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如爱因斯坦者如何理解“伟大” ？

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呈现了爱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我的人生观》则进一步展现了爱因斯坦是如何在具体的人生处境中将这种理解落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之中的，该书系统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科学、教育、文化，以及战争、和平与道德等问题的思考。

下文为《我的人生观》（中信出版社，2026年5月版）一书收录的爱因斯坦的文章以及该书编译者方在庆教授撰写的导读。书中约有一半内容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版。

撰文 | 方在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

1927年3月31日，牛顿逝世两百周年。这一天，爱因斯坦坐在柏林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德国听众发表了一次纪念演讲。今天读来，这篇讲话最令人意外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如何评价牛顿，而在于它首先透露了爱因斯坦究竟如何理解“伟大”。

按照通常的想象，纪念牛顿，无非会谈万有引力、微积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然而爱因斯坦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开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以行动和意志影响历史的人，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第二类是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人，如发明家、工程师和科学家；第三类则是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人，他们帮助人类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更高尚的伦理感和更广阔的视野。

令人惊讶的是，爱因斯坦竟然把牛顿归入了第三类。换言之，

在他看来，牛顿最伟大的地方并不只是发现了若干自然规律，而是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

牛顿创造的，不仅是一套新的物理学理论，更是一种理解自然的全新方法。这也许正是理解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1927年的世界，已经不是牛顿的世界了。就在这一年，量子力学革命正在席卷欧洲。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刚刚问世，玻尔的哥本哈根解释开始形成，经典物理学建立起来的确定性世界图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本人更是深知牛顿体系的局限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牛顿关于绝对空间、绝对时间以及引力的理论已经不再是最终真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后来者面对前人的优越感。恰恰相反。爱因斯坦以一种近乎感恩的语气回顾牛顿的事业。他坦率地指出牛顿理论的不足，也承认场论已经取代了牛顿的远距作用观念，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强调：此后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只是牛顿思想与方法的有机延续。这种态度本身便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科学精神。

在今天，人们常常喜欢用“颠覆”“推翻”“革命”等词语描述科学的发展，仿佛新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旧理论的死亡。然而爱因斯坦理解的科学史并非如此。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思想并不会因为后来被修正而失去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牛顿第一次为自然界建立起严格而统一的因果描述，人类才得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即使后来者走得更远，他们仍然站在牛顿开辟的地基之上。因此，这篇讲话实际上也是爱因斯坦本人科学观的一份珍贵自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文中高度赞扬了牛顿建立决定论自然图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牛顿第一次让人类相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遵循普遍法则，都处于严密的因果联系之中。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段论述还具有另一层意味。就在这一年，量子力学革命正在改变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而爱因斯坦后来与哥本哈根学派围绕决定论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也使这里关于因果秩序的赞美显得格外耐人寻味。换句话说，当爱因斯坦在纪念牛顿时，他实际上也在捍卫某种自己始终珍视的东西——对世界理性秩序的信念。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较少被提及的爱因斯坦。人们熟悉作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也熟悉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爱因斯坦，却未必注意到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精神气质。文章结尾，爱因斯坦特意谈到牛顿深沉的宗教情感，并认为正是这种情感赋予了他完成伟大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这段话尤其耐人寻味。因为爱因斯坦自己虽然不信奉人格神，却终生保持着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他后来所说的“宇宙宗教感情”，某种意义上正与这里所赞赏的牛顿精神遥相呼应。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科学发现也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人类对宇宙奥秘永无止境的追问。

因此，这篇讲话不仅让我们看到爱因斯坦眼中的牛顿，也让我们看到爱因斯坦自己。在纪念一位伟大前驱时，他实际上也说明了自己如何理解科学传统、科学进步以及科学工作的精神意义。

爱因斯坦在牛顿逝世200周年之际的讲话

爱因斯坦（方在庆 编译）

下文原载于1927年《北与南：国际合作月刊》(Nord und Süd: Monats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第 50 期第 36-40 页。收录于《爱因斯坦全集》第15卷文件506。

在我们钦佩或敬仰的人中，可以相当清楚地区分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行动与意志之人”。

学校里的所谓“历史课”——说得更直白些，不过是人类那些巨大暴力、国家组织机器与群体性癫狂的历史——几乎总是在讲述他们：将军与政治家之流。倘若不是作为历史叙述和戏剧艺术的题材，这些人大多过不了几代便会湮没无闻。

第二类是凭借精神创造而使后代的外在生活得以维系、改善或丰富的人。

他们首先包括医学、技术以及社会与经济组织领域的发现者和发明者。

第三类——在我看来也是最为崇高的一类——则是那些引领人类共同体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体验、观照、伦理存在与理解之境的人，他们由此创造生命中最崇高的价值。

他们包括伟大的艺术家、伦理的开路者与思想家。他们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正如动物生命之于无机的物质世界：他们是更高意识阶段的承载者。牛顿便是属于这最后一类也是最崇高类型的天才。

牛顿的科学壮举，使他在人类精神史上永远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这一壮举其实并不难概括。牛顿第一次尝试提出一些基本法则，使一大类自然现象的时间进程能够被完全且极其精确地规定下来。他的运动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结合在一起，便完全统御了天体仅在引力相互作用下所进行的一切运动。他由此实现了古代那些具有彻底唯物倾向的伟大哲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梦想：

物理世界的发生应当具有一种完备无缺、毫无间隙的因果链条。

在这样的成功之后，人们几乎再也无法质疑，一切物质过程是否都必然依照法则运行一如同钟表的运转一般。而既然意识过程的展开又显然与大脑中的物质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那么一种看法也就势所必至：动物和人类的思维与意志，同样受制于这种严格的因果必然性。因此，牛顿这一壮举，对人类世界观产生了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

诚然，引力并不是唯一的自然力。它不能解释物体的凝聚作用，不能解释电的效应，也不能解释光。然而，牛顿的运动学说似乎已经足以成为理解全部物理过程的根基——只要我们再设想，除引力以外，组成物质的粒子之间还存在其他性质的作用力。牛顿本人甚至已经着手扩展这一理论，例如把它应用到光的理论之中。因此，他至少为自然规律的整体建立了一个普遍的框架，人们有理由希望，通过把一切过程还原为粒子在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这一框架终将能够包容所有事件的法则。这一研究纲领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并且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被证明极其富有成果。

现在，让我们试着稍稍窥探一下牛顿的思想工坊。伽利略与开普勒早已为这位伟大的体系奠基者预先准备好了道路。

伽利略认识到，“不受干扰的运动”是沿直线且以恒定速度进行的运动。此处“不受干扰的运动”指的是不受其他物体影响的物体运动。这便是惯性定律。也可以这样表述：除非外力（所谓力）作用于物体，否则物体的速度和运动方向将保持不变。伽利略还认识到，在地球表面重力的影响下，自由释放的物体向下的速度在相等时间内会均匀增加。

牛顿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一个任意给定的力作用于一个自由移动的物体时，该物体的速度会如何变化？这是一个比伽利略所讨论的问题更为普遍的问题；由于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可以随时间任意变化，因此答案涉及物体的任意运动，并必须包含一般的运动定律。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伽利略的惯性问题来解决，但这需要一种新的数学工具，而牛顿为此必须首先创造它，它就是微积分学。牛顿就像一位诗人，其诗篇如此微妙，以至于需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而这种语言正是诗人自己必须首先创造的。

那么，任意运动的质点的速度究竟是什么呢？设想质点做任意运动：在两个相隔极短的时刻（时间差为τ）之间，它分别位于空间中彼此非常接近的两点P和G。线段P—G就表示质点在τ这段时间内的位移。如果把这段位移距离沿同一直线方向延长，并按比例放大，使其长度对应单位时间内的位移，那么我们就得到质点在点P处的速度，它可以用一个具有确定长度和方向的箭头来表示，即所谓速度矢量。但严格说来，这还不完全正确。因为小时间间隔的任意选取，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尽管影响很小。我们必须更精确地规定，时间差τ取得越小，所构造的箭头对速度的表示的精确度就将越高。这就是通过极限过程对速度矢量所做的严格数学定义。加速度则可以通过类似的过程用速度定义。任一时刻的速度都可以用一个具有确定长度和方向的箭头L表示。经过一段极短的时间τ，速度发生改变，即新的箭头M在方向和长度上与箭头L略有不同。设想将箭头L与M都从同一点画出，则它们的尖端S与T并不重合。连接这两个尖端的有向线段S—T就表示速度矢量在时间τ内的改变量。若将矢量S-T按比例延长，使其对应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我们便得到加速度矢量。这里同样涉及极限过程：时间间隔τ取得越小，这种表示就越精确。

根据牛顿的理论，如此定义的加速度直接由作用于质点上的力决定。然而，表示力的箭头并不与表示加速度的箭头相同。因为显然，要使一个2千克的质点以特定方式运动，所需的力是使一个1千克质点以同样方式运动所需力的两倍。于是，牛顿引入了物体的质量概念，并提出了他著名的运动定律：

质量乘以加速度矢量等于力矢量。

这是整个力学乃至整个理论物理学的基础。

假设作用于质点上的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已知的，那么其加速度在任何时候也都是已知的。此时，确定其在任何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而不再是自然科学问题。

但牛顿是如何确定作用于天体上的力的呢？他当然不可能凭空想出这些力的正确表达式。他只能通过反向操作，即从已知的行星和卫星的运动中推导出这些力，并通过加速度来揭示它们。这一切基本上是他在23岁那年，在乡村的隐居生活中，通过艰苦的努力完成的。

牛顿只让我们零星地窥见他思想工作的内部过程。但事情的发展可能是这样的。月球绕地球的运动是已知的，因而也可以计算出月球所产生的维持轨道所必需的向心加速度。同时，地球表面下落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也是已知的。通过比较，牛顿发现，月球加速度与地表重力加速度之比，大致等于地球半径与地月距离之比的平方。因此，地球通过引力产生的作用力似乎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难道所有质量不应该都像地球一样产生作用吗？这一假设在应用于太阳的引力作用时得到了精彩的验证。

基于这一假设，开普勒根据第谷•布拉赫对行星的观测所提出的行星运动定律得到了完美的解释。然而，这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因为这需要借助精细的数学运算，从力学定律和加速度定律中推导出轨道运动。但牛顿的引力定律（力的反平方定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开普勒卓越的分析，他使行星运动定律得以高精度地确立。

牛顿理论的唯一瑕疵是，前面提到的地球半径与月球轨道之间的关系仅大致符合牛顿的引力定律，而并非完全精确。

然而，约6年后，让•皮卡尔的经线测定结果表明，这一问题源于当时对地球半径的认识不准确，因此，牛顿的理论比他之前的任何理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确认。

牛顿在光的理论领域的贡献同样具有开创意义，但在此我们只能略微提及。更不必追述他外在的际遇——他曾任数学教授，也曾执掌皇家铸币局。然而必须指出，英国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无愧于上天赐予的这份礼物一牛顿。他对英国、对世界的意义，直到今日仍未减弱。还必须提到，牛顿的内心深深浸透着宗教的虔敬；毫无疑问，他正是从这种情感中汲取了那近乎超人的力量，而他完成毕生事业，确实需要这样的力量。

今天，牛顿关于远距作用力的图式已被场论取代，他的运动定律也经历了修订，但此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只是他的思想与方法的有机延展。我们今日在德国纪念他，正是因为他是现代思想世界最伟大的奠基者之一。

《我的人生观》（中信出版社，202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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