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效应还是分化效应？——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

柳建坤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何晓斌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长聘副教授

平等效应还是分化效应？

——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 | 柳建坤、何晓斌

责任编辑 |政光景

本研究聚焦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间的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化水平上升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特征，这是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一种逻辑体现为，家庭金融化使非优势阶层家庭比优势阶层家庭获得更大的边际收入增长，由此促进收入平等。后一种逻辑体现为，优势阶层家庭比非优势阶层家庭具有更高的金融化水平，进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由此导致收入分化。本研究揭示了金融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微观逻辑，并且从金融化视角拓展了社会分层研究的边界。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新的历史趋势被学者描述为“金融化”（Krippner，2005）。金融化首先反映在经济领域，即金融从经济系统的支持性活动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这一进程也带动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使金融化在西方国家受到一些政策制定者的认可（Epstein，2005）。此外，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金融化具备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金融是可带来收入增长的稀缺资源，金融系统的发展将推动金融资源的增长与普惠共享，尤其能通过向低收入群体的资源倾斜为其创造增收机会（Banerjee & Newman，1993），最终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Dollar et al.，2016）。

然而，发达国家在经历快速的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同时，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Piketty,201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经济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强调由国家力量主导的金融化进程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出现分化，由此导致金融部门以及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一方面，随着金融行业的崛起，金融部门从业人员的工资性收入不断上涨，但非金融部门从业人员的工资性收入逐渐下降（Lapavitsas，2013）；另一方面，随着非金融部门出现金融化的倾向，相关企业越来越依赖股票等金融渠道获取收益，这使得高管的分红迅速增加，而普通员工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被大大削弱（Alvarez，2015）。

总体而言，经济学领域针对金融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并围绕这一新兴历史趋势的分配影响，形成了竞争性的学术观点。然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较少关注金融化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所发生的新变化，从而制约了学界对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深入认识。首先，金融化在纵向维度上的变化，体现为从宏观经济系统向微观家庭领域的渗透。事实上，在金融逻辑主导整个经济系统运作的同时，它也逐渐向日常生活领域延伸，重塑了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主体的态度和行为，由此出现了“社会生活金融化”这一新趋势（杨典、欧阳璇宇，2018）。针对这一变化，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来理解金融化的概念内涵，即金融化既可以指整个金融部门的增长（Davis & Kim，2015），也可以指非金融部门（如企业和家庭）的金融化（Fligstein & Goldstein，2015）。其中，家庭作为个体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场域，其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大量家庭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比如进行资产投资以及依托信贷进行投资或消费等。于是，金融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领域出现金融化趋势（Bobek et al.，2023）。

其次，金融化在横向维度上的变化，体现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金融资产、金融部门以及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中迅速提升（Karwowski & Stockhammer，2017）。在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大（Berisha et al.，2020）。面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化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步提高的现象，新近的研究开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发现金融部门的金融化促成了金融业的工资溢价，进而导致工资收入不平等（Roberts et al.，202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近十余年间也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比如金融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出现（杨典、欧阳璇宇，2018）。并且，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化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张晓晶，2021）。更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金融化进程延伸至家庭领域，家庭金融出现了资产结构单一、过度负债等问题（张冀，2020）。这意味着家庭领域的金融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推进进程的重大现实问题。

着眼于金融化进程在上述两个方面发生的新变化，本研究尝试在中国情境下针对家庭金融化的进程及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在澄清金融化概念的内涵与维度的基础上，从资产和债务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国家庭的金融化进程；其次，通过梳理宏观层面经济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提炼出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两种分析逻辑，以此来探究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其形成机制；最后，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来呈现中国家庭金融化的实际进程，进而识别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运作逻辑。

二、文献综述

（一）金融化概念的内涵与维度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指的是“一种新的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来实现”（Krippner，2005：174）。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较早关注经济领域出现的金融化趋势，并将这一进程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经济运行及其管理机构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Epstein，2005：3）。范德兹万（Natascha Van der Zwan）主张应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金融化这一概念，认为其同时体现为经济系统的金融化和家庭领域的金融化（Van der Zwan，2014）。杨典、欧阳璇宇（2018）指出，金融资本主义崛起导致了“社会生活金融化”趋势，这表现为几乎所有社会行动者（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会被金融力量裹挟，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

根据上述观点，金融化的概念可以从宏观层面的经济金融化和微观层面的家庭金融化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主要通过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表现出来。首先，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张，二是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急剧增加，三是金融业的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其次，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非金融企业开始扮演金融机构的角色，参与金融活动（Krippner，2005）。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纷纷通过离岸生产来降低成本，或是不再将利润进一步投资到生产活动中，而是将其分配给股东或用于购买金融产品（Crotty，2003）。由此，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其从金融渠道获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Krippner，2005）。

另一方面，家庭金融化指的是家庭与外部金融市场建立联系并开展金融实践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为家庭在购买金融产品上所作出的决策（Pellandini-Simányi，2021）。在现实中，家庭选择的金融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以投资为目的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基金、期货等；二是转换为金融产品的住房，这实际上是家庭主体参与“住房金融化”（housing financialization）的实践，即住房服务的使用价值被不断资本化，并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金融市场中参与交易的过程；三是各种信贷产品，如信用卡、消费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可见，家庭对金融或非金融资产的投资及对债务杠杆的运用是金融化向家庭领域渗透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的金融化进程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断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健全，特别是住房市场在2009年后进入金融化阶段（吴开泽，2019），经济系统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具体体现为金融业逐渐成为工资最高的行业、金融市场规模在GDP中的占比急剧提升（李雪，2018；刘长喜等，2020）。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从经济系统向家庭领域渗透的金融化进程是一个必然过程（杨典、欧阳璇宇，2018），但是鲜有研究对中国家庭金融化的进程进行实证考察。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资产和债务两个维度来呈现2010年到2022年间中国家庭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变化。

（二）金融发展与金融分化：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经济学家较早从宏观层面开展了关于经济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从两种逻辑展开。一是金融发展逻辑。根据这一逻辑，金融是一种可以显著增加收入等物质福利的稀缺资源，并且随着金融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供给能力将会得到增强，进而产生“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即新增的金融资源可以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更重要的是，金融系统在发展之初往往会得到国家的引导和支持（如在偏远地区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并提供相关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金融资源的获取成本，进而使其具有普惠性和公共性，最终将其分配给缺乏金融资源的弱势群体（Banerjee & Newman，1993）。于是，金融发展不仅可以借助金融本身的特性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收入增长效应，而且具有“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特征，即其对弱势群体会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使得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优势群体，最终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张勋等，2019）。最能体现金融发展逻辑的是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其发挥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农村地区，金融资源长期处于匮乏状态，这使得农村居民缺少创造收益的机会，其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数字金融则可以使农村居民获取低成本的金融资源，进而通过一系列渠道（如促进创业活动、提供非农就业、推动农业技术创新等）来增加自身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要高于城市居民，于是数字金融产生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张勋等，2019）。此外，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推论在跨国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一项基于151个国家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如金融深度和金融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并最终在国家内部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Dollar et al.，2016）。

二是金融分化逻辑。根据这一逻辑，经济金融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金融发展过程，而是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结构转型，其典型表现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导致金融化进程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出现分化，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具体而言，在行业层面，金融发展会增加资本的流动性。以投资为主要活动的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议价能力将得到增强，从而获取大量的利润，最终导致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Lapavitsas，2013）。在企业层面，金融化会使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管理实践发生转变，如企业将额外资源从再生产转移到金融活动，优先考虑股东收入，以及为企业高管提供与股票价格变动挂钩的薪酬方案等（Fligstein，2001）。于是，金融化会在企业内部提高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入贡献以及高管相对于普通员工的收入份额，从而扩大收入差距（Alvarez，2015）。

总的来看，金融发展逻辑的关注点在“增长”，即在金融资源供给能力增强的情况下，金融本身具有的收入增长效应呈现包容性特征，这使得金融发展可以自然地缩小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显然，这种分析逻辑假定经济金融化在各个领域同步发生，忽视了金融资源不均衡分配的情况。相比之下，金融分化逻辑的关注点在于“分配”，认为金融化在经济系统中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存在差异，最终导致行业之间或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不过，这种分析逻辑将国家视为推动经济金融化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关注宏观层次（如金融监管政策、企业经营战略等）的金融分化机制，因而仅能从宏观层面解释经济金融化扩大收入不平等的过程。

本研究所讨论的家庭金融化是经济金融化向日常生活领域的延伸，因而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也可能受到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这两种逻辑的影响。不过，由于家庭金融化是在微观层次发生和运作，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存在独特的作用机制。

首先，家庭金融化是宏观经济系统渗透到微观家庭领域的过程。这意味着经济金融化在使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供给能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也为家庭利用金融资源来增加收入提供了结构性机会。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增长”的金融发展逻辑也可能存在于家庭金融化进程中，即家庭金融化可以产生收入增长效应。不过，与经济金融化主要影响行业或企业层面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不同的是，家庭金融化主要通过家庭投资获取资产性收入（如房租、股息、利息、利润等）发挥收入增长效应。

具体而言，家庭的金融资源主要体现在资产和债务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家庭将住房等非金融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或者直接投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后者则表现为家庭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以此作为杠杆来扩大对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资产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运用资产还是运用债务，它们都有助于家庭获取资产性收入，进而增加整体收入。例如，在一个可交易的住房市场中，作为固定资产的住房具备投资属性，这促使家庭购买更多的住房，从而通过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获取资产性收入。相比之下，投资金融资产的风险虽然较大，但其平均收益率高于住房等非金融资产（Killewald et al.，2017），故可大幅增加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此外，金融市场管制放松为加快金融化进程注入了制度化动力，而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金融机构向社会提供的信用贷款大幅增加。特别是当金融资本进入家庭领域时，人们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取信用贷款并将其用于投资（Bobek et al.，2023），由此获取资产性收入，进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De Vita & Luo，2021）。

其次，尽管从金融发展逻辑来看，家庭拥有运用金融资源实现收入增长的结构性机会，但其能否获取金融资源受到自身能力的约束，而不同家庭在能力上的差距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分配”的金融分化逻辑也可能存在于家庭金融化进程中，即家庭层面的金融化水平会发生分化。然而，与经济金融化在行业或企业层面的分化是由国家力量主导不同，家庭金融化的差异主要是由阶层地位决定的。

具体而言，阶层地位是个体及其所在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集合（Conger & Donnellan，2007），这些资本的多寡关系到家庭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在现实中，金融市场具有“嫌贫爱富”的特征，会对参与者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因此，大部分非优势阶层家庭极易遭受到“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Koku，2015），进而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导致金融市场中的多数资源向小部分优势阶层家庭集中，从而造成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事实上，这种由阶层地位决定的金融分化现象在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信用贷款的获取上均有体现。其一，投资金融资产需要预先支付一定的经济成本，拥有高经济资本的家庭更有能力投资金融资产且投资规模更大（柳建坤等，2023）。与此同时，优势阶层家庭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这使其可以收集充分的金融信息并进行有效处理，以此作为投资金融资产的依据（尹志超等，2014）。其二，随着住房资产转化为金融产品，获取此类资产的成本大幅增加，这使得金融产品与家庭阶层地位的关系愈加紧密。研究表明，高学历、高职业地位、高收入以及具有政治身份的家庭在住房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明显优势（吴开泽，2019）。其三，由于金融机构是依据贷款人的收入、资产、学历等阶层地位信息来评估借贷风险，因而优势阶层家庭获得信用贷款的机会和数量远大于非优势阶层家庭（柳建坤、何晓斌，2024）。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这两种逻辑同时存在于家庭金融化进程中，并且二者可以动态转化并共同发挥作用。更确切地讲，金融分化逻辑可能内生于金融发展逻辑之中，普惠式的金融发展本身就存在金融分化的可能。从金融发展逻辑来看，金融化在发展过程中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准入机会。特别是在金融化初期，原本缺乏金融资源的非优势阶层家庭可以在金融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从而缩小与优势阶层家庭的收入差距。此时，金融化的收入平等效应就会出现，即金融化发挥了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然而，金融化的持续发展会导致金融资源获取成本的增加，这使得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愈发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因素，从而出现由阶层地位主导的金融分化逻辑。这体现为优势阶层家庭凭借其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综合优势，能够持续深入参与收益更高的金融活动，而非优势阶层家庭因资源约束无法持续提高金融化水平。于是，不同家庭在资产性收入以及总收入增长上便出现阶层差距。此时，金融化的收入分化效应就会出现，即金融化发挥了扩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因此，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并非两种独立发挥作用的逻辑，而是会动态转化乃至共同作用，从而使家庭金融化内生的收入增长效应转变为兼具平等和分化双重特征的收入分配效应。

根据上文所总结的分析思路，本研究将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目的是在检验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两种逻辑的基础上，准确识别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实际影响，从而揭示出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产生逻辑。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工作包括三个部分。首先，考察家庭金融化是否发挥收入增长效应以及这一效应在不同阶层地位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以检验金融发展逻辑是否存在。其次，考察不同家庭的金融化水平是否因阶层地位差距而发生分化，以检验金融分化逻辑是否存在。最后，在验证上述两种逻辑都存在的情况下，考察不同水平上的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实际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CFPS于2010年启动，并在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进行了六轮追踪调查。本研究使用CFPS的全部七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考虑到中国农村的住房因难以在市场中交易而缺乏投资属性，并且农村家庭较少参与金融市场，故将样本限定在城镇家庭；第二，考虑到住房金融化是中国家庭金融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两套及以上的住房具有投资属性，能够转化为金融产品，故保留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样本；第三，剔除户主年龄小于16岁的家庭样本；第四，使用CFPS数据库提供的抽样权重对原始样本进行加权；第五，以各省份各年度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家庭资产、家庭债务以及家庭收入这三个关键变量进行平减，得到以201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第六，结合各年度胡润富豪榜数据，使用“广义帕累托插值法”对家庭资产数据进行调整；第七，对测量家庭资产、家庭债务以及家庭收入的全部指标进行最高1%和最低1%的缩尾处理；第八，剔除变量含有缺失值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研究基于CFPS数据构建了包含23842个城镇家庭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集。

（二）变量说明

1.家庭金融化

结合前文对家庭金融化概念的阐释，本研究根据家庭的资产和债务信息来构建家庭金融化的测量指标。一方面，CFPS不仅直接提供了家庭总资产变量（单位：万元），而且将家庭总资产区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类。其中，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债券、基金、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外汇、黄金等；非金融资产主要包括住房、土地、耐用消费品、生产性固定资产等。另一方面，CFPS通过对以下两类债务的加总来测算家庭的总债务（单位：万元）：第一类债务是由住房债务构成的资产性债务；第二类债务是消费性债务，包括教育债务、医疗贷款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债务。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余若涵、沈悦，2023；Liu et al.，2025），本研究使用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与家庭总资产之比作为资产层面的家庭金融化指标，而债务层面的家庭金融化指标是由家庭总债务、资产性债务和消费性债务与家庭总资产之比来测量。

2.家庭阶层地位

本研究采用了五个关于家庭阶层地位的测量指标，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职业地位这四个客观指标，以及自评社会地位这一主观指标。本研究对上述指标进行“潜在类别分析”（Savage et al.，2013），从而合成了一个关于家庭阶层地位的二分类变量，将优势阶层编码为1，将非优势阶层编码为0。

为了符合“潜在类别分析”的要求，本研究将上述五个指标统一转换为二分类变量。第一，本研究以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将高中及以下学历编码为0，将大专及以上学历编码为1。第二，家庭净资产是测量经济资本的常用指标，它是由家庭总资产减去家庭总债务得到。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谢罗奇等，2019），本研究根据家庭净资产变量将全部样本区分为“高资产家庭”和“低资产家庭”：前者为总资产大于所有受访家庭的总资产均值25%的家庭，后者为总资产小于或等于所有受访家庭的总资产均值75%的家庭。第三，本研究根据受访者的政治面貌（1为中共党员，0为非中共党员）来测量政治资本。第四，职业地位是由“标准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ISEI）来测量。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柳建坤、何晓斌，2024），本研究将ISEI取值为60以上的户主归为“高职业地位”，将ISEI取值为60及以下的户主归为“低职业地位”，并且将二者分别编码为1和0。第五，自评社会地位是根据“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这一题项来测量。其中，“1”表示“很低”，“5”表示“很高”。本研究将打分小于4的样本归为低社会地位组，将打分大于3的样本归为高社会地位组，并且分别编码为0和1。

在对上述五个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时，本研究预先设定存在两个潜在类别，进而分别估计出每个潜在类别具有每项阶层地位特征的条件概率，以及每个样本属于每个潜在类别的概率，并且按概率大小把每个样本划归某个潜在类别。统计结果也证明划分两个潜在类别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界定“优势阶层”的最低标准是一个社会中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排名前20%的群体（张顺、梁芳，2017），而本研究所识别出的两个潜在类别的占比均值分别为15%和85%（见表1），故可以将二者分别视为“优势阶层”和“非优势阶层”。

3.家庭收入

本研究以CFPS数据库所提供的“家庭纯收入”（单位：万元）指标作为家庭总收入的代理变量。此外，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资产性收入是家庭运用金融资源所取得的经济收益，它与家庭金融化存在密切联系。鉴于此，本研究从家庭总收入中提取出资产性收入（单位：万元）。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本研究将上述两个变量的自然对数纳入到回归模型。

4.家庭收入不平等

已有研究主要使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泰尔指数”（Theil index）等指标来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它们仅能反映群体层面的收入分配状况（如城乡收入差距），不适合用来测量家庭间的相对不平等程度。相比之下，相对剥夺理论提供了在家庭层面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有效路径。该理论认为，在特定群组内，某一家庭的收入水平越高，所遭受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低，最终表现为与其他家庭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Wagstaff & Van Doorslaer，2000）。因此，相对剥夺指标可以更加精准地刻画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卡克瓦尼指数”（Kakwani index）是常用的测量相对剥夺程度的指标（Kakwani，1984），其构建思路如下：根据相对剥夺的定义，将某一地区的家庭选为参照群体，每个受访家庭与参照群体中比自身收入高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家庭收入剥夺水平。令X是一个参照群体，其样本总量为n，对应的收入向量为X=(x1,x2,…,xn)，按收入升序排列，即x1≤x2≤…≤xn。家庭xk所受到的收入剥夺记为RD=(x1,xk)，μ+xi是X中收入超过xk的样本收入均值，γ+xi是X中收入超过xk的样本在总样本X中所占的百分比，μX是总样本X的收入均值。基于以上设定，卡克瓦尼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卡克瓦尼指数满足如下性质：（1）该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2）对该指数取均值即为基尼系数，因而它可以弥补基尼系数的不可分解性和不可加性这两项缺陷。考虑到各地区物价水平以及家庭活动范围的差异，本研究将参照群体设定为某一区县内覆盖全部阶层且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样本。此外，本研究对家庭的资产性收入以及总收入都计算出了卡克瓦尼指数得分，以此作为衡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5.其他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家庭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本研究在建模时纳入了涵盖个体、家庭和地区三个层次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年龄、婚姻状态（1为有配偶，0为无配偶）、户籍性质（1为非农业户口，0为农业户口）、学历（1为大专及以上，0为高中及以下）、政治面貌（1为中共党员，0为非中共党员）、职业地位（1为高，0为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1为高，0为低）以及自评健康水平。其中，自评健康水平是取值范围为[1，5]的定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健康状态越好。家庭层次的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全部成员数量）和家庭净资产（1为高资产，0为低资产）。地区层面的变量包括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住房市场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投入水平。这三个宏观变量分别由各省的实体经济产值（GDP剔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产值）的自然对数、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单位：万元/每平方米）的自然对数以及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测量，三个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与CFPS数据年份相同的《中国统计年鉴》。表1报告了所有变量的基本统计量。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大部分是从资产和债务两个维度来呈现中国家庭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变化。第二大部分是开展以下三方面的回归分析：一是考察家庭金融化对总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直接效应，以及这一效应在不同阶层家庭中的差异，以检验金融发展逻辑；二是考察不同家庭的金融化水平是否会因阶层地位而发生分化，以检验金融分化逻辑；三是根据在上述两个步骤中所获得的回归结果对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两种逻辑进行比较，从而推测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形态并进行检验。

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且，考虑到家庭金融化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本研究在估计家庭金融化对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时，将家庭金融化指标的滞后一期值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中，以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中国家庭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变化

表2的Panel A展示了中国家庭在资产维度的金融化特征。首先，本研究基于CFPS数据测算了城镇家庭总资产的规模及其变化。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城镇家庭总资产均值从2010年的3765万元增加至2022年的144.70万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2%。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金融资产占比和住房资产占比这两个家庭金融化测量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22年，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城镇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均明显上升，但住房资产始终在城镇家庭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表2的Panel B展示了中国家庭在债务维度的金融化特征。可以看到，城镇家庭的总债务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6.41%上升至2022年的10.87%。而从债务结构来看，由住房债务构成的资产性债务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大于消费性债务的占比。

总体而言，无论是在资产维度还是在债务维度，中国家庭的金融化主要是围绕住房展开，这表明住房金融化是推动中国家庭金融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不过，从2020年到2022年，住房资产以及资产性债务（住房债务）在城镇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都首次出现下降的情况，这意味着住房金融化推动家庭金融化进程的核心作用可能有所减弱。

（二）金融发展逻辑：家庭金融化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阶层差异

1.家庭金融化的收入增长效应

此部分重点考察家庭金融化是否具有收入增长效应，即使用测量家庭收入的两个指标分别对测量家庭金融化的四个指标进行回归。在表3的Panel A中，本研究使用家庭金融化在资产维度的两个指标（金融资产占比和住房资产占比的滞后一期值）作为核心自变量。可以看到，无论是以总收入还是以资产性收入作为因变量（模型1至模型4），金融资产占比和住房资产占比的系数均在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家庭金融化在资产维度的两个指标都具有明显的收入增长效应。在表3的Panel B中，本研究将核心自变量替换为家庭金融化在债务维度的两个指标，即资产性债务占比和消费性债务占比（均为滞后一期值）。模型5至模型8的结果显示，资产性债务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消费性债务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这说明资产性债务具有促进家庭收入增长的作用，但消费性债务的增加会降低家庭收入。因此，作为家庭金融化的三个重要指标，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资产性债务均具有明显的收入增长效应。

2.家庭金融化收入增长效应的阶层差异

此部分重点考察家庭金融化的收入增长效应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即对非优势阶层和优势阶层两类家庭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进而观察核心自变量在两类样本中的差异。

表4的Panel A和Panel B分别展示了以总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非优势阶层家庭样本还是在优势阶层家庭样本中，家庭金融化的三个测量指标均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家庭金融化的收入增长效应在不同阶层家庭中都存在。不过，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资产性债务这三个变量在非优势阶层家庭样本中的系数值均大于在优势阶层家庭样本中的系数值。并且，本研究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各组抽样次数均为3000次）。结果显示，两个子样本的组间系数差异都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金融化可以使非优势阶层家庭获得比优势阶层家庭更多的收入回报。

（三）金融分化逻辑：家庭金融化水平的阶层分化

此部分的主要工作是考察家庭金融化水平是否存在阶层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测量家庭金融化的指标都是以百分比形式存在的变量，其条件分布很可能不是对称分布，而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难以反映条件分布的全面信息。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侯建明、张培东，2023），本研究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不同条件分布下阶层地位对家庭金融化的影响，并且选取10%、25%、50%、75%和90%这五个分位数作为家庭金融化的条件分布值。

从表5的Panel A可以看到，自变量（家庭阶层地位）在因变量（金融资产占比）的10%分位点上不显著，但在其他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并且系数值不断增大。这表明在金融资产占比不超过25%的情况下，不同阶层家庭的金融化差距并不明显。但当金融资产在总资产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时，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优势开始显现并持续扩大。换言之，虽然非优势阶层家庭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但其难以深度参与金融市场。

在表5的Panel B中，自变量（家庭阶层地位）在因变量（住房资产占比）的10%和25%分位数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50%及其以上分位数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不断增加。这表明在住房资产占比不超过50%的情况下，不同阶层家庭的金融化差距并不明显。但当住房资产在总资产的占比超过一半时，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优势开始显现并不断扩大。在表5的Panel C中，自变量（家庭阶层地位）在因变量（资产性债务占比）的所有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即使是在资产性债务占比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之间的金融化阶层差距已经显示出来。

综上所述，非优势阶层家庭也持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源，但整体仍处于较低的金融化水平；相比之下，优势阶层家庭能够持续提升自身金融化水平，从而拉开与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差距。

（四）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形态

综合前面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家庭金融化进程中同时存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两种逻辑。一方面，家庭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收入增长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非优势阶层家庭表现得更明显，也即金融化对非优势阶层家庭的收入增长效应强于优势阶层家庭。另一方面，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仅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优势阶层家庭可以持续提高金融化水平。

本研究认为，上述两种逻辑同时存在的结果是：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会在金融化的不同水平上呈现不同形态。具体而言，当非优势阶层家庭和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都处于低水平时，金融资源对前者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强，因而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水平仅能维持在一定水平，而优势阶层家庭可以继续获取金融资源，进而将金融化提升至更高水平，这使得后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从而拉开与前者的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当家庭金融化水平超过某一阈值后，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将转换为扩大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猜测，本研究将收入不平等作为因变量，将家庭金融化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且采取如下建模策略：先在模型中加入家庭金融化指标的一次项（均为滞后一期值）以及全部控制变量，再在上述模型中加入家庭金融化指标的二次项。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非线性关系。

在表6中，Panel A和Panel B分别展示了以总收入不平等和资产性收入不平等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仅加入家庭金融化三个指标的一次项的模型（模型1、模型3、模型5、模型7、模型9和模型11）中，上述三个指标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家庭金融化有助于降低不同家庭在总收入以及资产性收入上的差距。然而，在加入家庭金融化三个指标的二次项的模型中，虽然上述三个指标一次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家庭金融化对总收入不平等和资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存在“U”型分布特征，即当家庭金融化水平较低时，其会产生收入平等效应；但当家庭金融化水平较高时，其会产生收入分化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金融化这一新历史趋势正从宏观的经济系统渗透到微观的家庭领域，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种新变化引导本研究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考察家庭金融化的实际进程，进而探究家庭层面的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其发生逻辑。

首先，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城镇样本数据刻画了中国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金融化的总体进程。本研究发现，在2010年到2022年间，中国城镇家庭在资产和债务两个维度都展现出快速金融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主要围绕住房展开，这体现为住房资产和住房债务在家庭总资产和总债务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20年后，住房金融化推动家庭金融化进程的核心作用有所减弱。

针对家庭金融化程度加深这一现象，金融学研究通常将其视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即面对有利可图的金融资源，并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会自然地进行投资，最终使其所在家庭的金融化水平得到提升（Campbell，2006）。然而，这种基于个体主义视角的解释仅将家庭金融化视为一个由个体主导的微观决策过程，难以充分解释家庭金融化水平整体性提升的宏观现象。相比之下，社会学研究从结构主义视角看待家庭金融化现象，认为其背后有着国家、市场等结构性力量的作用（Bobek et al.，2023），而这也是推动中国家庭金融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中国家庭的金融化主要反映在与住房有关的资产和债务上，与这一特征相关的现实背景是住房市场化进程在2009年后进入住房金融化阶段。在这一时期，住房市场由政府、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企业共同塑造，这些主体充分运用融资平台、土地抵押、商品房预售等制度工具，将住房转化为金融产品，从而推动了房价的高速上涨（吴开泽，2019）。这种情况大大刺激了家庭的购房需求，使其被动或主动卷入住房金融化进程，这既体现为非优势阶层家庭不得不通过向银行借贷的方式来购买住房，又体现为优势阶层家庭主动运用债务杠杆扩大对住房资产的投资。于是，中国家庭住房债务的整体规模迅速扩大，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整体占比也不断上升，最终使家庭金融化的整体水平提升。

接下来，本研究考察了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最引人注意的发现是，在本研究的分析时段内（2010年到2022年），家庭层面的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U”型分布，即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金融化水平上升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特征。这意味着平等效应和分化效应同时存在于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导致这两种效应转化的关键在于家庭在金融化水平上的差距。这体现为，当所有家庭的金融化水平都低于“U”型分布曲线的“拐点”（金融资产占比未超过23.9%，住房资产占比未超过62.7%，资产性债务占比未超过8.7%）时，家庭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产生收入平等效应；但一部分家庭可以持续提高金融化水平并使其超过上述“拐点”，而其他家庭的金融化水平则始终维持在“拐点”以下，这使得家庭金融化产生收入分化效应。可见，适度水平的家庭金融化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但优势阶层家庭可能会过度金融化，由此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事实上，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其关键在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习近平，2025）。而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根源是金融体系的无限度扩张，这在家庭领域表现为过度金融化。因此，在家庭领域治理过度金融化问题对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相应的政策设计应着眼于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资产性债务的公平性分配精准发力，从而提升非优势阶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并避免优势阶层家庭的过度金融化。

上述发现提醒我们，家庭金融化水平的“拐点”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所识别出的“拐点”是理解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家庭收入分层的质变点的关键。这是因为它是家庭金融化从一种普惠性的收入增长工具（收入平等效应）演变为更有利于优势阶层的资本增值渠道，进而加剧阶层分化（收入分化效应）的临界点。这提醒我们应当改变关于金融化的单向度认知模式，既不要过度美化金融化并忽视其负面影响，也不要完全否认金融化的积极影响（Van der Zwan，2014），而是要重点关注导致金融化作用性质发生变化的“拐点”，进而准确把握金融化发挥作用的逻辑。在政策层面，本研究所识别出的“拐点”对于判断当前中国家庭金融化的总体效应究竟处于“缩小不平等”阶段还是“扩大不平等”阶段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本研究测算了上述“拐点”在中国城镇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中的分布位置，发现多数家庭（60.37%）的住房资产占比超过“拐点”，而仅有少数家庭（20.75%和12.68%）的金融资产占比和资产性债务占比超过“拐点”。这意味着，住房资产的效应处于“缩小不平等”阶段，而金融资产和资产性债务的效应处于“扩大不平等”阶段。这提醒政府部门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债务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从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进一步而言，本研究根据金融发展和金融分化两种逻辑分析了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U”型分布的原因。一方面，在本研究的分析时段内，家庭金融化展现出金融发展的作用逻辑，这体现为：家庭金融化不仅会在整体层面发挥收入增长效应，而且可以使非优势阶层家庭获得比优势阶层家庭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在本研究的分析时段内，金融分化逻辑也作用于家庭金融化进程，这体现为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金融化仅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优势阶层家庭可以继续提高金融化水平。正是在上述两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家庭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先缩小后扩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呈现非线性关系，是因为非优势阶层家庭面临着一种“悖论”：虽然其在金融化进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但却无法深度参与金融化进程。如何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呢？事实上，已有研究注意到非优势阶层家庭低度参与金融市场的现象，但主要采用过度结构化的视角来看待，将其归因于金融市场本身对行动者的排斥（柳建坤等，2023）。然而，根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是一种彼此共存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结构在塑造个体行动的同时，个体在结构内部有行动的自由，这其中蕴含着结构被调整和改变的契机（Giddens，1984）。在上述观点的映照下，非优势阶层家庭面临的“悖论”可能是理性选择与结构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非优势阶层家庭在金融化进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因而其在谋利理性的驱动下必然会有持续提升金融化水平的动机；但另一方面，非优势阶层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这使其具有较小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面对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金融市场，生存理性往往会取代谋利理性，成为非优势阶层家庭行动的核心逻辑，最终使其做出主动放弃深度参与金融化进程的选择。换言之，非优势阶层家庭之所以低度参与金融市场，并非其被金融市场完全排斥所致，也有可能是他们在严苛的结构性约束下做出的无奈但理性的选择。这种解释准确把握了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可以揭示家庭主体在金融化进程中行动逻辑的复杂性。这一解释也具有政策意涵：仅仅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来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可能不足以改变非优势阶层家庭金融化水平低的现状。政府部门还需要在根本上铸牢经济安全网，以此来增强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使其真正有能力参与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最终发挥出家庭金融化促进收入平等的作用。

通过对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系统研究，本研究深化了关于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以及收入分层形成机制的认识。一方面，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考察经济系统的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且认为经济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线性关系，即经济金融化要么扩大收入不平等，要么缩小收入不平等。本研究对金融化的分析从宏观的经济系统延伸至微观的家庭领域，强调家庭金融化内生的收入增长效应会转变为兼具平等和分化双重特征的收入分配效应。本研究还将阶层地位视角引入到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分析中，从而揭示出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另一方面，尽管收入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议题，并且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鲜有研究从金融化视角探究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实证考察了家庭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从金融化视角揭示了收入分层形成的逻辑，从而拓展了社会分层研究的边界。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本研究基于CFPS面板数据采用含有滞后项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一做法可以较好地处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而有效识别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过由于抽样调查数据本身存在缺陷，加之仍有一些宏观因素（如金融资产价格走势）难以进行操作化和控制，本研究的估计仍可能存在偏误。这提醒我们应对研究结论保持谨慎态度，未来可尝试使用效果更好的因果识别方法（如实验法）进行估计。又比如，本研究将两套及以上的住房视为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这可能存在偏颇。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获取住房的购买动机以及实际用途等关键信息，以进一步精准识别住房的金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