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林语堂在自传里写了几十个人，唯独对赛珍珠只字不提。二十年的恩情，一笔勾销。
1976年林语堂去世前，有人问他这辈子最感激谁，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个名字。不是赛珍珠。
1935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赛珍珠亲自写序，说这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最完备、最重要底成绩”。这本书让林语堂一夜之间成了西方最知名的中国作家。赛珍珠夫妇邀请他举家赴美，给他安排住处、联系出版、规划演讲。林语堂后来的每一本畅销书，几乎都由赛珍珠夫妇的庄台公司出版。赛珍珠还两次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从一个中国杂志主编到国际知名作家，赛珍珠是那个递梯子的人。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53年，林语堂发现了一个让他怒火中烧的数字。按照当时美国出版业的惯例，出版社抽成10%，而赛珍珠夫妇的庄台公司抽了50%。更让林语堂无法接受的是，版权的归属也不在他手里。
这不是“知遇之恩”，这是“商业收割”。林语堂觉得自己被最信任的人“宰”了。
但钱不是全部。
赛珍珠夫妇拒绝借钱给他的那一刻，林语堂大概什么都明白了。当时他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几乎倾家荡产，向赛珍珠丈夫借钱却被一口回绝。一个帮他赚了那么多钱的人，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关上了门。
更深的裂痕来自政治。赛珍珠在1942年的《龙种》中暗示中国的前途在西北——倾向延安。而林语堂在《枕戈待旦》中把希望寄托在重庆。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二十年前他们因“向西方介绍中国”走到一起，二十年后他们因“中国应该往哪里去”分道扬镳。
林语堂后来在自传中写了很多人，唯独赛珍珠像被橡皮擦掉了一样。二十年的提携与反目，最终只剩下一句“不提”。
友谊的崩塌有时比爱情更痛。因为爱情往往有预兆，友谊的裂痕却藏在版税单和政见分歧里，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裂到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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