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改革开放，在最初的岁月里，不完全来自政策层面的号召。
它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心理反应。
记得有一幅油画，一位大神发疯了，经过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暴力凌乱，他无力地倚在大树旁，彻底失去了神性的光环。
于是，那种来自外部性的神性被搁置了，最朴素的人性开始苏醒，空洞的“斗私批修”成了西天的云，人们开始了最平凡的生存选择。街头有了人间烟火，有人用全国通用粮票换鸡蛋，有人擦皮鞋。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就是在温州街头擦皮鞋养家，后来干脆几个人合伙办了个小作坊，起早贪黑一个月，只赚了35块钱，总算没亏损，这是生存的挣扎；再往后首都的小贩也开始从广州北京西单往返，倒卖牛仔裤，那种来来往往的生死时速，真的令人感慨万端，这就是最早的市场经济。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在哪？就在每一个小家的平凡故事里，不在宏大的叙事中。
邓公为什么要回到三个尊重，因为国企支持不了日益庞大的行业群体，人们要生活，要活得正常，都市里一个五口之家也就能分1-2斤肉票，那的确是一个商品稀缺的时代。
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异类，改革开放的信号的不是街头上投机倒把的小贩，而是一次思想的跃迁。
什么是改革？
你说是改革，我说是老百姓生活的本能。而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永远离不开青天在上。
是邓公搁置了经典理论，释放出了从意识形态解放的信号，用今天的眼光看，似乎一切都很自然 ，但在那个时代，时间越弥久，越觉得太伟大了。
没有思想的跃迁，就没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邓公说的经济发展的硬道理有三个标准，这就是三个有利：
第一，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第二，要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第三，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朴实的话语，非常务实的风范。三个有利之外，补丁打得多了，就成了庄子笔下的“骈拇枝指”。
邓公说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尤其适合于今天。
而我们今天又回去了，在问谁是资本家？谁是企业家？
在谈民营会不会去偏远山区架电网。
不知道世间上还有哪个经济体一天到晚闲不住，去问民营的小老板们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压迫了劳动者，历史的数据胜于雄辩：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GDP448元，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提升到894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这不是大国竞争的选择，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遥遥领先，而是徐徐落后了。
1950年日本人均1921元，是中国的4.3倍；韩国854元，是中国的1.9倍；北朝鲜686元，是中国的1.5倍；新加坡2219元，是中国的5.0倍。
1950年日本人均12956元，是中国的14.5倍；韩国2840元，是中国的3.2倍；北朝鲜2177元，是中国的2.4倍；新加坡7622元，是中国的8.5倍。
2025年中国13640元，北朝鲜已经没数据了，但中国已经飞快地缩小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倍数，2025年日本从14.5倍回落到2.4倍，韩国回落到2.8倍，新加坡回落到6.9倍。
我们刚刚有了点幸福感，别折腾。
而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灵魂拷问，决定了一个时代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于是要问，没有思想的跃迁，我们还能改革什么？
中国经济的诸多矛盾在碰撞，一切都在“规范”，人们的开思想双开始高度趋同，它需要再一次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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