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传票传唤到场调解机制，是法院的职责所在、当务之急

【导读】

本文结合杭州一些基层法院诉前、诉中均以传票传唤当事人到庭调解的创新实践，对照部分地区法院畏险守旧、消极促调的现状，论证诉中传票传唤调解具备法理依据。文章提出依托退休法官调解可降低程序风险，认为主动促调是法院法定职责，呼吁法院跳出自保思维，以合规改革做实诉源治理，实现案结事了。

【正文】

矛盾纠纷止步于诉前、化解于审前，是诉源治理的核心目标，更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应有之义。司法实践中，杭州部分基层法院敢于突破固化办案思维，创新使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到庭参与调解，主动创造面对面化解纠纷的机会；反观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固守“法无明文规定不行动”“上面没有明确要求不行动”的保守思路，只求程序稳妥、规避自身风险，不愿主动作为促成调解。

诉前委派调解阶段，案件尚未立案、未生成正式民初案号，诉讼程序并未启动，通行做法是送达调解通知书，这是行业普遍共识。但杭州一些基层法院立足实际大胆创新，在诉前委派调解环节也尝试传票传唤当事人到庭（传票事由为“鉴定、质证、调解”），主动打破当事人消极回避、拒不到场的调解僵局，大幅度提高了调解成功率。这份主动服务群众、化解纠纷的担当，值得肯定。

（杭州一些基层法院在诉前调解阶段，也发传票通知当事人到场“鉴定、质证、调解”，调成率大幅提升。）

诉中委托调解阶段，杭州更是全面推广传票传唤机制（传票事由为“庭前会议”）：案件完成立案、确立诉讼系属后，调解本身就是法定庭前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前有权组织证据交换、归纳争议、开展调解，庭前会议是法定审前程序，传票作为法定诉讼文书，自然可用于传唤当事人到庭同步完成质证与调解工作。法律从未禁止诉中依托庭前会议使用传票，以“无明文授权”为由拒绝改革，本质是畏难避责、僵化适用法律，把法官个人的程序安全放在群众解纷需求之上。

（诉中委托调解阶段，杭州全面推广传票传唤机制，传票事由为“庭前会议”）

部分法院顾虑使用传票会被扣上“强制调解”的帽子，害怕当事人投诉，因此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项改革的风险完全可控，关键在于规范操作、守住自愿调解底线。

主动以传票传唤当事人到庭调解，看似只是一纸文书的微小创新，实则直击基层司法长期存在的痛点。以往依靠电话、短信、简易调解通知书通知调解，文书缺乏法定约束力，不少当事人消极应诉、无故缺席，大量调解程序空转，群众为小事反复往返法院，司法资源无端消耗，矛盾迟迟无法实质化解。传票自带司法拘束力，可以倒逼当事人到场直面纠纷，双方当面厘清事实、厘清权责，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大幅提升。对当事人而言，少跑冤枉路、纠纷一次性化解，不用漫长等待开庭、陷入冗长诉讼拉锯；对法院而言，有效压降新收案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从源头减少上诉、信访衍生矛盾，实现群众权益保障与司法提质增效双向利好。杭州地区经济活力充沛、社会治理成效突出，背后离不开当地法院敢闯敢试、主动化解纠纷的司法担当，这份实践经验极具借鉴价值。

反观部分地区法院，面对同类纠纷固守保守办案模式，上级无明确细则就绝不主动创新，不愿多花精力推动当事人到场调解，遇事优先考虑自身不担责、不出错，把规避风险放在履职尽责前面。殊不知，司法的底线从来不是“不惹麻烦”，而是实质性解决群众纠纷。当事人走进法院，核心诉求不是走完一套冰冷的程序，而是尽快平息矛盾、修复关系。

即便当事人起初抵触调解，在法官、调解员释法明理、厘清事实后，多数人都会认可调解高效、低成本的优势，纠纷彻底化解后，反而会感念法院主动促成双方到场的良好用心。一味因循守旧、消极履职，放任矛盾持续发酵，不仅增加当事人诉讼负担，也会加剧诉讼增量，最终加重自身办案压力，更背离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

改革从来不可能毫无阻力、零风险，推进诉调衔接创新，难免会遭遇当事人一时不理解、少数程序质疑，需要司法人员跳出“只求自保”的狭隘思维，树立全局视野、长远治理眼光。使用传票组织调解，不是凭空创设诉讼程序，而是立足现行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优化审前流程、激活诉调衔接制度的合规探索，所有潜在程序风险都能通过标准化文书、规范化流程、完善留痕机制化解，完全不必因噎废食。

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人民法院与生俱来的法定职责，高效便捷促成调解，是当下推进诉源治理、减轻群众诉累的当务之急。

建议各地法院学习杭州基层法院主动服务、大胆探索的担当精神，在严守自愿原则、规范程序操作的前提下，全面推行传票传唤到场调解机制，充分发挥退休法官调解专业优势，放下畏难避责心态，主动想方设法促成纠纷实质性化解。

唯有主动靠前、勇于创新，以司法能动回应群众解纷需求，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以高质量诉源治理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