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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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廖焕星

廖焕星（1895-1964），原名廖仁衡，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犁平村人，中共早期党员，革命活动家。

1917年，廖焕星为十月革命运动所震动，与恽代英创办了武昌“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当时最早在长江中上游提倡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之一。

1918年1月，在衡阳新城镇紫云庵成立了“新城端风团”，创办出版了《端风》杂志。“新城端风团”是湘南成立最早的进步组织，《端风》杂志是湘南最早的进步刊物，廖焕星是最早在衡阳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衡阳人。

1922年春，廖焕星在长沙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廖焕星前往欧洲勤工俭学。1922年9月到柏林后，即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共旅德支部的会议。廖焕星协助周恩来组织中共旅德支部。朱德在旅德支部学习工作时候，积极支持朱德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左派。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廖焕星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当研究员、苏共中央马恩学院东方研究室任研究员、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救国时报》编辑。

1938年因苏联肃反扩大化，与李立三同时蒙冤被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强迫劳改，后在流放劳改中伤腿致残。1949年4月26日被宣布“无任何罪过，释放至原处”。廖焕星回国时，苏联当局给廖焕星的出国证明上才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是坚毅忠诚的共产党人”。

1951年9月16日，廖焕星回到了阔别30年的祖国。刘少奇同志亲自批示恢复其中共党籍，并安排到中央高级马列学院任研究员，协助校长杨献珍主持学院工作。廖焕星因劳成疾于1964年病故，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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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一九五三年）

廖焕星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是党内的最早的组织之一。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聂菜臻同志、李富春同志、傅钟同志、蔡畅同志等就与它有历史联系。此外，为人民事业北荣牺牲的先烈，如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王若飞同志、熊雄同志，孙炳文同志以及其他成百的烈士，也是与它有关系的。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于一九二二年，终止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它有完整的历史：有前史—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活动；有后史——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

当第一次世界大被发生后，北洋军阀段祺瑞，以参加帝国主义践争为名，而行无耻卖国投靠帝国主义之实。梁土治更以参战之名，驱使十多万同胞，徒手地在东西欧战场上的最前线，替英、法、俄三帝国主义当炮灰。大战结束后，参战生还者寥寥无几，留在法国工厂，做工者仅干余人。法帝国主义训奴李石曾勾通法资本家，想在勤工俭学的美名下，再送給法国资本家以大批工厂奴隶。当时国内有志青年，为十月革命炮声所惊醒，正欲乘机脱离本国的黑暗教育，到法国去体会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学习欧洲的工人运动（毛主席当时对勤工俭学运动亦甚赞助提倡），因之，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前往。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先进的革命青年。

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有三个特殊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同志，其一，蔡和森同志以全家（母、妹—一蔡畅同志、妻一一向警予同志）赴法勤工俭学；其二，何长工同志年龄最轻—一十九岁，而出国最早——一九一九年头一批从长辛店预备学校出发；其三，徐特立同志以四十三岁的年龄，湖南教育界前辈的资格，曾任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身份，赴法勤工俭学。这些革俞志士到法后，以其锐敏的理解能力，马上识破了李石曾、陆征祥辈服务法国资本家的勾当。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组织了“工学互助社”，提倡走工人阶级革命的路线，以“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三个口号争取解决当时的紧迫问题。法帝国主义奴才李石曾等复假借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捐募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但大学成立后，李石曾等竟不顾在法国流离失所的穷苦学生，却从国内运来一大批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纨袴子弟。于是蔡和森同志、李立三同志号召无条件入学，进行占领校舍的斗争。一九二一年秋，一百零四个人组成的入校先锋队，被李石曾勾结的法国警察所包围，加以赤党罪名，强迫送回中国。

但救国与求学的斗争，在赵世炎同志、王若飞同志等领导下仍继续进行。一九二一年底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共中央建立关系。一九二二年七月底我得中央许可赴德学习工人运动时，中央给了我两封介绍信：一封致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赵世炎同志。另一封给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张崧年。我由马赛直达柏林，未能去巴黎见赵世炎同志。到柏林后，即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共旅德支部的会议。

到会的人有：周恩来同志、熊雄同志、熊锐同志（二人都于“四一二”后在广州牺牲），王圭、刘清杨、张崧年及我。会议选举周恩来同志出席巴黎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旅欧总支部由三个支部组成：（一）旅法支部，（二）旅德支部，（三）旅比支部。旅比支部在比国工业城霞洛瓦，有聂荣臻同志、刘伯坚同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牺牲）、江泽民（党明）同志、熊味根同志等十余人。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选出周恩来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等为委员，决定出版一种党内学习与教育性质的刊物，名叫《少年》报（即共产少年之意，比后来出版的《赤光》本子大得多，系红色封面，曾出过好几期才停刊的，主要是延年同志在世炎同志住屋之楼下每天负责写蜡版油印印刷）。在第二期的《少年》报上，恩来同志还写过一篇讲解共产主义常识的论文。恩来同志回德作报告后，才参加巴黎的总支部委员会工作。

旅欧总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同志领导之下，发动了两个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一）理论学习的运动；（二）扑灭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影响的运动。一九二三年《赤光》出版了。《赤光》一出现，《醒狮》（国家主义派机关报）就垮下去了。

华工与勤工俭学学生都变为《赤北》的读者。《赤光》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立，远胜于《醒狮》曾琦李璜辈徒以克列孟梭（当时法国的专政者）为祖宗的狂吠。当时每逢休息时（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恩来同志便在巴黎底拉丁区（大学区）和近郊比央古（工厂区、华工、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中演说，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违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或面斥曾、李（恩来同志总是与曾、李对辩，或是邀他们参加我们召集的会，或恩来同志参加他们召集的会），听众鼓掌之声震屋。富有说服力的恩来同志的每次演说都遍传巴黎，比央古、蒙达尼的中国工人和勤工俭学学生中。结果，争取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我们得到了完全胜利，中共旅法支部成为中国人的群众党，所有进步分子都围绕在中共旅法支部的周围。

一九二三年六月，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又增加了邓小平同志。出版机关报《赤光》以代《少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赤光》自出版以来，便成为小组、支部讨论的资料，实是旅欧支部法、比、德三国同志学习理论的刊物。《赤光》虽为油印，而字迹清晰，装订简雅，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劳动，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同时，支部又有计划地派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第一批经柏林往莫斯科，内申有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陈乔年同志，熊雄同志等十余人，恩来同志亲自伴送到柏林，办理至莫斯科的手续。同年十一月间，又派送第二批，内有聂荣臻同志、王若飞同志、刘伯坚同志、李俊杰（卓然）同志等十余人，这次恩来同志与我同由巴黎伴送至柏林，办理赴莫斯科手续。从此次起，由法、比、英，美经过柏林赴莫斯科的同志，不住旅馆，而分住在柏林无产阶级中心红色卫订格（我在柏林时，长期住在此区，并长期参加此区的德共生活）的工人党员家中，极受他们的热情招待。五卅事变后，我留法、比、美等国的同志们，不断地被法，比。美等国政府驱逐出境，他们都经过柏林往莫斯科。这些同志的旅费当时大都很成问题，在这里我应该指出皮克同志（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对中国同志的关注。他那时做德国红色救济会主席。只要中国同志请求探助，他是有求必应的。所以中国同志由柏林至莫斯科的途中从没有感受过困难。这样由法、比、美经柏林至莫斯科的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旅法支部的工作是深入群众的，我们的党也是群众的党。

旅法的中国侨民群众，当时有华工、勤工俭学学生、有温州的小贩（以青田人为主，几布满全欧）。被派遣到莫斯科学习的勤工俭学学生固占绝大多数，但亦有华工的代表，如王西屏（温州人），如戴奎元，如与李富春同志、蔡畅同志，郭隆真同志一同经过柏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华工中最优秀的马志远同志。马志远同志于抗日战争中在高阳牺牲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旅欧总支部曾派遣几批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当时的国民党员。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四年应黄埔军官学校国民党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电请任政治部主任回国。继之为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有李富春同志、傅钟同志、肖朴生同志（任红色教济会工作时牺牲）、陈微明（沙可夫）同志。他们走后，旅欧总支部亦结束了。以后旅法、旅德的同志便在法共、德共中创立中国语言组。法共中国语言组曾大力帮助吴玉章同志办理 《救国时报》。被法国政府驱逐而往莫斯科的同志，杨秀峰同志是最后一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因纸币膨胀，马克跌价，有大批的俭学生来德（有些留法勤工俭学生转到德国做俭学生）。

朱德同志到德后，马上就团结俭学学生中的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旅德支部，形成三个小组：（一）柏林小组，有邢萍舟（西萍。徐冰）同志，资道焜同志（“九一八”后，死难于满洲）、谢唯进（用常）同志、章伯钧及我等十余人；（二）格廷根（德大学城）小组，有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四一二”后在上海牺牲）、阚俊民（刘鼎）同志、武兆镐同志等九人；（三）法兰克福小组，有潘芳同志、李季等三人。在党的生活中，曾进行过思想斗争，反对过当时有托派思想后来堕落为托派的李季（他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拒绝在国民党中工作），反对过个人宗派主义的张崧年。

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一九二四年初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粉碎了反革命反民族统一战线的罗家伦的破坏行动（他当时在柏林。他宣传“国民党已是腐死尸，不能救国，要么就加入共产党”一类“左”的词句），使国民党组织成为当时在德侨民中群众的党；同时也将素为官费生少爷公子们把持的留德学生会变为我们的群众组织，变成我们的武器。孙中山先生逝世时，我们在柏林举行一次中国人的空前大游行，我们队伍由康德大街留学生会会所直到波茨坦广场的追悼会场（邓演达领队），苏联驻德大使曾到会致悼词。

五卅事变起，包办远东消息的英帝国主义的路透社，大肆诬蔑宣传，谓五卅的反帝运动是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是义利团的再版，为再次组织八国联军作张本。旅德支部在朱德同去领导下，马上用留德学生会的名义，函致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五卅运动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自卫的。次日柏林全体德国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出，及时地打击了路透社的诬蔑。

接着，德国共产党以不许侵犯中国为号召，在全德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中国大会。德国大学生在柏林大学带头举行这样的大会，中国留学生亦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柏林警察总监下令将参加大会的中国人全体逮捕，囚禁在亚历山大广场的单人囚房中。朱德同志和我们就在铁窗下吃了两日的黑咖啡黑面包。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政府本欲加我们以红党罪名驱逐出境来媚英。因全德工人坚决反对，柏林资产阶级的报纸如《德意志普通报》、《柏林日报》、《浮西日报》斥责这种行动为失策，柏林警察当局乃不得不向我们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而请我们返寓。以后我们在德国各大城市出席群众大会作报告，社会民主党警察再也不敢惊动我们了，只指使它的机关报信口诬蔑，说报告者不是中国代表，是台尔曼使柏林德国青年乔装的。留德学生会发行一种“英帝暴行与中国民族反不平等条约斗争”小册子作广泛宣传，国际工人数济会进行组织工作，一九二六年内，全世界都有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的组织，并派人到中国慰问和调查。这样，就打下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革命大会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朱德同志号召同志们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就在这年秋，他率领十余革命志士离德经莫斯科回祖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旅德支部转交为德共中国语言组。廖承志，王炳南同志相继为语言组的领导者。廖承志同志尽力于中国海员工会运动，使中国海员受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会的领导。欧洲有大批中国海员，集中在英国利物浦，荷兰鹿特丹，德国汉堡。他们绝大多数为广东人，有会馆，有道地的中国茶馆酒店（鹿特丹最标准），极关怀祖国。廖承志同志团结他们，组织他们于海员工会内，并为他们出了一种刊物作宣传。王炳南同志作领导工作时，已是“九一八”后，他办了《明星》杂志，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谢唯进同志则结合一些热诚的国际主义者，到西班牙参加国际义勇军，捍卫西班牙人民共和国，与德意法西斯傀偏佛朗哥作殊死战。这就是旅德支部的始末。

在英国，从来就没有过中国党的支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曾由旅欧总支部介绍一位在英国学陆军的广东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才有英共中国语言组。

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英共中国语言组曾出版过宣传反蒋抗目统一战线的杂志《解放》。一九三四年五一节，英共派遣一组中国同志到莫斯科观礼，内有《解放》主编人于炳然同志。
美国也从没有过中国党的支部。美共中国语言组，是在冀朝鼎同志参加布鲁塞尔反帝反殖民地压迫大会，与旅欧总支部发生联系回美后，才与施晃同志（保定师范暴动的组织者，事败后牺牲）、徐永瑛同志组织起来的。一九二七年美共派遣一批中国同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上学，章汉夫（谢启泰）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它又派遣施晃同志、刘伯唐同志（一九三二年日寇占领上海时，日寇在其寓所搜获一些反日文件，他英勇牺牲了）、罗声宜同志、冀 鼎同志，后来还有三批被美政府驱逐由美共介绍到莫斯科的同志。美共中国语言组有两个工会组织：洗衣馆工会，餐馆工会。依靠这两个工会，它曾在“九一八”时期创办铅印的《结锋报》，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又协助饶激石办理《救国时报》。日美战争开始它就出版《华侨日报》。

中共旅欧总支部，在我党的发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集合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留德俭学学生中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它训练了这些分子成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它与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反人民分子作过残酷的斗争，它给我国革命作了广大的国际宣传，它在民族问题上给予德法英的工贼、社会主义叛徒的社会民主党、工党领袖们，以坚决的打击。它获得这些成绩，荣誉应属于它的创始人、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赵世炎同志等人。

（摘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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