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乌克兰战争引发外界对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卷土重来的担忧。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段暴力犯罪横行、法治失序的时期，被称为“狂野的90年代”。有组织犯罪迅速蔓延，帮派控制了银行、工厂和其他高利润市场。雇人实施暴力犯罪、枪击和汽车爆炸袭击一度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外界担心，乌克兰战争可能催生类似局面。随着俄罗斯军人以及以服兵役换取赦免的前罪犯从前线返回，这种风险正受到更多关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兴盛，背后有多重条件。苏联解体后，国家机构薄弱、经济动荡以及大规模私有化，共同造成了治理真空。
牛津大学犯罪学家费代里科·瓦雷泽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国家无力覆盖或缺位的领域，犯罪集团会介入，提供“私人保护”。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合同执行、追讨债务以及商业场所的人身安全保障。
社会学家瓦季姆·沃尔科夫则描述了“暴力企业家”的崛起：在法律制度几乎崩溃的环境中，强制力被商品化。俄罗斯的严重暴力犯罪率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1990年至1994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以上，峰值超过每10万人33起，使俄罗斯的相关犯罪率跻身全球最高之列。
当代俄罗斯则呈现出不同面貌。自弗拉基米尔·普京1999年上台以来，俄罗斯国家权力不断巩固。普京迅速扩张国家安全机构，同时重新加强了对犯罪网络的控制。
在许多情况下，有组织犯罪已经被纳入治理体系，与国家的政治或战略利益形成配合。例如，犯罪网络通过平行贸易路线运输受限制商品，并借助第三国中介网络获取受制裁技术，从而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
强化这一转变。乌克兰战争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近年的转变。自战争爆发以来，西方不断扩大对俄制裁，这为非法贸易和走私网络创造了更多机会。但更重要的后果，来自大规模军队复员所伴随的社会和安全挑战。
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动员数十万军人，其中包括多达18万名前罪犯。许多人长期处于战斗环境之中。服兵役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犯罪，因此如果断言所有返乡老兵都可能成为罪犯，并不准确。
不过，哥伦比亚、塞拉利昂、柬埔寨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战后社会的经验显示，如果复员管理不善，犯罪市场的结构可能被重塑。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研究一再表明，失业、心理创伤和制度支持薄弱，会为犯罪集团招募前战斗人员创造机会。
军旅经历带给士兵的，也不只是战场经验，还包括后勤、情报收集和网络管理等组织能力。这些技能都可以转移到当代有组织犯罪中。在现代有组织犯罪环境下，传统的敲诈勒索之外，还叠加了网络犯罪、加密货币洗钱和跨国金融犯罪。
即便只有少数从乌克兰返回的军人卷入犯罪活动，他们也可能改变俄罗斯犯罪集团的人员构成，并提升其行动的专业化程度。虽然具体情境并不相同，但哥伦比亚的案例说明，复员管理不善如何改变有组织犯罪的形态。
21世纪初，哥伦比亚有超过3万名右翼准军事组织武装人员复员。其中一部分前战斗人员后来加入或建立了犯罪组织。他们带来了军事训练、纪律和人脉网络，增强了有组织犯罪的能力。这些团体很快成为哥伦比亚有组织犯罪生态中的重要力量。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发现，它们成为非法药物贩运、敲诈勒索和暴力活动的主要实施者。估计到2011年，这些组织控制了哥伦比亚多达一半的可卡因出口。
俄罗斯国家的实力，远强于苏联解体后最初出现的那个国家。因此，传统意义上那种全面回潮的暴力犯罪浪潮不太可能重现。相反，乌克兰战争更可能加速催生新一代犯罪网络：它们更专业化、更军事化，也更深地嵌入国家结构之中。
不过，克里姆林宫仍面临艰难平衡。当代俄罗斯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犯罪集团的管理和利用。莫斯科似乎也警惕这样一种局面：一旦犯罪组织强大到足以脱离国家控制、独立运作，广泛的社会不稳定就可能随之出现。
因此，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乌克兰战场老兵返乡做准备。克里姆林宫推出了“英雄时代”等项目，在复员后将部分老兵引导进入公共管理和政治岗位。尽管这类安排规模有限，但它表明，俄方官方已意识到，战争带来的国内后果不会止于战场。无论这些努力成效如何，俄罗斯境内有组织犯罪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线，今后都可能比冷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难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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