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乡两栖人”，为何如此独特？

【文/观察者网 王一 编辑/冯雪】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人们熟悉的“农民进城”二元叙事不同，《家，撑开在城乡之间》的作者白美妃在山东山县（化名）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并未彻底告别乡村，而是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乡两栖”生活：年轻一代在县城买房、工作、养育子女，父辈则继续生活在农村老家，两代人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在城乡之间频繁往返，共同完成购房、育儿、养老、务农等家庭事务。他们没有斩断乡村之根，也未彻底融入城市。

这种跨越村庄与县城、被“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不仅重塑了中国县域的城乡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家庭代际关系、养老模式乃至乡村社会的未来。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土地，农村人口持续老龄化，70后正在成为许多地方留居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后一批农民”。而当接受现代化教育长大的80后开始在县城工作安家、作为父母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时，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想象逐渐形成，女儿参与养老的现象日益普遍，传统父系家庭观念出现松动……

十余年来，作为农民的孩子，白美妃持续追踪这一变迁进程。在她看来，“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并非城镇化进程中的短暂过渡，而是一种已经深刻塑造当代中国县域社会的新现实。近日，她与观察者网对话，讲述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思，解读中国县域城镇化背后的家庭形态。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您在后记中提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山县田野调查对您而言也是一段返乡探亲之旅。书中所描述的在城乡之间往返、范围限于县域的生活方式，与您自身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异同？这段调查经历于您个人而言有哪些感悟？

白美妃：从当下的状况来说，说实话，我挺羡慕山县朋友们的状态，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比我高。他们与家人在县域范围内“撑开”，只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车程，可以很方便地“肉身”见面和在日常生活层面相互照顾。但是，我和家人分居北京和江苏老家，相隔5小时的高铁车程，一年见面的次数很有限，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层面及时回应对方的需求。设想一下：我在北京突然有了点好吃的生鲜，想让远在老家的家人也分享一下，但是没法及时送到，快递可能就坏了，而山县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做到，开车一脚油门就到了。我临时有事，没办法接娃上下学，我老家的家人帮不了我。我的家人在老家生病去医院需要陪护时，他们也无法指望我。当我把这些状况说给山县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可怜”我老家的家人。

白美妃供图

就我个人而言，做田野调查更像是一段“交朋友”的经历。为了完成我的研究任务，我来到田野点山县，借由各种因缘，接触到许多人，他们最初都是陌生人。带着研究目标，我希望走进和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向他们提问没那么容易，最开始甚至有人会不想搭理我，这很正常。但是，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在两次或多次交往后，他们会知道我不是骗子，不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可以感受到我的真诚，所谓“将心比心”，愿意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一些人也逐渐沉淀成了长久的朋友。其实他们知道我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我写了论文、出了书，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们认为我是朋友，选择帮助我，愿意成全我。我最早是2014年到山县的，十多年过去了，在那里认识的好多朋友，我们还经常微信联系。我在2025年再次回到山县，就像探亲。（这种工作方式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慢，跟现在比较卷的科研环境不太匹配。）

我出生在农村，村庄生活曾是我童年美好回忆的全部来源。然而，我也从小就被家人灌输一种信念：农民的生活过得不如“城里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跳出农门”。关于这些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青少年时期忙于学业的我没有能力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直到上大学时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我才依稀明白这中间涉及城乡关系、乡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等宏大议题。我老家的城市化进程来得相对早一些，在我硕士还没毕业时，在我还没有机会思考城市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家已经历拆迁安置，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早就“湮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山县的田野经历，不仅仅是做“客观”的学术研究，也是在回看自己的“来时路”，拆解自己的人生之谜。当然，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农民家庭托举孩子进城的情感结构，去“读懂”他们很多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

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这段田野经历中，我是“受教育者”，从山县朋友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既有生计与生活安排中的智慧，也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对人生的感悟，这些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与行为的方式。

观察者网：近几年，政府重点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政策，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您认为，农业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对乡村振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分别具有怎样的意义？

白美妃：从全国层面看的话，大概在十多年前开始，除了一线大城市依然还有比较严格的落户管控政策，其他二三线城市基本开放了购房落户的政策。与此同时，面向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优质。

在县域层面，只要在县城购房就可以落户，相反地，是很多已经在县城购房的农民家庭宁愿保留农村老家的户口，这样，他还可以保有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信息了。

就我田野所在的山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高峰期已经在前几年就过去了。当然，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城镇化率依然会上升，那是因为农村人口的主体是老年人，随着老年人过世，村庄人口必然越来越少。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家庭“必然对县域内旧有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而养老是目前凸显出来的问题之一”。可以请您展开说说，相较于资源更充足的城市，县城养老面临哪些具体挑战吗？目前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向？

白美妃：我先描述一下在山县田野中看到的情况。大量农民家庭到县城或地级市买房，代际间形成城乡分居的格局，即子辈的核心小家庭住在县城或地级市的公寓房，父辈住在农村老家，彼此相隔一个小时的车程，两代人在城乡之间“穿梭”往返，合作经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模式中，代际分居（父子两代人是不能长期同住）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多代家庭能够长期维持和睦关系的前提。我有次在山县坐出租车，司机说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单身的老妇人，为了凑钱给独生子买房，把自己的房产都卖了，想着未来长久跟独生子的核心小家庭在一起生活。但是，没过几年，她跟儿子儿媳妇闹矛盾，完全无法调和，她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司机认为这个老妇人太傻了。代际分开居住其实并不是城市化带来的转型，而是农村家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子代新婚即分居的文化惯习的延续。

白美妃供图

因为有对于代际分居的考量，在那些子辈已经到县城或地级市买房的农村家庭中，只有少量的家庭有经济能力再在城里买一套房子或租一套房子为父辈养老，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父辈会坚持在农村养老。县域内的人口分布格局就会呈现为这样一种情况：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比例会远远高于县城或地级市。农村老人也不能被想象为同质化的、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而是年龄与活力程度差异很大的群体。一些老人还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是当前农村的劳动主力军；一些老人不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能够生活自理；一些老人的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照看。除了生产生活的需求以外，这些老年人还有参与公共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面对这一人口格局，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县域内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整和准备。

观察者网：您在结论中写道，女性婚后居所不再位于婆家所在的村庄，打开了“从女居”养老和父系制松动的可能性，但书中受访对象分享的大多是女儿不被考虑分得拆迁款、父母不考虑资助女儿买房等事例。可以解释下您为什么会看到父系制松动的可能性吗？

白美妃：代际之间，关于父系制的观念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的。我以山县出生于村庄中的80后与其父辈来举例说明。

80后的父辈（可能是50后或60后）在村庄中出生、成长、生活，直到成年结婚后，才开始碰到改革开放，才有外出打工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对父系制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也很难改变。他们会认为：倾尽全力给儿子买婚房，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并且这一房产属于父系制家庭。与此相关，他们不会资助女儿买房，女儿的房子理应由婆家买。儿子的孩子属于自己家，理应由他们承担照护责任，而女儿的孩子则属于婆家。在他们年迈无法生活自理时，应该“从儿居”，由儿子来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当然，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养老只能“从女居”，现实中也越来越多。

白美妃供图

而对于出生于村庄中的80后而言，他们在现代化的学校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理念灌输，在他们离开校园以后，基本都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就业，村庄中曾经的父系制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很微弱。当80后作为父母，考虑自己孩子未来的安排，儿女平等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明显了。只愿意生一个女儿的80后夫妇家庭非常多。未来，父系制松动、双系共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在涉及80后与其父辈之间关系的那些事务时，如何做出合宜的安排，其实是两代人的理念碰撞、社会文化形塑的复杂结果。

这可能是我的书中没有阐释得很清楚的地方，如何把这个问题说透彻，目前我还没有想得很充分。

观察者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下人们通常会说毕业了还住在家中、靠父母买房的孩子是在“啃老”；而书中却从家长的角度解读了这些做法，认为这是父辈传承的“发挥余热”，也是为未来子女赡养自己的“投保”。您如何看待现在很多年轻人毕业后依赖父母资助生活、购房的现象？

白美妃：山县的田野中，我看到父辈积极主动给子辈买婚房，在子辈结婚后提前筹划未来照看孙辈的事项。在已有文献中，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家本位文化”传统下父辈受家族绵延的“情结”所驱动而形成的“责任伦理”的体现；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家庭内代际权力关系转型背景下，父辈为营建一种两代人之间的“协商式亲密关系”、为获得子辈的未来赡养（有点“投保”筹划的意味）而做出的抉择。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共同塑造了人们关于家庭内理想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

观察者网：您的调查发现，70后“成为留居村庄的最后一批农民”。随着越来越多农民离开乡村，那农村的地谁来种呢？

白美妃：从我的田野点山县来看，我们可以粗粗地将农业种植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程度很高，耕地、播种、收割、脱粒的流程基本可以由机械完成，打农药可以由无人机完成，所需要的人工很有限。通过“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实现上百亩乃至上千亩连片种植粮食作物，是极为常见的情况。

经济作物目前还需要较为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比如，就大棚蔬菜、瓜果来说，从育苗、种植、生长期维护、采摘都需要很多人工。如果是一对夫妻种植几个大棚的话，那么在作物生长期内他们需要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在一些特殊环节还需要付费请“劳务队”帮忙，才能“玩得转”。目前山县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基本还都是中老年，70后是最年轻的群体，有零星几个80后。

但是，未来会怎样，是不是会有年轻人返乡种地，其实也很难说。

白美妃供图

这一两年，我回到山县，看到几个由城返乡的人，这几个基本都是70后。他们之前从事房地产、电梯安装、装修等行业，积攒了一些本金，现在市场行情发生了变化，没那么景气了，就有了考虑回村的契机。正好他们的父母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回到村庄来种地，一方面可以照顾父母，陪父母度过晚年，另一方面可以探索一下农业。他们通过村集体，“流转”土地上百亩，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都有。他们在村庄里还有“根”，除了父母在村里，还有年少时认识的熟人，回来有可“耍”的人。另外，他们对外部宏观环境、市场比较敏感，知道看市场资讯，可以从朋友那里了解行情（比如种某种经济作物可能会挣钱）。有个种经济作物的，尽管刚回来时赔本了五六年，但是这一两年他逐渐摸到门道，开始挣钱了，比如他种香菜，一下子挣了好几年的钱。

观察者网：对于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是否只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您未在书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时隔至今，您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或是在后续观察中，您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白美妃：还记得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就有评委提过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未来是开放的，因为我不愿意以一种很强的“目的论”（以城市化为目的的）思维来想这个问题。

农民家庭由乡入城，子辈夫妇住在县城，父辈住在农村老家，两代人在城乡之间往返穿梭，构成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对于某个具体家庭来说，这种“撑开”在城乡之间的状态会长期延续，可能是数十年，直到父辈过世，或者搬离农村老家。我于2014至2017年在山县做田野时，看到的主要是，80后与其父辈所组成的家庭“撑开”在城乡之间；我当时预测，随着70后的子辈进城购房，他们的家庭也将呈现“撑开”在城乡之间的状态。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我回到山县，看到我当时的预测没有错。

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了不少逆城镇化的现象，既有老年人到乡村康养，也有城市精英到乡村旅居，还有年轻人到乡村创业。我在山县也看到了几个由城返乡从事农业的中年人——出生于农村，成年外出求学、就业，在县城或地级市安家生活，又回到村庄里。这些中年人自己的小家庭仍住在县城或地级市，他们回到村庄来包地从事农业，在城乡之间频繁地往返。这些现象让我意识到：当前人们关于乡村未来的社会想象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你要问我“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是不是过渡状态，我仍然会说：未来是开放的。

《家，撑开在城乡之间》，白美妃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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