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意外，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了”，《给阿嬷的情书》里有一封侨批，是她8岁时写的

“祖母大人金安：哥嫂两位同鉴，在这新年春节，我对大人请安，并祝康健。孙读书考第二名，同时我等身体很好，望勿挂念！”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之际，74岁的谢映貂在电影片尾，看到了自己8岁时写下的稚嫩侨批。更早之前，侄孙在北京观影时发现这个“彩蛋”，消息辗转传到谢映貂耳中，让她十分意外：“60多年前我写了一封侨批，给阿嬷和哥嫂，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了。”

银幕中，“谢南枝”通过一封封侨批，以“郑木生”的名义，凭一己之力托举素未谋面的“叶淑柔”一家。银幕外，随父南渡的谢映貂也曾接力父亲谢南清，照拂留在汕头的哥哥谢昭璧一家，供后辈上大学。

留下的人守着土地、房屋、妻女，下南洋的人寄回钱款、食物和家书。一个家庭被分散成地图上的几个点，一封封侨批连起跨越山海的线。直至近半个世纪后，2004年，谢映貂与哥哥谢昭璧终于在厦门见面。7月3日，南都N视频记者来到汕头，找到了谢映貂的侄子、侄孙女，探访汕头侨批文物馆，记录电影“彩蛋”背后一个潮汕家庭的往事。

谢映貂观看《给阿嬷的情书》。受访者供图

为讨生活下南洋

1935年，30岁的谢南清独自踏上了南渡的船，在他身后是留守家乡的妻子和儿子。穿过一周左右的风浪，他抵达了新加坡——他的父亲谢逢记的经商地。

谢南清是谢家下南洋的第二代。1905年，父亲谢逢记从厦门登船去了新加坡。那时，谢南清刚刚满月。

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天灾战祸频繁，迫使一代代潮汕人将目光投向海洋。自清朝开放海禁后，无数潮汕百姓为谋生计，从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出洋），前往东南亚等地。

据《汕头海关志》统计，自1864年至1911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

谢逢记一去14年，没有音信。他的妻子不识字，想不出别的办法，就把潮州歌册上的字一个一个剪下来，拼贴成一封特殊的“家书”，托水客辗转带到新加坡。这封用歌册碎片拼成的信，竟然真的找到了谢逢记。

谢南清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新加坡后，在克拉码头开了一间店铺，售卖鱿鱼、洋参等干果海味。

店铺处于返乡华侨的必经之地。“对于在新加坡打拼的华人华侨来说，回中国是一件大事。潮汕人会在店里面买一些补品、海参之类的。”谢南清的孙子谢龙波说道。

站稳脚跟后，谢南清寄往家中的侨批也变得稳定。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点、多寄一些钱，侨批每隔半个月就会抵达家中。

女儿谢映貂出生后几年——大约在1956年，谢南清决定把妻子和女儿接过去。为什么把儿子谢昭璧留在了老家？

谢龙波向南都记者解释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老一代人讲究‘在老家留一个根’，家里必须有人，这样在外再远也能找回来。另一方面，当时新加坡有规定，只能让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过去生活，我的父亲谢昭璧当时已经成年。”

下南洋之前的家族合影，谢映貂被抱在怀中。受访者供图

出发那天，谢映貂被母亲抱在怀里，前来送行的是她的祖母和比她大19岁的哥哥谢昭璧。谢昭璧曾和妻子照顾妹妹两三年，他后来告诉儿子谢龙波，姑姑谢映貂从小就像一只百灵鸟，“两三岁就能唱儿歌，很漂亮”。

船开了，谢映貂还不知道，她再见到哥哥将是近半个世纪后。

“被侨批养大的一代”

在潮汕地区，人们把“信”称为“批”。侨批，也称“银信”，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书信及汇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新加坡的侨批托举着谢昭璧一家挺过困难的日子。

1961年，谢昭璧的第一个儿子谢梅波降生。1964年，第二个孩子谢龙波出生在广东揭阳，他和妻子一共有四个孩子。

谢龙波从小就知道，爷爷、奶奶、姑姑在南洋。“我们是被侨批养大的一代。”谢龙波对南都记者说，他记得五六岁那年，正在村里的晒谷埕帮忙晒稻谷，远远看到批脚（投递员）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跑着去告诉妈妈‘阿公来了’”。

祖父谢南清会在信中询问：“孙儿伶俐乎？”“今冬（指收成）情如何？”“外祖母诞辰，未知儿尔曾否办礼往祝寿乎？”每一封信，都带着跨越山海的牵挂。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谢映貂。受访者供图

姑姑谢映貂渐渐长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来往寄送的全家福中。“姑姑很漂亮，是我们的偶像。”谢龙波说，姑姑擅长画画，数学方面也有特长，毕业后进入酒楼从事财会方面的工作。

谢龙波记得，1972年，爷爷谢南清回来给太奶奶过90岁生日，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一卡车行李——自行车、缝纫机、两块梅花牌手表，还有洗衣粉、猪油、饼干、咖啡、阿华田。“当时手表有日期显示，有人上门收购，能卖500元。”

谢龙波第一次喝到咖啡，就是爷爷带回来的。“阿华田也很香甜，我之前从没尝过这种饮料，至今难忘。”

后来，看到父亲谢南清年事已高，合伙生意渐渐关门谢客，已经工作的谢映貂接过了资助家乡的担子。

1978年，谢梅波考上大学。“我老爸告诉我，大侄儿都上大学了，很难得。你可不可以寄一些钱帮他学习？”谢映貂后来回忆，“我说行，学习很好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不能放弃。”

20多岁的谢映貂每个月给侄子谢梅波寄去20元。那时候，谢梅波在大学里每月的生活补助是18.8元：“很多人都是靠它生活，姑姑给我寄了20元，我有时候还能省点钱当作回家的路费。”

四年间，谢映貂每个月都寄钱回家，后来谢龙波读大学，已经毕业工作的谢梅波也接过这个传统，继续供弟弟读书。

谢梅波说，“一代传一代，阿公影响了姑姑，姑姑也影响了我。”

近半世纪的拥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谢南清在新加坡的生意遇到了困难。他租用的店铺被政府拆迁，不再经商。

他开始在侨批中暗示“行情不好”，希望家里能够自力更生。后来，他甚至明确写信说，以后侨批会减少，只在四大节日的时候寄。

而潮汕情况同样艰难。谢梅波记得，家乡经济状况不好，“很穷，家里因为有华侨还能吃上稀饭，周边好多人都吃不饱” 。

“有时候，老一辈会觉得下南洋就是金山银山，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谢龙波记得那时父亲写信，两边都不容易，但彼此并不完全理解对方的处境。

更大的分歧来自老人“落叶归根”的愿望。晚年的谢南清想回到潮汕老家，但谢映貂坚决不同意，她刚结婚，二十出头。“国内当时还在用煤油灯，生活环境和新加坡差太远。”谢龙波的女儿谢嘉琳告诉南都记者，姑奶奶谢映貂写了很长一封信，“她担心父亲谢南清回来受苦，在侨批里写了很多信劝哥哥，不要让父母回来”。

还有一些亲戚间的琐事——有人“太贪心，总想多要东西”。传闻和闲话在两边传来传去，加深了隔阂。那几年里，谢映貂和家人回来中国旅游也会刻意避开亲戚。

1982年，谢梅波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984年，他出差到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了姑姑：“非常激动，毕竟资助了我四年大学，第一次见面很亲切。”

1986年，谢龙波也毕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他开始通过电话和信件，慢慢化解父亲和姑姑之间的误会，并告诉姑姑：“改革开放了，只要努力就能过好，不用像以前那样。”

2004年，谢映貂终于下定决心回来。

2004年，谢映貂（右）与家人重逢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阔别48年，一在厦门见面，谢昭璧就认出了妹妹，两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所有的误会，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谢映貂后来每隔几年就回来一次，还带孙女、外孙女来。每次来，都会去汕头侨批文物馆看看。

“看到侄儿们、乡亲们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谢映貂说道。

“后来才知点滴都不易”

2004年，谢嘉琳跟随家人一起去厦门接姑奶奶谢映貂。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只在照片和电话里听过的人。有别于谢龙波、谢梅波记忆中“亲切、热情”的印象，提起谢映貂，谢嘉琳对她的印象是“独立”。

谢嘉琳向南都记者回忆，姑奶奶谢映貂带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一个大沙拉碗和沙拉勺，“那时候汕头西餐厅都很少”，还有宝格丽香水和首饰，送给谢嘉琳的母亲。

谢嘉琳说，姑奶奶和家人用潮汕话沟通，偶尔遇到一些外来英语词，想不起来潮汕话的表达，就用翻译机翻译，或者用潮汕话简单解释。

后来，谢嘉琳离开汕头前往英国求学。谢映貂还按照家里的习惯，给她包了红包表达祝福。

2017年，谢龙波陪同父亲谢昭璧，把家中珍藏的368封家族侨批和其他涉侨文物资料近500件，无偿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据当地介绍，这批侨批开创了文物馆受赠的多项先例：一次性捐赠数量最多、寄批时间持续长、绝大部分封信配套完整、品相完好。

谢嘉琳告诉南都记者，“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寄猪肉、空盒子，后来才知道点滴都不容易。从一家侨批能看到那么多华侨家庭的缩影和中国的发展。”

2026年夏天，《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上映。在新加坡，74岁的谢映貂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影片中关于侨批、祖辈的故事。“淑柔”用潮汕话念那些寄回来的情书——“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谢映貂8岁时写给阿嬷的家书，存放于汕头侨批文物馆。南都N视频记者 李思涵 摄

故事落幕，银幕上出现谢映貂8岁时写下的那封稚嫩家书。这是谢家现存的第一封由第三代写下的侨批。

1960年，她在华文学校考了第二名，拿到奖学金。在父亲谢南清的指导下，她用铅笔写下了人生第一封侨批——“祖母大人金安：哥嫂两位同鉴，在这新年春节，我对大人请安，并祝康健。孙读书考第二名，同时我等身体很好，望勿挂念，顺此告知并请金安！”

谢映貂回忆，“我进了小学，第一年就拿到奖金，我就想着，不如把奖金寄给阿嬷，让她开心。”

1990年10月23日，她写下谢家目前保存的最后一封侨批：“我已抵马来，一切顺利。不过日前血路有些阻塞，幸有好转，免介。附上人民币两百元，并问近好。姑书。”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出品：南都即时

监制：王佳

统筹：向雪妮 韦娟明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李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