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办证被卡7次，我穿便装坐三轮去大厅，当局长面拨通县长电话

七次卡壳

大舅办证被卡七次，我穿便装坐三轮去大厅，

当局长面拨通县长电话：“李叔，您侄子的证办不下来。”

三轮车在政务大厅台阶前刹住时，后轮还在惯性地往前蹭了半圈。我从车斗里站起来，左腿麻得跟针扎似的，扶着生锈的扶手跳下车，裤腿上沾了块黄泥。蹬车的老周操着本地口音问要不要等，我摆摆手，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递过去，他没找零，一蹬踏板就拐进了巷子，车轱辘碾过碎石子，嘎吱嘎吱响。

政务大厅是去年新修的，玻璃门擦得跟镜子似的，映出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领口有点卷。正门口两盆铁树修剪得齐齐整整，像两排站岗的兵。我推开左边那扇门，冷气扑面而来，比外头菜市场那股混着鱼腥和炸油条的味道清爽多了。大厅里人不少，取号机前排着队，椅子上的坐满了人，有的低头玩手机，有的抱着一摞文件发呆。墙上的电子屏滚动着红色的叫号信息，偶尔有一两声“请A032号到三号窗口”的电子女声响起来，在大理石地面上弹几下，被嘈杂的人声吞没。

我在取号机上按了一下，吐出来的小纸条上写着B047。我攥着纸条看了看四周，角落里有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人正靠在柱子上打哈欠，柜台后面坐了七八个工作人员，蓝色的制服，胸牌亮晶晶的，脸上表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那种“你问我我问谁”的淡漠。我找了张空椅子坐下，把那张纸条翻来覆去地折了几下。

大舅的营业执照卡在最后一道审批上，这是第七次了。

头一回，说材料不全，缺一份场地使用证明。大舅跑了一趟街道办，开了证明送过去。第二回，说证明上的章不对，要盖圆形的那种，不能是椭圆。第三回，说场地面积跟申报的不符，差了零点几个平方。大舅找人重新量了面积，改了表格。第四回，说经营范围要写得更具体，“副食”不行，得写“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第五回，说身份证复印件模糊，重新印。第六回，说法人签字跟备案的不一致，大舅当着窗口的面签了七八遍，最后那人说“行了行了就这个吧”。然后第七回，也就是上周，说系统里卡住了，让回去等通知。

大舅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在城东那条老街上开了十几年小卖部，门脸不大，但街坊邻居谁家缺个酱油少个盐都去他那儿。前阵子说是要统一换证，不换就得关门。大舅攒了一辈子钱刚给表弟付了首付，要是指望那间小卖部真关了，他嘴上不说，心里得剜肉。

我盯着电子屏上跳跃的号码，B021，B022，B023。身边的人换了三四拨，有个抱孩子的女人排到了号，急匆匆往柜台跑，孩子手里的饼干掉在地上，碎成几瓣，她也没顾上捡。空气里一股打印机的墨粉味儿混着中央空调的凉风，吹得人鼻尖发干。

“B047，请到八号窗口。”

我站起来，腿还有点麻，走了两步才缓过来。八号窗口在靠里的位置，柜台后面坐了个年轻姑娘，马尾辫扎得高高的，面前摆着个“暂停服务”的牌子，正对着电脑屏幕噼里啪啦打字。我站到窗口前，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打字。

“办什么？”她问，语气像是从鼻子眼儿里挤出来的。

“换营业执照，城东人民路137号，赵建国的。”

她伸手接过我递进去的材料，翻了两页，皱了下眉：“你这上面缺个章。”

“什么章？”

“环保的。食品经营得先过环保审批，你不知道？”

我说：“上次来没说缺这个。”

“上次是上次，”她把材料往柜台上一推，“现在新规定，你去找环保局补个章再来。”

我盯着那叠材料，手指按在柜台上，大理石台面冰凉。我说：“这个证我跑七趟了，每回都说缺东西，能不能麻烦您一次性给我列齐了？”

她抬眼，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我说了，缺环保章，别的你先不用管，把这个弄好了再说。”

“那我找谁办？”

“环保局，出门左转，那条街走到头。”

我没动。她也不催，低头继续打字，键盘敲得嗒嗒响。我站在那儿，后腰抵着柜台边缘，手指慢慢攥起来。这时候旁边六号窗口有人吵起来了，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是刁难人”，里面坐着的人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转身走了。保安从那根柱子底下慢悠悠走过来，站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

我低头把材料收回来，一张一张捋平了，装进那个磨得边角发白的牛皮纸袋里。然后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往下划。

“李叔”两个字在屏幕上停了一下。李叔大名叫李建国，跟我爸是战友，转业后从乡镇干起，一路干到县长的位置上。我们家跟他家逢年过节也走动，但这几年我刻意避着，总觉得老找人家帮忙不是个事儿。

我摁了一下拨号键，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响了四五声，那边接了。

“喂？”声音有点沙哑，像刚从午睡里醒过来。

“李叔，我小远。”

“哦，小远啊，”那边清了清嗓子，“怎么了？”

我笑了一下，声音不大，刚好能让柜台里那姑娘听见：“李叔，我在政务大厅呢，给我舅办营业执照。人家说缺个环保章，我跑七趟了，这回您能不能跟底下打个招呼，该什么手续我办什么手续，别让底下人一趟趟遛我？”

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李叔说：“你把电话给窗口的人。”

我举起手机，从窗口下面递过去。那姑娘愣住了，看着手机，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我说：“县长让你接。”

她的手悬在半空，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旁边七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探头看了一眼，六号窗口那个刚吵完架的男人也转过头来。空气好像忽然凝固了，连电子屏的叫号声都显得远了。

姑娘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嘎——”的一声。她转身往后走，步子有点急，高跟鞋在大理石上敲出一连串嗒嗒嗒的响。半分钟不到，从后面走廊里走出来一个人，中年男人，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梳得很整齐，胸前别着工作牌，上面写着“局长 王建新”。

他走过来的时候脸上是挂着笑的，那种标准的、训练有素的微笑。他朝我点点头，伸出手：“你好你好，我是王建新，有什么问题我们慢慢说。”

我没握他的手，把手机又往前递了递：“王局长，县长的电话，还没挂。”

王建新的笑容僵了那么零点几秒。他接过手机，侧身走到旁边，背对着我，一只手捂着话筒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大厅里安静了很多，好几双眼睛往这边瞟。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刚从柜台办完事出来，孩子在她怀里扭来扭去，她一边哄一边扭头看我。

大概过了两分钟，王建新转回身，把手机还给我，脸上的笑比刚才自然了些，眼角还多出几条褶子：“小赵是吧？你看这事儿闹的，底下人业务不熟，没跟你说清楚。环保那块我们内部流转就行，不用你跑。来，你把材料给我，我让综合科的人直接给你办。”

他朝旁边招了招手，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小跑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牛皮纸袋。王建新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温热，带着一股洗手液的味道：“你放心，今天一定给你办下来。”

我收回手机，屏幕还亮着，通话时长三分四十二秒。我摁了挂断，把手机揣回兜里。

“那就麻烦王局长了。”我说。

“不麻烦不麻烦，”他摆摆手，又朝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小刘，去给倒杯茶，让同志坐那儿等一会儿。”

我没去坐。我站在八号窗口旁边，看那个叫小刘的年轻人抱着材料进了后面的办公室。大厅里的电子屏还在跳着号码，B051，B052。刚才打哈欠的保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直了，眼睛盯着我这边。六号窗口那个穿工装的男人朝我竖了一下大拇指，我没回应，只是点了点头。

等了大概二十来分钟，小刘从后面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营业执照，塑料封皮亮锃锃的，右上角还贴着张防伪标签。他双手递给我，说：“办好了，赵建国的，你核对一下信息。”

我接过来看了看，名字、地址、经营范围，都对。右下角盖着鲜红的章，圆形的，正中间一颗五角星。

“谢谢。”我说。

王建新又过来了，这回手里端着一杯纸杯装的热茶，塞到我手里：“喝口茶歇歇，大热天的跑一趟不容易。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小刘，别自己来回跑了。”

纸杯烫手，我换了个手端着，笑了笑：“行，谢谢王局长。那我先走了。”

“慢走慢走，”他一路把我送到大厅门口，亲手给我推开门，外头的热浪扑进来，跟里头空调的凉气撞在一起，激得人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空常来指导工作。”

我走出去，玻璃门在身后合上，发出沉闷的一声“砰”。台阶下面空荡荡的，老周的三轮车早没影了。我站在那儿，把营业执照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折起来塞进夹克内兜里，贴着胸口那块。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柏油路面发软。我沿着台阶走下去，走了十几步，听见身后门又开了，一个人急匆匆跑下来，是刚才那个保安。他追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到我手里，有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刚才那个蹬三轮的老周让我给你的，说你忘了拿找零，他等了你一会儿，后来有活儿先走了。”

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纸币上还带着保安手心的汗。

“谢谢。”我说。

保安摆摆手跑回去了。我站在路边，把十块钱展平了，对折，再对折，塞进另一个兜里。街对面的炸油条摊还在冒着烟，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举着根油条边走边啃，嘴角沾着油光。

我掏出手机，想给大舅打个电话告诉他证办下来了，翻了翻通讯录，又摁灭了屏幕。还是直接去店里找他吧，他那个小卖部门口有棵老槐树，这个点儿他应该正坐在树荫底下摇蒲扇呢。

我拦了辆路过的三轮车，蹬车的是个戴草帽的老头，问我上哪儿，我说城东人民路，他说五块。我跳上车斗，车板上的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三轮车晃悠悠地拐上了大路，风从耳边刮过去，带着一股汽油味和扬起的尘土。

我从内兜里摸出那个营业执照，塑料封皮还是烫的。我把它举到眼前，透过透明的封皮看着那几个黑体字，红色的章在太阳底下格外醒目。

三轮车拐了个弯，政务大厅那栋玻璃楼在后视镜里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一个亮闪闪的小点儿，被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遮住了。

我攥着营业执照，攥了一会儿，又把它轻轻放回兜里，手掌贴在外面，隔着夹克的布料，能摸到硬硬的边角。

路边有个卖西瓜的拖拉机，车斗里堆满了绿皮大西瓜，一个光膀子的汉子拿着把长刀在那儿切瓜，红瓤黑籽，汁水淌了一案板。三轮车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那股甜丝丝的味儿钻进鼻子里。

我忽然觉得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