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这位县令亦精文学与医术，女儿书法诗词同样出众

道光年间的北方县城，知县衙门外常常是另一幅景象：一边是拖儿带女前来伸冤的百姓，一边是抱着药罐子排队问诊的病人。对许多小地方来说，一个知县，既是官，又是先生，还是大夫，日常的柴米油盐、诉讼争端、瘟疫灾荒，都压在这个人身上。

很多人听到这里，会下意识问一句：一个七品小官，能翻出多大浪花？张琦这一生，倒是给出了一份不那么寻常的答卷。

一、从常州书房，到北方县衙

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在顺天乡试中拔得头筹之一，成为顺天举人。照清代制度，这一步极为关键。举人不只是“读书人”的象征，更是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门票。从顺天考中举人，等于在京师的科场上被“点了名”，为后面补缺外放打下基础。

不过，举人到实缺知县，中间并不简单。许多同科举人终身徘徊在州县幕府，以为师爷、佐杂度日。张琦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道光三年，1823年，他被派往山东邹平县代理知县，很快又历任章丘、馆陶等地，一个县一个县地历练。

从江南水乡到华北平原，看上去只是地理位置的变换，背后却是治理难度的巨大差别。常州地力肥沃，河网密布；而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则多盐碱地，旱涝频仍，农业风险大得多。也正是在这种反差之中，张琦的另一面渐渐显露：他不是只会按照成例办案的“章程知县”，而是会动脑筋、敢动手的实干官。

有人说，他在山东任上时，便显示出对农政、地理特别敏感，留心水利沟渠、田地高下。到了河北馆陶，这些准备，就成了应对大灾的底气。

二、一场旱灾，把县令推到风口浪尖

道光五年，1825年前后，张琦调任河北馆陶知县。馆陶地处冀鲁交界，黄河古道附近，地势平坦却多盐碱，向来是种地不易的地方。刚到任不久，天灾就毫不客气地砸了下来。

那一年，连月不雨。麦苗先是发黄，随后大片枯死。再往后，偏又起了大风，风沙卷地，许多地方的苗子像被刀割一般趴倒。对于靠一季收成都要算计全家口粮的农户来说，这种打击太致命。庄稼没了，家中无粮，要么典当家什，要么挖草根树皮，忍到实在熬不过去，就难免走向极端。

馆陶县境内，很快出现了抢掠。最先动手的，往往也是灾民，只不过有人以此为机，聚众结伙，顺势袭仓夺粮。县城里人心惶惶，乡村更是风声鹤唳。

衙门里，师爷低声提醒：“大人，若不严办，恐难以服众。”张琦却问了一句：“抢的是谁的粮？”答曰：“多是屯粮大户之家。”他沉吟片刻，说了一句：“饿极之人，不足多责，借机肆虐者，才是真祸。”

他采取的路线，是一手安抚，一手肃清。对首要为盗、趁乱杀人者，依法严惩，迅速处置；对跟风抢掠、未伤人者，则多以责打、训示、登记造册等方式，从轻从宽。更关键的是，他派人暗访，查清县内囤积粮食的富户，对恶意抬价、拒不出粮者施以压力，有的罚银，有的强令以牌示众，要求“依价出粜”，不得趁火打劫。

不管祈雨是否真起了作用，灾情确实到了必须大规模赈济的地步。张琦上报灾情，申请赈粮，他在奏报中，没有弱化伤害，而是详细写明田亩受灾比例、人口缺粮情况，甚至估算每户可维持日数，数据偏“重”，但与实情相符。

粮食批下来了。他采取的办法，却在之后惹来了麻烦。

三、赈粮多发一点，竟成“罪状”

在清代的赈灾制度中，地方官能批到多少粮，如何发放，有一整套格式和定额。但到了实操层面，尺度的掌握全在主政者一念之间。有的官员为了保住乌纱，不敢多报灾情，不敢多发粮，宁肯看着百姓外流；也有人把赈粮当成功劳，宁愿囤着，等朝廷追问再慢慢拨付。

张琦的选择，有些“冒险”。他按照自己的统计和判断，将馆陶两个月的赈粮发放量拉得很高，基本把灾重地区该给的都给足了。一些建档的贫民，能连续领到数十日口粮。县衙门口，领粮的队伍排了好几里路，吵吵嚷嚷，却没有再爆发严重的哄抢。

问题是，馆陶的这份数字，和周边县一比，实在太显眼。邻县有官员私下抱怨：“同样的天，同样的地，怎么他那边灾就那么重？怎么就轮到他多要粮、多发粮？”有人按捺不住，向上呈报，说馆陶虚报灾情，夸大发粮，以求邀功。

朝廷接到这种交叉举报，不得不查。道光帝命相关衙门派员核实，查的重点很直接：一看灾田，二看人口，三看有无空名冒领。对馆陶这样的边县小地方来说，这种“天眼”式的追查，压力极大。

调查人员抵达时，张琦并没有躲避。他让县内里正、乡绅、老人一并到场，开口第一句很平静：“馆陶灾重与否，不在臣言，在田中麦穗，在人家锅灶。”随后陪同查验田亩，又让调查者独自走访乡村，不预先吹风。

后来呈报上去的结果，却把提出投诉的邻县官员“反将一军”。核实下来，馆陶确实受灾甚重，张琦所报数字略偏高，但在合理范围之内；而某些邻县，灾情不比馆陶轻，报上来的数字却明显偏低，有压灾情之嫌。道光帝在案卷上批示，褒奖张琦“恤民不避嫌”，对恶意投诉者则予以弹劾。

这场风波背后，其实能看出张琦的一个特点：他并不是不懂官场规则，相反，非常清楚什么叫“稳妥”，但他宁肯承担风险，也不愿在灾荒中把日子算得太紧。对他来说，百姓眼前能不能吃饱，比同僚是否会不满更要紧。

四、断两千案，不靠“翻旧账”

赈灾之外，张琦在馆陶还有一件事，让后人记得尤其清楚——整顿司法。

馆陶原本案牍繁多，乡里纠纷层出不穷。有的老百姓几十里路赶到县城，只为争一块地角、一堵墙根。旧案久拖不决，新案堆积如山。胥吏在中间“转一圈”，钱财便不知要添多少。这样的县，从上到下看都很头疼。

张琦到任后，对诉讼情况做了细致盘点。他发现，一部分案件确实复杂，需要耐心；但也有不少，是因旧案拖欠而引发新的争端，越积越多。要想彻底缓解，只能“下狠手”清积案。

道光五年至道光十二年前后，他在任上审理、结案两千余件。数字听上去很大，但更关键的一句是：这些案件后来没有出现被翻案的记录。也就是说，上级复核、重审时，没有发现明显错判，案件基本站得住脚。

想象一下当时的庭审情形。有人回忆，他断案时，常让双方分别叙述，不许多言旁及，然后按重点提问，不给诡辩的余地。对明显靠势财压人的一方，他会当庭喝斥：“有银则理明，无银则理曲，这等道理，如何立得？”被喝斥者不敢作声，堂下百姓心里却暗暗叫好。

有人曾在县城茶馆里打趣：“如今去告状，若没真理，还是别去见张青天。”另一个接话：“他又不姓包。”前者笑道：“姓张的青天，也管用。”这种半玩笑半赞叹的话，本身就说明了一点——民间对他的裁断，基本认可。

在清代，地方官的司法权虽然受制于层层上级，但在日常民事纠纷、轻刑案件上，知县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县的风气。有的县因官员软弱、偏听偏信，讼风愈演愈烈；馆陶在张琦任内，诉讼明显减轻，这一点，《清史稿》在“循吏”列传中也有肯定。

五、懂地理的县令，未竟的盐碱地改造

馆陶之所以灾荒频仍，根源还在于当地土壤和水利条件。在河北南部，不少地区地表盐分较高，一场大雨后，太阳一晒，地面便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庄稼根系受损，减产甚至绝收并不稀奇。

张琦并不是只把这看成“天意”。他早年研读地理、地理沿革，曾著《战国策·释地》，从古籍中推考地名、河道变化。这种兴趣，在别人眼里只是“考据癖”，到馆陶却成了实用之学。

他注意到，馆陶与周边一些村庄的地力差异，与沟渠分布、地势高下有明显关系。高地水易流走，盐分难上浮，低洼处则易积水，水退后盐分集中。为此，他提出了一套“沟防及区田”的设想：通过开挖、疏浚沟渠，防止洪水侵田，又可在适当时机引水洗盐；对田地则根据地势划区，因地制宜种植耐盐作物与一般作物，逐步改善土壤。

这类设想，并非凭空而来。在明清农政著作中，类似“洗盐”“开沟”的方法已有记载，只是推行难度大，需要相当的财力、人力和长远规划。张琦尝试与地方绅士商量，组织民工修治部分沟渠，试行区田之法。有村落据传在他指导下改种适应性较强的作物，取得了一定成效。

遗憾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3月2日，他在馆陶任上病逝。这一年，他的土地改良设想尚未全面展开。后来的县志偶有提及“某年某月修沟”之事，却很少再提最初规划者的名字。对张琦而言，这算是留下一段未竟之功。

六、县衙里的“医馆”，大疫中的一张药方

在许多地方志记载里，关于张琦还有一个细节，常被人提起：他会行医。

在馆陶任上，有一次大疫流行。史料虽未详细说明是什么疾病，但从描述的“发热、咳嗽、胸闷、多人染病”看，多半是呼吸道一类急性传染病。在那样医疗条件极为有限的年代，一场疫病足以令一个县人口锐减。

张琦没有把防病只当成巡抚、布政使的事。他在县城设局，腾出屋舍做临时“医馆”，请本地郎中共同坐诊，自己也参与其中。县役在外张贴告示，注明“贫民就诊不取诊金”。有人提出疑虑：“大人，官身坐诊，恐失体统。”他回答得很直：“民病不救，何体统可言？”

医者必有不治之症，但在那次大疫中，通过隔离重症、分诊、施药，以及对于饮食起居的基本指导，死亡人数据说较周边县明显减少。百姓对这位会把脉的知县，自然另眼相看。有老者回忆说：“张公之手，既执笔，又诊脉，世所罕见。”

从政绩角度看，这些“看病”的工作，在档案上并不会给他加多少分。但从实际影响看，却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对于亲眼看见县令站在药案后问询病情的穷苦人来说，“为官”与“救人”这两件事，在张琦身上是混在一起的。

七、书斋里的父亲，诗案前的女儿

如果说张琦在馆陶的这些表现，展现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知县，那么他在家中的另一面，则是一位颇为传统又不完全传统的父亲。

张琦的第三女张纶英，生于嘉庆三年，1789年，比父亲的仕途起步还早许多年就来到世上。她成年时，张琦正处于科场奋斗与地方任职的交替时期，家中书香浓厚，对子女的教育，自然以诗书为主。不同的是，在一般人家“男教出门，女教内务”的习惯之外，张琦显然对这个女儿另眼相看。

久而久之，张纶英的诗歌、书法，渐有自家面目。她所作诗，多感物抒怀，格律谨严，又不失灵动。《绿槐书屋诗稿》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题名“绿槐”，既有家中庭院的影子，又暗含“女居闺中，心怀天下”的微妙意味。

八、多重身份背后的价值与局限

把这些线索汇在一起，会发现张琦身上有一种典型的“清代中期儒官”特征：一人分饰多角，在官场制度的框架内，又竭力把自己的知识背景用在实际治理中。

换句话说，这些看似“杂学”的积累，到了基层治理现场，突然都变成了趁手的工具。县城里的大事小情，他手头总能拿出一套理由、一套办法。今年旱灾，要写折子向上求粮；明年讼案多，要面对面说服乡绅；后年大疫起，要开方抓药平抚人心。一个人的学问，分散来看似乎不成体系，但放在具体历史场景中，却构成了复杂问题的多方面应对。

当然，这种多重身份，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突破时代的边界。无论是土地改良方案，还是司法整顿，都受制于经费、人力、上级政策的诸多限制。盐碱地治理刚刚起步，他便病逝；馆陶之治虽有名，却也随着人去而散。地方官的能动性，再强也很难改变宏观结构。

不过，从清史编撰者的选择中，能看出当时官方对这类人物的评价。《清史稿·列传·循吏三》中，将张琦收入“循吏”一类。“循吏”二字，与那些以战功、政绩显赫著称的大员不同，它强调的是在本职范围内，能守法度、爱民生、勤恳务实的官员。没有惊天动地的事功，却在细水长流中留下了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