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三道坎” ｜商学院观察

商学院观察

项兵／文

中国如何实现民富国强，是海内外学者百余年来不断探讨的核心命题。笔者长期观察研究这一命题发现，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同时实现“富强”与“共同富裕”。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全球大变局下，特别是在以人工智能驱动为核心的变革中，收入和财富不均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安全和稳定也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共同富裕或应得到更多重视。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浅析中国的富强与共同富裕之路。

优等生俱乐部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类。

在世行认定的87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同时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的发达经济体的共有31个。这31个经济体是：挪威、瑞士、卢森堡、美国、冰岛、爱尔兰、丹麦、澳大利亚、荷兰、瑞典、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芬兰、英国、新西兰、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捷克、爱沙尼亚、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希腊、拉脱维亚。笔者将其归纳为第五类经济体，即发达经济体。

在以上五类划分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了第六类经济体，即“发达经济体优等生俱乐部”，简称为“优等生俱乐部”，指当前同时满足人均国民收入（GNI，按照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计算，阿特拉斯法是世行用于计算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一种汇率平滑算法）不少于5万美元、基尼系数（参照不同的权威数据来源，取其中的最低值）不高于0.32（OECD成员均值自2000年以来在此附近波动）这两个标准的发达经济体。

在31个发达经济体中，同时达到这两个标准的有14个，分别是（按照人均国民收入从高到低排序，单位为万美元）：瑞士（11.03）、挪威（9.73）、卢森堡（9.57）、冰岛（8.92）、爱尔兰（8.74）、丹麦（7.72）、荷兰（6.85）、澳大利亚（6.41）、瑞典（6.30）、奥地利（6.04）、德国（6.02）、比利时（5.95）、加拿大（5.64）、芬兰（5.53）。笔者将这14国认定为“优等生”，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经济体。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历史上，强大帝国往往未能将“国强”转化为普遍意义上的“民富”，美国则成功实现了富强，在铸造强盛国力的同时给民众带来了普遍的高收入：2025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高达8.88万美元，高居全球第七，且在千万人口以上国家中排名第一。不过，既富又强的美国缺乏均衡的收入财富分配，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就长期高于0.4的学界公认警戒线，2024年达到0.446；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底层50%家庭合计仅持有约2.5%的家庭净财富；与此同时，2750万人未被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4200万人接受美国政府食品券的救济来应对温饱问题。

鉴于美国是当前唯一实现了富强的经济体，虽然其基尼系数没有达标（2024年的0.446远高于0.32），笔者还是将其认定为“优等生俱乐部”中的另类。

14个共同富裕国家加上美国这一富强特例，共同组成发达经济体中的15个“优等生”，在31个发达经济体中约占50%，在全球可获得数据的近200个经济体中约占8%。

在“优等生俱乐部”中，富不见得强：实现共同富裕的14个经济体虽然人民富裕，但难以称得上国强。强也不见得富，但民富是实现富强的一个必要条件：苏联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国强，但只强不富，难以为继，最终瓦解，殷鉴不远。

以此揆之，当前世界只有美国一枝独秀，既富又强。在“优等生俱乐部”中，其人口、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均为第一，人均收入亦位居前列。综合考虑到美国独一无二的体制韧性、独步武林的“三种硬实力”（即全球赚钱能力、管理全球资产并在全球割韭菜的“偷钱”能力、军事力量主导的全球“抢钱”能力）和强大的“软实力”，美国甚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实现了富强的国家——这一结论，以及美国何以实现难以企及的富强，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道坎

按世界银行2026财年的分类，中国属于第三类即中高收入经济体。在通往发达经济体“优等生俱乐部”的路上，中国还需跨越“三道坎”：第一道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第四类即高收入经济体；第二道是从高收入经济体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第五类经济体）；第三道是跻身“优等生俱乐部”（第六类经济体）。

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三道坎”中每一道的跨越难度都不容低估。

首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未能跨过第一道坎。2012年世行研究报告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将时间维度聚焦到1990—2025年的35年间，根据世行的数据，则有38个经济体从1990年的中等收入状态跻身现今的高收入行列，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其次，高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跨越第二道坎、跻身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率也不高。上述38个1990年后新加入的高收入经济体中，目前只有9个成为笔者归类的发达经济体，成功率约为24%，其中8个来自欧盟（捷克、爱沙尼亚、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另一个是韩国：韩国从1995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到2021年成为发达国家用了26年。

第三，自1960年以来，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连续跨过“三道坎”，跻身“优等生俱乐部”的只有爱尔兰一个。然而，爱尔兰人口及经济体量都较小，以避税天堂闻名，对中国的参考价值不大。如果从1990年开始计算，还没有经济体能够在最近35年内从中等收入跃升至发达经济体“优等生俱乐部”。

以上观察显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若要跻身“优等生俱乐部”，需要连续跨越三道坎，可谓任重道远。

优等生俱乐部的两道岔

跨过三道坎并跻身“优等生俱乐部”的成员，展示了两类不同的奋斗目标：一类（仅美国一国）达成了富强，另一类（其余14个经济体）实现了共同富裕，笔者将此总结为“两道岔”。支持这两类发展目标所需的发展模式及资源配置迥异。

首先，两类经济体所匹配的发展模式有较大不同。

实现了富强的美国，主要采取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凭借其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系统创新能力、独树一帜的系列“大风流创新”企业、美元全球霸权、发达的资本市场、“三种硬实力”和名列前茅的软实力，以及领先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铸就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相比之下，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经济体，其发展模式由社会民主主义驱动，强调发展成果的广泛分享与社会公平，依托市场创造财富叠加强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与高福利体系，对初次分配进行系统性修正，促进更高水平的公平和社会流动性。

相较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巴西等经济体长期远高于0.4警戒线的基尼系数，这14个共同富裕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都不超过0.32，其中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更低，分别是丹麦（0.286）、瑞典（0.276）、冰岛（0.268）、芬兰（0.261）、挪威（0.244）。

在世界经济论坛最近一次发布的社会流动性排名中，这14个经济体包揽前11位，排名最低的爱尔兰位列全球第18位。相较之下，美国、俄罗斯、中国、巴西的排名分别为全球第27、39、45、60位。

其次，两类经济体在资源配置上各有侧重，以下从两方面举例说明。

第一，在民生支出上，“优等生俱乐部”成员各有千秋。限于篇幅，此处仅列包含医保、教育等项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说明情况（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2023年或最近可得）。

“优等生俱乐部”经济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在全球名列前茅：芬兰为39.5%，比利时为35.9%，德国为35.5%，瑞典为35.5%，奥地利为35.4%，丹麦为34.5%，美国为31.8%，荷兰为28.6%，挪威为28.5%，卢森堡为 27.8%，冰岛为26.5%，加拿大为25.8%，澳大利亚为23.2%，瑞士为 21.6%，爱尔兰为16.7%。与之相比，中国的这一数据为14.7%，俄罗斯、巴西这两个和我国人均GDP接近的新兴经济体分别为23.6%和27.1%。

“优等生俱乐部”较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也支撑了其居民较高的幸福感。在《世界幸福报告》公布的2025幸福指数排名中，“优等生俱乐部”的15个国家占了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3席；排在末尾的美国、加拿大分列全球第23和25位。中国、俄罗斯、巴西分别排在全球第65、79和32位。

第二，军费开支与增强军事实力、维持强国地位紧密相关；在这一开支上，“两道岔”可谓差距明显。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富强路径上的美国，2025年军费开支近1万亿美元，2026年已批准的国防相关支出约为1.0—1.05万亿美元，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的2027年军事预算接近1.5万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第2到第7名经济体的总和，占全球33%，是压倒性的第一名。美国军费开支占GDP之比也很高，约为3.1%，虽然低于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约7.5%），但远高于其它主要大国，是中国同期占比1.7%的近2倍。

与美国相比，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在军费开支上比较“节俭”。军费开支占GDP比重至少2%的经济体有芬兰（2.4%）、挪威（2.31%）、瑞典（2.31%）、丹麦（2.27%）、荷兰（2%）、德国（2%）；卢森堡、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的数据在1%—2%之间；瑞士和爱尔兰不足1%；冰岛的军费开支为0。

把共同富裕的旗帜举得更高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在富强与共同富裕之间如何平衡？我们能否通过系统的“大风流创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既实现富强、又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这是本文提出并希望初步探讨的问题。

回顾历史，中国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一直追求“富国强兵”，“富强”始终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这一理念赓续绵延，在今天，以“民富国强”为内涵的“富强”也位列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

中国关于共同富裕的政策表述可追溯至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自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起，共同富裕被写进历次党代会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共同富裕首次被写入五年规划（“十三五”）。2020年10月，共同富裕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自2022年党的二十大以来，共同富裕由长期目标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发展方向。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6年3月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专设“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篇，将共同富裕具体化为围绕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公共服务和各类群体发展权益展开的系统性政策工程。

从目前“优等生俱乐部”的经验来看，实现富强的难度可能高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仅有美国在实现富强上“一枝独秀”。实现共同富裕也殊为不易，道阻且长。但与美国在富强上的独树一帜相比，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毕竟还有14个。

以史为鉴，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完成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的转向，从二战前追求的“富国强兵”转向二战后的共同富裕。德国成功地实现了共同富裕，2024年人均国民收入5.51万美元，基尼系数0.295。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于2012年曾经超过5万美元，但在近几年日元大幅贬值的背景下，如今已低于“优等生俱乐部”的5万美元门槛；其基尼系数于1980年代低于0.32，2000年以来稳定在0.38附近。

虽然日本此番未能入围笔者认定的“优等生俱乐部”，但其在二战后以全民中产阶级的模式，实现了高速且相对共享的经济增长，成效有目共睹。在调查公司益普索发布的国家品牌指数中，日本自2023年起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一，彰显了均衡发展与民生改善带来的国际认可。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的价值与意义愈发凸显，或应得到更多重视与深入考量。

从外部环境看，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面对外部压力上升，中国可以考虑把共同富裕的旗帜举得更高，为国家和企业发展营造更友善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大的回旋空间。

从内在逻辑看，中国传统文化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根基。中国古典政治理想一直以“天下为公”为圭臬，从小康到大同，从《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提出的“王者富民”，均体现出以“共同富裕”为愿景的共同体理念。

共同富裕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全球视野下观察，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大都是和谐社会的典范；实现富强但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国，其社会难称和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的20余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这一警戒线之上。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政府对此早有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进共同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富裕所蕴含的高社会福利并不一定会造成“高福利养懒人”，进而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比如，北欧国家及德国、荷兰等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和谐并保持了经济活力和全球竞争力；从2000年至今的各项指标（人均国民收入、国家创新力及竞争力排名、幸福指数）来看，这些国家没有出现“高福利养懒人”的现象。

放眼未来，追求共同富裕既回应了人类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也顺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在以人工智能驱动的变革为核心的全球大变局时代，收入和财富不均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安全和稳定也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麦肯锡相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4至8亿劳动者因自动化而需要重新就业。世界银行研究点明，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若缺乏制度调节，往往会加剧技能分化、贫富悬殊与劳动力市场震荡。《2025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降低大规模危害技术相关知识、设计和操作环节的部分门槛，给社会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推进共同富裕，通过社会保障、公平公正的再分配，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全社会可分享的发展成果，将成为应对技术变革挑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共同富裕可能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面向未来的共同选择。

破局之道：探索“既强又富”的中国新范式

在上文中，笔者提出了发达经济体之上的第六类经济体，即发达经济体“优等生俱乐部”。中国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在迈向“优等生俱乐部”的道路上，还需跨越“三道坎”。

“优等生俱乐部”在发展目标及路径上分成了“两道岔”：富强与共同富裕。追求富强的经济体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经济体所选择的奋斗目标难分轩轾，发展模式迥异，资源配置各有侧重。

迄今为止，成功跻身“优等生俱乐部”经济体的实践经验显示，共同富裕与富强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美国是唯一实现富强的经济体，但与共同富裕差之甚远。实现共同富裕的14个经济体，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等现实因素，整体上离民富国强还有很大距离。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全球大变局下，共同富裕可能成为世界各大经济体面向未来的主流发展路径，中国亦可考虑把共同富裕的旗帜举得更高。

同时，面对富强与共同富裕尚难两全的世界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久久为功：我们需要一步步地跨过“三道坎”，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跻身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的“优等生俱乐部”；也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开辟出一条富强与共同富裕“忠孝两全”的“大风流创新”之路。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