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会议后纵队政委特别叮嘱，皮定均表示无须准备便衣

会议室的油灯刚灭，院子里的空气却一点也不轻松。夜风从泼陂河边吹过来，吹不散桌上那张作战地图上的红蓝线条。有人轻声问了一句：“政委，要不要给首长准备几套便衣？”屋子里短暂沉默了一下，随后传出一个干脆的回答：“不必。”声音不高，却立刻让屋外站岗的警卫绷紧了背。

这一幕，发生在1946年6月下旬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司令部。几天后，中原战局骤变，刘峙统辖的国民党军26个整编师，大约30万兵力，从四面压向中原解放区。那场决定中原军区命运的突围，就从这种压抑的气氛里一点一点展开，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是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皮旅”。

这支7000多人规模的部队，不是主力突围群，却被安排在极其危险的位置：以佯攻、东进，把敌人注意力从主力身上引开。换句话说，他们要用行动去“扯住”几十万敌军的目光，自己却必须在敌后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闯关突围。这种任务，说得客气一点叫“牵制”，直白一点，就是做好牺牲准备。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几乎是“以一旅对一方战区”的布局下，皮定均和徐子荣，并没有选择消极防守，而是利用有限兵力、复杂地形和敌我心理差距，玩出了一套颇具章法的佯攻与机动作战。这一段经历，为理解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样本。

一、30万人合围中原：一颗“钉子”必须拔掉

1946年夏天，中原解放区在全国地图上的位置很尴尬。北有平汉线，东有津浦线，西边又是国民党控制区，中原军区部队像是楔在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地带的一颗“钉子”。

从蒋介石的整体布局来看，这颗“钉子”不能长久存在。重庆谈判后的“和平”本就脆弱，1946年初以后，停战协定名存实亡。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做最后姿态，一面在军事上推进“重点进攻”。东北、华北、中原，被列为关键区域。

中原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既是华中、华东与华北之间的交通要冲，又是连结各解放区的枢纽。一旦这里的解放军被压碎，几大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刘峙在郑州绥靖公署坐镇，手下集中了26个整编师，坦克、火炮、飞机一应俱全，中原军区这边，弹药有限、兵员有限，后方物资也并不雄厚。

6月20日，刘峙发出进攻命令，将总攻时间定在26日。这份电报虽然属于国民党内部机密，但中原军区很快掌握了大致动向。另一方面，延安中央也早已注意到中原解放区的危险态势。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同意中原军区实施突围，而不是被动死守。

6月23日，延安电示同意突围，提出要保存有生力量，运动作战，寻找新的战略立足点。这一回电，为李先念、王树声等人定了大方向。接下来，就要看各个部队怎么执行。

在这种背景下，“谁掩护谁”“谁去做佯攻”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必然有人要站在敌人锋线前，把主力从火口里“拖”出去。这种安排，不可能人人都乐意，也不可能人人都抢着去，更需要冷静判断：哪支部队最适合干这件事。

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被点到了名字。

二、任务下达：一旅扛起危险“角色”

6月24日上午，皮定均和政委徐子荣接到通知，赶赴泼陂河附近的纵队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此时离敌军发动总攻，只有两天时间。

会议上，纵队司令员王树声、中原军区领导把情况讲得很清楚：敌人投入兵力庞大，从东南北多个方向压上，中原军区主力准备向西突围，去大别山、豫西方向寻求新的空间。但主力行动不能暴露，否则稍有迟缓，就可能被几十万敌军切断、围歼。

有人当场问：“那敌人的注意力，怎么从主力这边引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问：谁去当那道“烟幕”。

很快，答案落到具体人头上——第1纵队第1旅向东佯动，攻击白雀园、小界岭一线，给敌人造成中原军区可能“向东突围”的印象，从而把敌军大部分兵力牵引过去。会议上，王树声谈得很实在：这种任务，风险极大，部队伤亡也难以预估。

会后，一名政工干部在整理部署时，随口提了一句：“给旅长、政委准备几套便衣，万一……”话还没说完，徐子荣沉声打断：“部队走到哪，我们走到哪，便衣就不要提了。”旁边的参谋有点犹豫，小声道：“那至少留一两个……以防万一嘛。”这时皮定均接口：“干部要想办法把战士带出去，不是想办法自己先走。”

这几句对话，在当时并不算“豪言壮语”，更多是一种态度：不把自己往外摘。不难看出，纵队政委追加“便衣”交代，考虑的是高层安全预案；皮定均的拒绝，则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向下属释放一个信号——这一仗不是“分头跑”的仗，而是“整旅上”的仗。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准备退路的态度，并没有把部队往绝路上逼，反而在后面几天里，凝聚了相当的执行力。因为大家心里明白：指挥员不会先走，任务再危险，也是上下同担。

三、向东打还是向西撤：一场“伪装”的战术博弈

确立向东佯攻的方向，并不只是“往反方向走”这么简单。对于处在绝对劣势的一方来说，每一步都要掂量敌人的判断逻辑。

从地图上看，中原军区主力如果向西突围，就必须争取时间，不被敌人主力咬住。而国民党方面如果发现这一点，很可能从东西两面收拢，形成包夹。因此，敌军最关心的是：中原军区到底往哪出路，是西，是南，还是东？

皮定均旅的任务，就是在敌人还没完全看清局势的时候，制造一种“主力向东发展”的假象，让刘峙判断失误。为此，佯攻的火力、规模、频率，都不能太“假”，否则很快就会被识破。

在纵队内部的战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既然是佯攻，就打个响再撤，别陷进去。”也有人提醒，太轻飘飘的攻击，反而起不到牵制效果。徐子荣的意见偏向稳健：“既要让敌人感觉到压力，又要让自己的部队能抽得身。”这种平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拿人的命去换。

中原军区之所以敢把这支旅丢进最危险的方向，除了对这支部队战斗力有信心，还因为在组织结构上，给了他们相对大的权力空间——总方向明确，但具体怎么打、从哪条路撤、在哪个点上转向，并没有死死钉死。皮定均在战术执行上，有相当的“自行裁量”空间，这一点，不得不说是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形成的一种指挥机制特色。

这种“定战略、放战术”的方式，在后来的行动中发挥了大作用。

四、火力试探与雨夜急行：从白雀园到刘家冲

1946年6月25日，皮旅开始向白雀园、小界岭一线出击。敌人原以为中原军区会先稳住阵脚，再寻机会突围，没想到皮旅反而先动了手。这种“主动出击”，本身就给敌人制造了迷惑：到底是全线反击，还是局部突围？

战场上，皮旅采用了比较典型的解放军打法：日间突击，夜间撤离。白天攻击时，火力打足，阵地能拿下一部分就坚守一部分，让敌人摸不准兵力总量；临近黄昏，部队顺势后撤，拉开距离，避免在黑夜里和敌人纠缠在一起。这种打法耗人，却也很考验一个部队的组织力。

就在敌我频繁接火的间隙，天公“帮”了一把。6月26日前后，中原地区连降大雨，道路泥泞，视线受阻，国民党军队本来仗着装甲车和汽车机动优势，现在却被泥巴牢牢拖住。反过来，对付惯于步行、熟悉山地的皮旅来说，这点雨，反而成了掩护。

一位参加过那段行军的老兵后来回忆：“那几天鞋都湿透了，袜子成了泥浆，但能听到敌人的车在远处打滑，就觉得值。”行军间隙，一名战士边拧水边低声向排长抱怨：“排长，这路有完没完？”排长喘着气说：“有完就有命。”这种略带玩笑的话，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很实际的心理——大家都知道，活路不在原地，而在不停地走。

28日清晨，部队悄悄进入大别山中的刘家冲村隐蔽。这个决定，颇有讲究。刘家冲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位置偏，交通不便，按常理，谁也不会想到几千人的主力会钻进这种地方。皮旅利用村庄地形，把部队分散进山坳、林地、民房，白天不轻举妄动，夜里小规模机动，尽量减轻暴露风险。

这段时间，敌人反复搜索，却总抓不住尾巴。中原战场的烟雾开始变得更浓。刘峙得到情报：有股解放军向东活动频繁，有战斗、有转移，还出现了攻打重点要道的迹象。这种信号，让他更加倾向于认为——中原军区有一部分甚至主力，可能正向东突破。

五、持续东进：从山地到平原的生死穿插

从刘家冲出来后，皮旅并没有立刻折回，而是继续往东、往东南方向穿插。这一步，如果从短期看，有点冒险——离主力更远，离敌人后方更近。但从牵制效果看，却更“扎眼”：越往敌人腹地运动，越能让对方心里发毛。

7月1日前后，皮旅翻越大牛山一线，突破了敌人一道重兵把守的封锁线，转入更为开阔却更危险的地带。大别山以东，是皖中平原。山地可以藏人，平原却几乎没有遮蔽物，一旦被敌机、装甲部队发现，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进入平原之前，旅首长专门召开了作战会议，分析形势。许德厚等作战干部把地图摊在地上，一条条路线推敲。有干部提出：“是不是在山边徘徊一段时间，少上平原？”也有人担心：“绕太大圈，时间拖不起。”皮定均最后拍板：必须在合适时机迅速跨出山地，抢在敌人尚未完全收拢封锁线之前，穿过皖中，向华中解放区接近。

这种判断，既基于对敌人部署的估计，也基于对本部队体力、士气的研判。长期山地穿插，虽然隐蔽，但消耗极大，如果一直拖在山里，补给很快会出现问题。反之，平原看似危险，却能拉开路程，只要夜间行军得当，未必没有机会。

皖中平原上的行军，给部队留下的印象很深。一连几天里，白天尽量隐蔽在河沟、树林边，夜里则加速急行。每到需要通过村镇时，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尽可能提供情报和少量粮食。这种点点滴滴的支援，在庞大的战局中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一支行军部队能不能撑到最后。

途中一次短暂的休整中，有战士问指导员：“咱们这是往哪走？还能回中原不？”指导员想了想，说：“走出去就是胜利，在哪都是新中原。”这种朴素的解释，侧面说明了当时部队内部对“突出去”的意义已有共识——不再是简单的“撤退”，而是寻找新的立足地。

在战术层面，皮旅在平原上用了不少灵活手段。比如，白天装作零散的民工队伍分开行进，夜里再集中；又比如在某些节点故意与敌小股部队发生接触，故意暴露一部分火力，让敌人误判主力位置。这些动作，看上去细碎，却一环扣一环，构成一幅完整的佯动画面。

敌军方面的反应也值得一提。面对这支时隐时现的部队，刘峙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南追东堵，生怕这股“钉子”钻进自己的后腰。对他来说，中原主力是否全部向西已变得有些模糊，而眼前这股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皮旅，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六、津浦铁路：一道钢铁防线的突破

到了7月中下旬，摆在皮旅面前的，是一条必须跨过去的“线”——津浦铁路。

这条铁路线由北向南穿过华东，是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地区的重要交通命脉。铁路沿线布满据点、碉堡，巡逻队和装甲列车时常出动巡逻。从敌人的角度看，如果放任一支解放军部队穿过津浦线，那等于默认对方在自己后方活动，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设想。

皮旅必须在敌人尚未完全摸清其意图时，快速而隐蔽地突破这条线。一旦在铁路线上被阻滞，敌人的装甲列车、炮兵就可以发挥优势，对付一个缺乏重武器的旅级部队，不需要太久。

行前，侦察分队被派了出去。有侦察员夜里悄悄靠近铁路，趴在枕木边，数着敌人巡逻队经过的间隔。回来后向参谋报告：“巡逻有规律，大概多久一趟，装甲车停在某几个点。”参谋询问：“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回答很干脆：“夜里少，但火力集中。”

旅部据此判断，不宜在完全黑夜时大规模通过，否则一旦被发现，敌人会集中火力封锁。反而在天将明未明，光线模糊的时候，通过可能更有利——既不容易被远处看清，又能看见脚下路况。

7月20日前后，皮旅抓住一个敌方巡逻间隙，分批靠近铁路。先由少数爆破组处理铁丝、障碍，随后部队成数股迅速穿越。有小股敌人发现动静后开火，铁路一段时间枪响不断，但皮旅没有在原地纠缠，而是迅速越过，拉开距离，用机动摆脱敌人追击。与装甲列车的对抗，并非在正面，而是通过时间差、空间差躲开其主要火力。

当最后一批部队安全穿过津浦铁路，意味着皮旅终于从敌人重点控制区的“边缘”钻了出去，实质上已经接近华中解放区活动范围。此时距离他们在中原军区受命东进，已经过去了20多天。

7月22日，部队抵达华中解放区附近，根据联络信号，与华中军区取得了联系。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对这支从中原杀出重围、又绕道东进的部队给与了高度重视。毕竟，在那段时间里，中原军区不少部队损失较大，而能以比较完整建制、又牵制了大量敌军的旅级部队，并不多见。

从出动到抵达，皮旅大约行军1500里，打了20多次大小战斗，始终保持旅的建制没有被打散，这本身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部队战斗力扎实，二是指挥和组织运用得当。

七、突围之后：改编、战场与命运的延续

皮旅进入华中解放区后，很快被编入新的作战序列。根据当时的整编方案，这支部队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部分，在后来的战役中，经历了从“中原突围者”向“正规野战军骨干”的转型。

1947年初，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粟裕出任司令员。这种更大规模的整合，使各路部队得以在统一指挥下展开大兵团作战。对皮定均来说，这既是新机会，也是新考验——从区域性的“突围英雄”，变成大规模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光环反而要淡一些，真正考验的是长期指挥能力。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皮定均所在部队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包括鲁南、孟良崮等。在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整编第74师，扭转了华东战局，这类战役的组织方式，与当年中原突围时的小规模穿插、佯攻有着明显不同——从“避其锋芒，打其虚弱”，逐步过渡到“抓住主力，集中歼灭”。

这种转变，既是整个解放军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型的体现，也说明当年的那些“突围者”，并非只会机动、隐蔽，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更复杂的兵团作战方法。皮定均后来担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再到建国后任第24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这种转型期中，展现出适应更大规模战场的能力。

徐子荣的轨迹略有不同。作为政委，他在中原突围中的主要作用是政治工作、组织凝聚和协助指挥。解放后，他转入公安系统，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更多参与的是新中国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建设工作。没有军衔，并不代表战时贡献小，只是分工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从战场到政法领域的转变，也是那一代干部多面能力的一种体现。

从整体看，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的这段突围经历，有几个特点比较突出。

一是信息与判断的作用被放大。面对敌人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简单的硬拼注定行不通，只能依靠对敌情的敏锐判断，以及对地形和群众基础的利用。皮旅的路线选择、行动时机把握，多少折射出当时指挥层的那种“算账式”的思维——每一步不求绝对完美，但要让敌人的每一次大动作，都尽量落空。

二是“战略统一、战术灵活”的指挥机制得到充分体现。中原军区、华中军区、延安之间在大的方向上保持一致，而落到皮旅层面，战术上却有相当自主权。这种高层定方针、基层想办法的模式，使得佯攻、假象、穿插这些战术手段，能够根据敌情随时调整，不被上面的一纸计划绑死。

再有一点，不得不说，是干部与战士之间那种“同进退”的关系。政委追加便衣交代、旅长坚决不留后手，这些细节若剥离开大的形势，容易被看成简单的“表态”。但放回具体历史情境，就能看出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意义——在极端危险的任务前，真正能凝聚人心的，不是口号，而是“我们一起承担”的姿态。

中原突围告一段落后，中原军区主力有的进入豫西、有的转入鄂豫皖，大别山再一次成为战略支点。从全国格局看，这一系列突围行动，使解放军没有被压扁在中原一隅，而是散开到更广阔区域，形成此后几年内战局面中多个支点协同的态势。

在这盘棋局里，皮旅只是其中一子，却承担了相当“险”的一手。东进佯攻、雨夜急行、村落隐蔽、平原突穿、铁路突破，这些动作串起来，不是戏剧性的传奇，更像是一次严谨而冒险的军事运算：用有限兵力，制造尽可能大的牵制效果，再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给整个战局留出一条新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