在金彪的词曲创作上,肯定是恰如其分。
当然了,作为一位曾经的教即兴伴奏的钢琴教授,他也是经常地在钢琴上做文章的。钢琴里所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常常地,让我想起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不沉闷,但也绝不张扬。自始至终,都是有他的开合有度的把握的,而且,把握得很好。
我是把创作当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们一起去涠洲岛采风时,谈着谈着,便谈到了组曲的事儿,便决定,共同创作那么十来首歌曲,作为“我们的组曲”。为此,我们每天都逸兴遄飞,并且每天都谈到凌晨……在涠洲岛采风的两三天里,四首歌的词曲就已经创作完成了。收在《金彪专辑》里的《幸福海》和《山的女儿》,便是在涠洲岛采风期间创作完成的。还用说么,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艺术效果。艺术家在一起,相互促使着出艺术品,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
凡是了解金彪的人,都知道,金彪这个人,一旦认真了起来,那是绝对对得起认真的具体的内涵的。往往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他的不依不饶的一面便会马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比如,有一次,我们谈着谈着便谈到了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金彪马上便表现出了他的不屑,并阐明了他的不屑的理由。他的不屑,我自然是认同的,毕竟,那位老作家也确实是晚节不保,竟然把一个杂碎当成了瑰宝。当然了,这也是金彪的颇有意思的一面。他从来都没有让任何一位朋友难堪的爱好,可是,他的不依不饶,也确实是折射了他的鲜明的生命性格和音乐性格的。艺术家,没点儿性格,还算是什么艺术家呢。因此,金彪的爱憎分明的性格,在我看来,也就只能为他的艺术世界增辉,增益,增收。金彪做人也好,作曲也好,从来都是不混沌不苟且的。这,是多么地好,做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
有情怀,有理念,有性格,金彪做到了。因此,金彪在辽阔的音乐世界里进行不停顿不妥协的跋涉和探索的时候,他的每一个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怀、理念和性格的具体的阐释。只不过是,都形象化、艺术化、个性化了罢了。到金彪的音乐世界里去找金彪,他准在。他的人,他的心,他的梦,他的歌……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都在那。在那,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金彪的生命中的杰出的力量。
(本文选自谭延桐散文集《向火神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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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既有温度也有风度的散文样板
——谭延桐散文《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赏析
散文大家谭延桐主要是进行自然散文、思想散文、文化散文和艺术散文等等的创作,但他在进行人物散文的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风度,也是非凡的风度。越是熟悉的人就越是不怎么好写,但他写起来,却是游刃有余。《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便是很好的说明。
《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以一种近乎宣言的口吻,将“近”这一空间概念推至文本的核心位置。“物理空间里,金彪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间里,金彪也是,也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这句话以重复的句式、递进的逻辑,迅速确立起全文的叙事坐标。谭延桐没有停留在物理距离的陈述上,而是将“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并置,暗示了这篇散文真正的书写对象并非地理意义上的邻居,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同行者。所谓“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既是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意味着,在谭延桐的精神版图上,金彪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这一开篇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用一个空间命题撬动了整篇散文的意义结构。此后所有的叙述,无论是日常交往的细节、音乐采风的经历,还是对金彪性格与创作理念的剖析,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近”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印证。谭延桐没有选择从金彪的音乐成就入手,而是从“我”与“他”的关系入手,这本身就暗示了这篇散文的视角:它不是一篇客观的作曲家评传,而是一份主观的精神见证。正是这种见证者的姿态,赋予了散文以温度和深度。
“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这一标题暗含着一层哲学意味。追问的是在艺术的世界里,什么才是真正的“近”?是空间的毗邻,还是心灵的契合?是日常的交往,还是创作的共鸣?谭延桐用整篇散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真正的“近”,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在精神上的相互辨认、相互激发、相互完成。这种“近”,超越了地理的偶然性,抵达了艺术的必然性。
在“近”中完成的艺术互文
谭延桐笔下的金彪,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率真的大孩子的一面”,谈到高兴处会“眉飞色舞,或吟上一段,或唱上一首”;他有爱憎分明的性格,面对文坛上“晚节不保”的老作家,“马上便表现出了他的不屑,并阐明了他的不屑的理由”;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刻,酒桌上的“来来来”被朋友们模仿得“惟妙惟肖,成了一个趣话”。这些细节的铺陈,让金彪的形象从“作曲家”这一身份标签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可感可触的生命个体。谭延桐的赞赏,首先是对这个人本身的赞赏。他写道:“金彪做人也好,作曲也好,从来都是不混沌不苟且的。这,是多么地好,做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这句话可以视为全篇的点睛之笔。“有自己”三个字,既是谭延桐对金彪人格的概括,也是他对艺术家人格理想的一种表达。在谭延桐看来,艺术的真诚首先源于生命的真诚,一个在做人上“不混沌不苟且”的人,才有可能在艺术上“不混沌不苟且”。这种将人格与艺格打通来看的视角,赋予了散文深厚的人文底蕴。
散文不止于写人,更深入到金彪的音乐创作内部。谭延桐以同行的眼光,对金彪的创作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他写道:“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织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儿一放,态和韵就全出来了。”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包含着对音乐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安排”一词,暗示了创作中的理性经营;“态和韵”并举,则兼顾了音乐的形式结构与精神气韵。谭延桐进一步指出,金彪的音乐有着鲜明的个人标识:“呈现的,或是民族风的欢颜,或是流行风的和颜,或是民通风的美颜……总之,每一首,都是‘金彪风’,都有着金彪的内在的容颜。”这里的“内在的容颜”是一个极富表现力的说法,它将音乐风格与创作者的生命气质联系在了一起,暗示了风格即人、乐如其人的艺术观念。谭延桐还特别提到金彪的词作,认为“金彪的歌词就像金彪曲子一样,从来都是拒绝模式化、定势化、套版化、惰性化的”,并用了“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别出机杼”三个成语加以形容。这种评价,既是对金彪创作个性的肯定,也折射出谭延桐本人对艺术创新的推崇。
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组关系。谭延桐和金彪,是邻居,是朋友,是同事,更是创作上的同道。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叙述:“我是把创作当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们一起去涠洲岛采风时,谈着谈着,便谈到了组曲的事儿,便决定,共同创作那么十来首歌曲,作为‘我们的组曲’。”这段文字透露出的信息是丰富的。两位艺术家因为共同的创作热情而走到一起,又在共同的创作实践中加深了彼此的联结。“我们的组曲”这个说法,暗示了一种艺术上的共同体关系。谭延桐用“逸兴遄飞”来形容当时的状态,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艺术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满足,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难得的知音之乐。他写道:“艺术家在一起,相互促使着出艺术品,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这句话道出了这篇散文最核心的主题思想之一:艺术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交流、碰撞、激发中生长出来的精神果实。谭延桐对金彪的赞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艺术互文关系的赞赏。
艺术本体论的追问与性格的辩证
散文虽然没有使用哲学术语,但它的叙述中处处渗透着对“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这类根本问题的思考。谭延桐在文中写道:“音乐创作,确实是一样荣美的事业。音乐创作所形成的某个特定的磁场和气场,往往的,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音乐这个艺术家族里的部分组成人员召唤在一起,并且不断地锤炼他们。”这段话中,“荣美”一词赋予了音乐创作以神圣的意味,“磁场和气场”则暗示了艺术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凝聚力量,“召唤”和“锤炼”更是带有某种命运感的词汇。谭延桐似乎在说,艺术不是艺术家单方面的创造,艺术也在创造着艺术家,在塑造着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已经触及了艺术本体论的层面。
“于是,就感觉,而且是强烈地感觉,我们所在的中央公园里的本来就多的树,就又多了一棵。同样挺拔,同样茂盛,叫做音乐之树。”将金彪比喻为“音乐之树”,这个意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生命哲学。树是生长的,是有根的,是向着天空伸展的。将艺术家比作树,意味着艺术不是一种外在的技艺,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形态。谭延桐和金彪“同样挺拔,同样茂盛”,说明他们在艺术生命上是同构的、共振的。这种理解,将艺术从技术层面提升到了存在层面。
谭延桐对金彪性格的描写,不是平面化的赞美,而是充满辩证意味的呈现。他写金彪的“率真”,也写他的“不依不饶”;写他的“不沉闷”,也写他的“绝不张扬”;写他的“开合有度”,也写他的“爱憎分明”。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在金彪身上得到了统一。谭延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道:“艺术家,没点儿性格,还算是什么艺术家呢。因此,金彪的爱憎分明的性格,在我看来,也就只能为他的艺术世界增辉,增益,增收。”这段话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理解:艺术家的性格不是需要被规训的瑕疵,而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金彪的“不依不饶”,正是他艺术上“不混沌不苟且”的人格基础。谭延桐将性格与艺术打通来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伟大的艺术往往诞生于鲜明的个性之中。
文中对金彪弹钢琴的描写蕴含着性格与艺术的辩证。“钢琴里所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常常地,让我想起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不沉闷,但也绝不张扬。自始至终,都是有他的开合有度的把握的,而且,把握得很好。”这里,声音与性格形成了通感式的对应。钢琴声的“叮叮咚咚”,既是清脆的,又是有节制的,正如金彪的性格。谭延桐通过这种诗意的联想,将艺术风格与人格气质融为一体,完成了对金彪精神肖像的深度刻画。
“有情怀,有理念,有性格,金彪做到了。因此,金彪在辽阔的音乐世界里进行不停顿不妥协的跋涉和探索的时候,他的每一个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怀、理念和性格的具体的阐释。” 这段话将全文的思想推向了一个哲学高度。“有自己”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在谭延桐看来,金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在音乐世界的“辽阔”中迷失自己,而是始终带着自己的情怀、理念和性格在跋涉。他的每一个足印,都是他存在的证明。谭延桐最后写道:“到金彪的音乐世界里去找金彪,他准在。他的人,他的心,他的梦,他的歌……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都在那。”这里的“在”,是一个极具哲学分量的词。它意味着,金彪的音乐不是空洞的形式游戏,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投射。人在乐中,乐如其人,这是一种艺术与生命高度统一的境界。谭延桐对金彪的赞赏,最终指向的正是这种境界。
音乐性语言与空间叙事的双重奏
谭延桐是一位对音乐有着深刻理解的作家,这种理解渗透到了他的语言风格之中。散文的句式长短错落,节奏感强,读来有一种音乐的律动。比如开篇第一句:“物理空间里,金彪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间里,金彪也是,也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短句与长句交替,重复与变化并存,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旋律感。再如:“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织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儿一放,态和韵就全出来了。”这句话中,“上行”“下行”“平行”“交织”“回旋”等词汇本身就是音乐术语,它们的排列产生了一种音符流动的效果。谭延桐还善于使用叠词和拟声词来增强语言的音乐性,如“叮叮咚咚的声音”“来来来”的反复出现,都让文字产生了听觉上的感染力。这种音乐性语言的形成,与谭延桐对音乐创作规律的熟悉密不可分。他在文中多次使用音乐术语和音乐比喻,如“副歌部分”“组曲”“磁场和气场”等,这些词汇不仅准确地传达了意义,也营造了一种音乐的氛围。可以说,谭延桐是用音乐的语言来写音乐家,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散文的叙事结构以空间为线索展开。从“中央公园”的居住空间,到“泉城济南”和“绿城南宁”的地理迁移,再到“西安、延安、桂林、柳州、北海、钦州、防城港、梧州、贵港、融水、大化”等采风地的空间延伸,谭延桐用空间的变换串联起他与金彪交往的历程。这种空间叙事,不仅赋予了散文以清晰的脉络,也暗含了情感的递进。从同一小区的“八栋”和“九栋”,到同一城市的“中央公园”,再到共同走过的“许多地方”,空间的不断扩大,象征着两人关系的不断深入。
“世界那么大,国土那么大,想想看吧,这是多么地奇妙。”这句话将“中央公园”这个具体空间置于“世界”和“国土”的宏大背景之下,突出了相遇的偶然性与珍贵性。而“音乐之树”的比喻,则将这个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赋予了它艺术的灵性。谭延桐还提到“绿树掩映、曲径通幽的环境”,这个环境描写不仅营造了氛围,也暗示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沉静与深邃。
谭延桐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将平凡的细节转化为动人的艺术形象。金彪酒桌上的“来来来”,本是一个普通的劝酒词,谭延桐却从中听出了音乐的意味:“每当他的诙谐的‘来来来’脱口而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会马上浮现出《草原之夜》和《小白杨》等等歌曲里的副歌部分‘来来来’。”这种联想,将日常生活与音乐世界打通,赋予了平凡瞬间以艺术的灵光。再如对金彪弹钢琴的描写:“钢琴里所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常常地,让我想起他的性格。”声音与性格的联想,也是一种诗意的转化。这些细节,因为谭延桐的敏感和想象力,而获得了超越日常的意义。
谭延桐的语言,既有文言的凝练,又有口语的鲜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他善于使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如“荣美的事业”“逸兴遄飞”“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别出机杼”等,这些词汇赋予了散文以典雅的气质。同时,他又不避口语,如“想想看吧”“还用说么”“这,是多么地好”等,这些表达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散文充满了亲切感。文言与口语的交织,形成了谭延桐散文独特的语言张力。他的句子长短结合,既有“物理空间里,金彪是离我最近的作曲家”这样的短句,也有“音乐创作所形成的某个特定的磁场和气场,往往的,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音乐这个艺术家族里的部分组成人员召唤在一起,并且不断地锤炼他们”这样的长句。长短交错,张弛有度,形成了独特的节奏感。
人格互文与意象经营的光彩
散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精神共鸣。谭延桐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写金彪,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在写“我们”。文中多次出现“我们”这一主语:“我们就经常地在一起就音乐创作打开我的意兴,展开我们的话题”“我们也曾一起去过很多地方”“我们还在一起做过一年多的同事”“我们一起去涠洲岛采风”。这种“我们”的叙事视角,让散文充满了温度和情感。谭延桐写金彪,同时也是在写自己。他写金彪“是把创作当做我的命的”,其实也是在说自己。他写金彪的“不混沌不苟且”,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艺术态度。这种人格互文,让散文超越了单纯的人物描写,成为一次艺术观念的对话和生命态度的交流。
“我是把创作当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们一起去涠洲岛采风时,谈着谈着,便谈到了组曲的事儿,便决定,共同创作那么十来首歌曲,作为‘我们的组曲’。”这里的“也是”二字,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组曲”这个说法,更是将两人的创作生命融为了一体。谭延桐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艺术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满足,这句话中的“我”和“金彪”已经难分彼此。这种人格互文的写法,让散文具有了双重的感染力:读者既被金彪的人格所打动,也被谭延桐与金彪之间的情谊所打动。
谭延桐在散文中有意识地经营了几个核心意象,这些意象贯穿全文,成为意义的凝聚点。第一个意象是“树”。谭延桐写道:“就感觉,而且是强烈地感觉,我们所在的中央公园里的本来就多的树,就又多了一棵。同样挺拔,同样茂盛,叫做音乐之树。”这个意象将金彪比作一棵树,赋予了艺术家以生命感和生长感。树是扎根的,是向上的,是繁茂的,这些特质都与金彪的艺术生命形成了呼应。第二个意象是“磁场和气场”。谭延桐写道:“音乐创作所形成的某个特定的磁场和气场,往往的,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音乐这个艺术家族里的部分组成人员召唤在一起。”这个意象暗示了艺术具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凝聚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将谭延桐和金彪“召唤”到了一起。第三个意象是“足印”。谭延桐写道:“金彪在辽阔的音乐世界里进行不停顿不妥协的跋涉和探索的时候,他的每一个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怀、理念和性格的具体的阐释。”这个意象将金彪的创作历程比喻为“跋涉”,将他的作品比喻为“足印”,既形象又深刻。这些意象的运用,让散文的意义表达更加凝练,也更加富有诗意。
这篇散文的另一个亮点是它实现了音乐与文学的跨界融合。谭延桐不仅写音乐家,也用音乐的方式写散文。他的语言有旋律感,他的结构有节奏感,他的意象有通感效果。他写金彪的音乐风格,用了“民族风的欢颜”“流行风的和颜”“民通风的美颜”这样的表述,将听觉艺术转化为视觉形象,实现了通感的效果。他写金彪弹钢琴,将声音与性格联系起来,也是一种艺术门类之间的打通。这种跨界融合,让散文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品质,也体现了谭延桐作为一位深谙音乐的作家的独特优势。
谭延桐对金彪的赞赏之情是深沉的,但表达方式却是节制的。他没有使用夸张的形容词,没有进行空洞的赞美,而是通过具体的细节、精准的判断和诗意的转化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写金彪的“不依不饶”,看似是在写缺点,实则是在写优点。他写金彪的“来来来”,看似是在写日常,实则是在写性情。这种寓赞赏于叙述之中的写法,让情感表达更加含蓄,也更加有力。散文结尾处,谭延桐写道:“在那,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金彪的生命中的杰出的力量。”这句话中的“杰出”一词,是全文情感的一个集中释放,但因为前面有了充分的铺垫,所以显得水到渠成。这种节制的抒情方式,体现了谭延桐散文创作的高度成熟。
一篇作为艺术见证的经典人物散文
《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作曲家》是一份精神见证,见证了一位作曲家的人格魅力与艺术追求;它是一次艺术对话,呈现了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共鸣;它更是一篇关于艺术本质的沉思,探讨了艺术与生命、艺术与性格、艺术与存在之间的深刻关联。
谭延桐以“近”为原点,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相互映照,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相互渗透,人格魅力与音乐风格相互阐释。他写金彪,写的是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他写自己与金彪的关系,写的是一种“相互促使着出艺术品”的艺术共同体。这种书写,既是对金彪的深情礼赞,也是对艺术理想的坚定守护。
从艺术成就来看,这篇散文在语言上实现了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在结构上实现了空间叙事与情感递进的统一,在内容上实现了人物描写与艺术思考的统一。它证明了,散文可以是一种有力的艺术批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深情的生命书写方式。艺术大师谭延桐用他的笔,为金彪画了一幅精神肖像,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艺术与艺术家的窗口。在这扇窗口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曲家,更是一种值得向往的艺术人生。
如何抓取,如何融汇,如何贯通,如何赋予,无疑,谭延桐是做得最好的之一。因此,他的所有的散文,就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调、有滋有味的。就犹如他画画一样,总能抓取人物的神情,这“一把抓”的功夫,既是内功,也是艺术之功。拥有如此功夫的作家,无论怎么说,也是作家中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深值热爱。
【作者简介】
史传统,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家;《香港文艺》编委、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书画院副院长、特聘艺术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学术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三十部文学名著赏析》(花山文艺出版社);谭延桐艺术研究三部曲:《谭延桐诗论》《谭延桐文论》《谭延桐画论》;《再评唐诗三百首》《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红楼梦100个热点话题解读》《成语新解与应用》等10几部;散文集《心湖涟语》《辽宁行》《特色盘锦》;诗集《九州风物吟》。诗歌《雨夜》《暮色》入选《生命的奇迹:2025年中国诗歌精选》。作品散见《芒种》《青年文学家》《香港文艺》《中文学刊》《河南文学》等。先后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3000多篇(首),累计1000多万字。曾荣获《青年文学家》“优秀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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