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是谁建的？三十多年前，有人替800万烟台人扛下所有质疑

烟台大学是谁建的？有人替800万烟台人扛下所有骂声

今天走在烟台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地三十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更少人知道，为这所学校四处奔走的那个人，最后没能亲眼看到它真正长大。

那个人叫王济夫。1928年生在荣成县崖头镇一个贫苦农家。那个年代的胶东，兵荒马乱，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王济夫十七岁入党，在文荣威联中参加革命，之后被分配到东海军分区、胶东军区司令部当机要员。整天和密电码打交道，守着电台收收发发，干的都是看不见的活。那会儿胶东是拉锯区，国共两党来来去去，一个机要员手里握着多少机密，他自己心里清楚。有人后来回忆，王济夫干机要那几年养成了个习惯——话少，嘴严，心里有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机要科长一步步往上走。1966年那场运动来了，王济夫因为坚持实事求是、保护老干部，自己也跟着倒了霉，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那几年吃了不少苦，但他没垮。1969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当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济宁地委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这些经历磨得他脾气越来越硬，认准的事轻易不回头。

1981年底，王济夫出任烟台地委书记。第二年机构改革，地改市，他顺理成章成了烟台市委书记。这一年他五十三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上任之后王济夫跑了不少地方，越跑心里越急。烟台是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底子不算差，可就是没有大学。整个地区八百万人，孩子读完高中想上大学得上外地。考的好的去济南、去北京，考不好的就在家待着。时间长了，人才往外出，不往里进，长远看肯定不行。

他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商量，对方摊摊手说，市里财政就那么点钱，修路要钱、盖医院要钱、发工资要钱，哪有富余建大学。王济夫听完没吭声，闷头抽了一根烟，说了句：这事不能等。

1984年春节刚过，他听说中央领导要来烟台视察，觉得机会来了。提前好几天就让办公室准备材料，把烟台缺大学的现状一条条列清楚，连同人口数据、人才流失情况、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装订了厚厚一摞。他自己又琢磨了好几宿，见了领导怎么说、说多深、从哪个角度切入，翻来覆去想了好几个方案。

领导来了那天，烟台华侨宾馆会议室里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前面几个汇报的该说的都说了，轮到王济夫，他没有绕弯子，开口就讲：烟台八百万人口，没一所自己的大学。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满屋子人都听清楚了。接着他又讲，如果市里发动一下，每人捐十块钱，能凑八千多万，自己先想办法解决一部分资金。

在场的人有人捏了把汗，这话讲得太直，万一领导不接这个茬，场面就尴尬了。可中央领导听完反而挺感兴趣，当场表了态：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叫烟台大学，你们山东闯一闯，闯出个新局面来。

王济夫提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可真正的难处才刚刚开始。回烟台的火车上他跟随行的干部说，上面点头了，接下来才是硬仗。

第一仗就是钱。市里财政确实拿不出太多，可王济夫已经拍了胸脯说发动群众。他让财政局的把家底算清楚，又让教育局的做办学预算，两边数字一对，缺口大得吓人。有人劝他，要不先缓缓，等财政宽裕了再动。他说不行，窗口期就这几年，错过了再想建就不是这个价了。

最后市里定了个办法，从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里暂扣一部分，单位再配套一部分，凑起来做启动资金。消息一出去烟台炸了锅。工厂工人说我才挣几十块钱，凭啥扣我十块；机关干部私下也嘀咕，修大学是好事可也不能这么硬来。反对的意见写了厚厚一叠信寄到市里，还有人直接闯进他办公室拍桌子。那段时间王济夫走到哪都有人戳脊梁骨，说他乱摊派、好大喜功，净干些撑面子的事。

他都没怎么还嘴。开会的时候就反复说一句话：没有人才烟台走不远，现在谁骂我都行，将来大家会明白的。

除了应付舆论，王济夫还得跑北京。建大学不是光有钱就行，师资、设备、办学方案、审批手续，样样都得有人去跑。那时候没有高铁，从烟台到北京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硬座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他带着几个干部一趟一趟跑，半夜上车第二天到，办完事当天再赶回来。有人说你这么大个书记，何必受这个罪。他说我能坐软卧，可省下来的钱给学校买几台设备不好吗。

跑北京最重要的任务是请人。他挨个敲老领导的门，请人家出面指导办学，帮着协调教学资源。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他就坐在人家客厅里等，等到人家有空了再聊。好几位被他这份执着打动，答应出任烟台大学的顾问或者名誉职务。有人后来说，老王为了烟大连脸都不要了。他听见了笑笑，说不要脸就不要脸吧，把事办成了就行。

1984年7月1日，烟台大学在东郊一片荒滩上奠基。那天太阳挺大，风也不小，沙土卷起来扑得人睁不开眼。来的人不算多，有市里的干部、施工队的工人，还有附近来看热闹的村民。王济君站在前面，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色衬衫，领口洗得有些发毛。仪式不长，他讲话也没用稿子，就说了几句：今天咱们在这儿动土，将来这儿要出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

第二年秋天，1200多名师生在烟台市政府礼堂办了开学典礼。从图纸到开学，前后不到四百天。这个速度搁在今天也算快的，放在八十年代，几乎是个奇迹。

在同一年，王济夫还推动了另一件事——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年烟台被列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是配套的硬任务。他带着人实地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定在福山区西北的一片荒沙滩上。那地方当时什么都没有，连条正经路都没有，一脚踩下去沙子没过鞋面。王济夫站在那儿拿手比划，说将来这边建厂房、那边盖宿舍、中间修主干道，规划得有板有眼。1985年春天奠基仪式他亲自主持，站在沙堆上讲了话。当时有人觉得这地方十年八年起不来，可谁也没想到后来发展得那么快。如今开发区的面积翻了不知多少倍，占了全市将近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五分之三的进出口额。

1987年王济夫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走的那天他没让太多人送，一个人拎着个旧皮箱上的火车。在车上他跟旁边的人说，烟大才刚起步，开发区也才搭架子，好多事没干完呢。

到北京之后他不光管文化口的事，心里还挂着烟台。每年总要抽时间回来一两趟，每次回来必去烟大校园转转。他不叫人陪，就自己背着手在林荫道上走，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哪栋楼又盖起来了，哪个系又扩招了。有人要给他汇报工作，他摆摆手说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们忙你们的。

1999年春天，王济夫率团去台湾做文化交流。4月6日在台中参观一个纪念馆，楼下到楼上的台阶又陡又窄，他不留神踩空了一脚，从楼梯上摔了下去。送往医院之后一直没醒过来，4月12日凌晨走了，七十一岁。

消息传回烟台那天，很多人才发现这个人已经离开山东十几年了，可心里那份感情一点没淡。烟大校园里有学生自发聚在操场边，谁都没说话，就那么站了很久。

如今烟大在校生将近三万人，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开发区里的企业一家挨一家，当年那片荒沙滩早就不见了踪影。当年那条每人捐十块的决定，被骂了整整两年，可那道坎过去之后，再没人提过反对意见。

有人问过王济夫，你干嘛非得顶着这么大的骂声干这件事。他回答得挺简单：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想做就来不及了。

有些人做事，图的不是当时的掌声，而是几十年后回头看，依然觉得应该这么做。王济夫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