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拒绝联合署名，学术乱象整治利器？还是“一刀切”？

期刊拒收联合署名论文，不止是改规则，更将学术评价系统性改革，再次推到了台前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 | 朱弢

2026年2月，一份长达83页的举报材料在网络流传——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5名在读硕博研究生联合实名举报该校教师王竹卿，称其存在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其中“不当署名”亦在列。

2月14日，四川大学发布通报，确认王竹卿被举报所涉及的28篇论文中，6篇存在问题，其中4篇存在伪造或篡改图片数据问题（其中1篇论文还存在图片重复发表和不当署名问题）。此外，在王竹卿发表的其他论文中，还发现1篇论文不当署名。

事实上，此类事件并非孤例。2026年1月23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一批科研不端案件通报：共20起案件、46人被处理，覆盖17省市4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海南某高校张瑜鸿等人因“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擅自标注他人基金项目等”被取消项目申请资格5年。

论文署名这一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已从零散的个案争议，逐渐成为学术圈广受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术期刊开始对署名制机制展开变革。

2026年6月3日，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宣布，自2026年4月30日起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受联合署名投稿。更早之前的2026年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在《投稿须知》中明确：“本刊仅支持独立署名，不支持双署名（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除外） 。”

除上述两家文学类刊物，亦有新创法学类刊物《涉外法治学刊》加入倡导单独署名的行列。

这些期刊的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学术乱象的强力纠偏；反对者则表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学科间研究范式的差异与合作需求。

当学术期刊开始拒绝联合署名，其背后牵动的远不止是投稿规则的调整，也将学术评价体系系统性改革的议题，再次推到了台前。

为何要求单独署名？

目前公开要求单独署名制的期刊，集中在人文社科与法学领域，大致可分为“倡导派”与“硬性派”两条路径。

“倡导派”的近期代表是2026年3月新创的法学类刊物。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涉外法治学刊》在第一卷征稿启事，以及《引证规范》中明确：“本刊倡导单一作者独立完成作品并单独署名。合作作品应按各作者实际所起作用大小依次署名。原则上不允许三人或三人以上署名。”该刊的要求以“倡导”为主、辅以人数限制，但并未完全禁止联合署名，其本质上是延续了法学界已有的倡导传统。

“硬性派”由两家文学类权威刊物在2026年率先落地，显示出从柔性倡导向刚性要求升级的态势。2026年1月9日，《文学评论》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投稿须知》，明确“本刊仅支持独立署名，不支持双署名等（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除外）”。这一规定为新兴交叉学科研究保留了联合署名的空间，但在传统领域则明确要求独立署名。

2026年6月3日，中文核心刊物、CSSCI来源期刊（俗称“C刊”）《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宣布自当年4月30日起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受联合署名投稿。

《中国文学研究》在声明中阐述了其政策动因：“进一步规范本刊文章发表流程，明确作者创作权益与责任，维护学术创作和内容发表秩序，并与诸多权威刊物的现行发表规则保持一致。”

事实上，围绕署名规范的制度建设在政策层面已推进多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2019年就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将多种不当署名行为明确列入学术不端范畴，具体包括：将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外；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中署名；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列入作者名单；作者排序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符；提供虚假的作者职称、单位、学历、研究经历等信息。

此外，教育部早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也对严禁未参加创作或未经许可不当署名、反对无实质贡献者“挂名”，以及禁止侵占学生与团队成员合法权益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尽管早有相关规范，但现实中署名乱象仍屡见不鲜。

除前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6年第一批通报的案件，该机构在2025年还通报了两批科研不端案件的处理结果，共涉及51名学者，其中有9名学者被认定存在“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或“未经同意使用多人署名”的不当署名行为。同年，在多所高校发布的情况通报中，也有多名学者涉及不当署名行为。

新华网近期发布的《论文署名岂能沦为“唐僧肉”》一文直指当前论文署名乱象：有博士生独立完成的论文被导师强行索要“一作”；有学生投稿之际被临时通知加塞多个署名，甚至连“名字顺序都已排好”……

这篇文章直言：“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论文署名位次与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署名带来的功利性回报，让个别人动了歪心思，凭借自身学术资历与权力优势，肆意挤占学生、青年教师等群体的劳动成果。功利主义驱动下，论文署名沦为‘权力的游戏’。”

谁最受影响？

单独署名的推行，对博士生群体的冲击最为直接和显著。

关于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毕业要求，政策层面近年来已发生重大变化。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2025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下称《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将“学位论文答辩”与“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并列为博士学位授予的依据之一。

然而，政策导向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落差。尽管有部分高校在积极实施“以成果替代论文”的评价标准，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将C刊论文发表作为人文社科类博士毕业的实际门槛。据了解，不少院校规定博士研究生须发表至少2篇C刊论文方可申请答辩，其中部分高校要求至少一篇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

以中部省份某“985”高校对博士毕业学术成果要求为例，该校明确文学、历史学、哲学学科的博士，须在本学科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2篇，其中至少1篇发表在该校学术委员会公布的重点期刊上。

一位高校教授解释了论文联合署名存在的原因与背后逻辑：传统文科的文史哲研究讲究的是个人的独立思辨，往往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而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新文科则离不开实证调研，这使得合作成为必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期刊社副社长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周维东也指出，随着研究方式的变化，社科领域乃至部分人文学科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工程化”“项目化”趋势。在此背景下，若只承认第一作者而忽视大量承担基础性工作的研究人员的贡献，并不合理。

不过，支持单独署名的一方同样理由充分。有学者强调，联合署名在现实中极易滑向“馈赠署名”或“权力署名”——资深学者凭借学术地位和课题资源占用学生成果，而学生为了顺利毕业往往不得不让渡署名权。硬性推行独作，表面上看切断了学术传承的纽带，实则是在保护青年学者的独立知识产权，倒逼其产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代表作。

事实上，在2026年一些人文社科期刊要求单独署名制之前，法学领域已有长达数年的实践，其成效与局限可为当下的争论提供参照。

2025年第3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国内125家法学学术期刊中，已有25家提倡单独署名，代表期刊包括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学研究》。这些期刊的署名政策表述涵盖从“提倡作者独立署名”“原则上不接受联合署名”到“拒绝师生合署”等多个梯度，但总体以“提倡”为主，与2026年《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仅支持独立署名”的硬性要求有明显区别。

上述研究对2010年-202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提倡单独署名确实减少了联合署名、有效治理了“挂名”乱象，但也使法学研究论文的合作率进一步低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法学研究变得更个体化、去合作化。

上述研究同时指出，提倡单独署名并未显著提升法学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换言之，“独作”模式在治理乱象的同时，未带来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提升。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末端的“一刀切”固然遏制了“挂名”等学术不端，却未能同步提升学术质量，反而可能抑制了跨学科、跨团队的实质性合作。

这可算是一个佐证——若仅从投稿规则入手而不触及科研评价与资源分配的深层结构，署名乱象或许会被暂时压制，但学术共同体应有的协作活力与创新动能，也可能随之流失。

学术评价体系如何改革？

中央层面对学术评价改革的布局已推进数年：从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等“五唯”顽疾，到科技部配套推出“破除唯论文”若干措施，再到2025年1月施行的《学位法》赋予改革以法律保障，首次将“实践成果答辩”与“学位论文答辩”并列为学位授权依据。

一系列顶层设计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框架：分类评价、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质量导向、长周期评价、学位授予多元路径等方向已然清晰。然而，从政策文本到落地实施，仍有相当距离。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院长苏金燕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指出，署名乱象贯穿科研全链条：上游课题申报依赖资深学者埋下“馈赠署名”隐患，中游智力贡献难量化导致“影子作者”，下游期刊审稿与评价“唯署名”弱化约束。她主张从立项去资历化、过程规范化记录、推行作者贡献声明、构建多元评价指标等方面系统治理，同时加强诚信教育与全生命周期惩戒预警。

在操作层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出了更具体建议，他从期刊、高校、制度和评价四个层面综合施策：一是期刊打造青年友好平台，二是高校推行导师组制度，弱化“一对一”强捆绑，三是制度上设立学生权益保护机构，四是评价上承认第一与通讯作者的同等贡献。他认为，只有从根源入手，才能真正解决署名乱象。

然而，制度设计能否真正落地，关键在于执行。马亮坦言，导师组制度虽非万灵药，但若能避免流于形式、真正运转起来，对人文社科博士生的成长是有空间的。他指出，人文学科研究自主性强，最适合独著——文史哲不像理工科需做实验，学生无需依附导师资源，若能获得多位导师指导而练就“十八般武艺”后以独立署名交出代表作，反而更合适，因此导师组制度在人文学科比理工科更可行。当然，这也需要逐步走出传统“师徒作坊”的路径依赖。换言之，推广导师组本质是打破单一导师对博士生学术资源的垄断，这也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更触及深层学术文化变革。

国际经验在技术层面同样值得借鉴。《自然》等国际顶刊已采用“贡献者角色分类法”（CRediT, 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将研究贡献细分为概念化、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写作、项目管理等14种角色，要求每位署名者明确自己在研究各环节的具体贡献，以厘清共同署名内部的贡献归属。

然而，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改革落地仍面临现实障碍。

马亮进一步表示，《学位法》引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为部分学科和实践导向的毕业生开辟了新通道。而对志在学界的毕业生而言，论文发表目前仍是衡量其研究能力的重要参照，用人标准整体趋严，博士后阶段亦然——这更多是职场维度的要求，而非学位本身的设定。即便学位环节完全取消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毕业生为提升求职竞争力，仍会主动投入论文发表。他认为，当前改革仍处于从“破”到“立”的过渡阶段，短期内署名困局的缓解，还需配套评价、用人、文化多条线同步推进。

正如前述新华网评论文章所言：要让论文署名回归学术本真，既要改变高校“唯论文、唯署名”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要破除期刊“唯资历”的选稿倾向，更要探索建立更为细化的署名规范。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