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脉 成语之都丨夏承碑

（来源：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转自：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在府治后堂发现一通古碑仆倒于地，即在东隅修建了一座小亭，名为“爱古轩”，覆盖古碑以为保护。那时，碑下半截一百一十字已经缺失，不知道被什么人剜剔掉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有工匠毁碑以筑城。两年后，知府唐曜于漳川书院取旧拓，重刻了一碑置于亭中。这是《广平志》对汉代《夏承碑》流落于广平府辗转毁失重刻的相关记载。

《夏承碑》，又称《夏仲兖碑》《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始立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为隶书刻碑，原刻碑额篆书阳文“汉北海淳于长夏君碑”九字，碑文共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碑上并无撰书人姓名落款，后世以其字体风格推测为汉末大书法家蔡邕所书。

该碑的最早著录见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碑在今洺州。元祐间（1086-1093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建宁，灵帝时年号也，距今千岁矣，而刻画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

现今，原刻无存，明代重刻碑经历了数百年沧桑，也已残损，保存于邯郸永年清晖书院。重刻碑高259.2厘米，宽124.8厘米，碑额篆书阳文“淳于长夏承碑”六字，碑文十三行，满行三十字，碑末楷书一行八字“建宁三年蔡伯喈书”及唐曜重刻题记。

千年古碑，隐隐现现，见证了漫漫历史长河里的王朝兴衰、世事浮沉，承启了书法碑刻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暗和着中华文明饱经磨难依然顽强赓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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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碑》立于汉灵帝时期，其碑主在煌煌史册中寂寂无闻，似乎查无此人，唯有这石刻的一篇文字将他的一生栩栩勾勒，千百年来辗转传扬于世。

按碑文记述，夏承，字仲兖，东汉时人，生于105年，卒于170年，先辈“累叶牧守”，祖、父、兄皆居显位，且“德任其位，名丰其爵”，他是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子、右中郎将之弟，所谓“宠禄传于历世，策勋著于王室”，称得上是官宦出身、高门子弟。夏承本人也学有所长，擅《诗经》《尚书》，兼习各类经书才艺，无不通达，“州郡更请，屈己匡君”，先后担任过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疑为令史或守令史之误书或混淆，汉代守令是郡县高级行政长官太守和县令的合称。令史是俸秩百石以下的主要从事文书事务的下级属吏，守令史是试掌令史之职者）、冀州从事等佐吏属官，都能够恪尽其职、忠肃自守。

太傅胡公（胡广，字伯始，汉灵帝继位后，拜司徒、录尚书事，陈蕃遇害后接任其太傅之职，主张“选举人才，无拘定制”）欣赏其才德，征召其入仕，以其高洁品行、出众才华顺利通过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考核，才得以除授一个不足万户的小县之长——北海国淳于长（汉代万户以上大县之行政长官为令，不足万户之小县主官为长），到职之后，惩恶扬善，教化百姓，但从此便没有得到升迁，直至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于任上，时年五十六岁。“臣隶辟踊，悲动左右。百姓号啕，若丧考妣。咳孤愤泣，忉怛伤摧”，其属吏、衙役、百姓、家人都很悲伤，遂在夏承逝后不久把其家世生平刻于石上，以寄托哀思，即成此《夏承碑》。

碑文中没有明确记述夏承的籍贯，只说他的祖父曾是东莱府君，即东莱太守，地在今山东烟台、威海一带，东汉时治所为黄县（今山东龙口）。夏承本人做过冀州从事，东汉时期，冀州治所位于鄗城（今邢台柏乡固城店），下辖魏郡、巨鹿郡、常山国、赵国、中山国、河间国、清河国、渤海郡、安平国等九郡国，包括今河北省邢台、石家庄、邯郸三个地区的全部，衡水地区大部，保定地区西南部，沧州地区一小部，以及河南省北端一小部。

而他人生的终点结束在汉灵帝时北海国淳于长任上。北海是渤海的古称，现在渤海南岸的山东潍坊一带，于西汉景帝二年（前155年）首置北海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年）改为北海国，到206年封国被除共历时154年，第一任北海王是光武帝刘秀之兄齐武王刘演的次子刘兴，定都于剧（今山东寿光纪台镇），下辖营陵、平寿、都昌、安丘、朱虚、高密等十余县，其中便有淳于县，在今潍坊市境内、安丘东北。

综前所述，夏承的一生应该是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一带，逝于潍坊安丘，古人讲究落叶归根，一般都希望身后归葬故土祖茔，而且明代重刻碑上的唐曜题记中提到“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绳悬棺”。那么，这块悼念夏承且似墓碑的石碑，是否证明发现地就是夏承的归葬地？

但唐曜在题记中却说：“承，不知何许人，其仕与卒皆无当于广平，碑所自来，莫可考究。”史册典籍没有夏承的生平可考，没有依据表明他的人生和广平（宋时洺州，明为广平府）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关于碑石来龙去脉的记录，如今可见的最早记载来自于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夫君、金石学家赵明诚的《金石录》，称《夏承碑》是北宋元祐年间洺州（宋时属河北西路，故治在今邯郸永年）人在治理河堤时发现并出土的，那时碑还是刻划如新、完好无损的。

也就是说，北宋末、南宋初时，这通名不见经传、默默跨越了千年的碑，偶然间就那么横空出世于跟它似乎没啥纠葛的洺州了。而令它扬名天下、惊艳世人的，确实不是它那位虽然平生有所作为但不足以青史留名的主人，也不是它悲情哀悼、致力褒扬的碑文辞采，而是它的碑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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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汉字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产生于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经历了篆、隶、草、楷、行等不同字体的发展阶段，讲求笔体结构、章法布局，极富美感。

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汉字书写从无到有、由繁至简，书法艺术萌芽并不断发展变化。其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草篆向古隶发展，至西汉时篆书演变为隶书，自东汉开始书法艺术进入繁荣期。

“隶书，篆之捷也”，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在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隶书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字形更趋于方正，笔法上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线条波磔更加明显，为之后草书、楷书、行书等诸体流派的竞相绽放埋下了伏笔。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隶书在东汉时期发展成熟，而最能代表其特色的，莫过于碑刻铭文，其字形方正，法度完备，蚕头雁尾，点划呼应，提按顿挫，波磔分明，技巧丰富，风格多样。典型的汉隶碑刻如《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千百年来流传后世，无数人引以为范。

同时，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从无名的工匠到钟情于书写的方家，一个被称之为书法家的群体逐渐形成，代有人才、各领风骚。而东汉时期的书法家，有以蔡邕为代表的汉隶书家，也出现了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家，反映出那是一个隶书脱胎于篆书步入成熟并发展出更多走向的时代。

蔡邕（133—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河南杞县）人，东汉名臣，才女蔡文姬之父，师从于太傅胡广，一心治学，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方入仕途，初为司徒桥玄属官，献帝时曾任左中郎将，世人因此称其“蔡中郎”。他博学多闻，有满身的才艺，比如精通音律，擅鼓琴，作有琴曲《蔡氏五弄》、汇集乐曲资料琴曲故事的《琴操》、描写弹琴动作的赋作《琴赋》，历史上著名的焦尾琴、柯亭笛均出自他手；通经史，善辞赋，喜欢研究天文、数学，工于书法，擅篆书、隶书，曾东观校书，勘订《六经》文字并丹书刻碑，立在太学门外，供儒者学子观摩学习，即为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

蔡邕所处的时代正是书体变化的时期，他的书法造诣精深，堪称继李斯、萧何、崔瑗之后的集大成者，他在《篆势》《隶势》中分别论述了篆书、隶书的笔势，他的字结构匀称，宽严得体，点画俯仰，体法多变，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

东汉时期曾有厚葬之风，请文人名士撰写碑文为墓主立碑歌功颂德，是当时营丧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东汉碑刻往往有较高的文采和书法水准。蔡邕便长于碑记，多用排偶，工整典雅，又是书法大家，在当时颇受推崇，没少给别人写碑铭，像《郭有道林宗碑》《文范先生陈仲弓碑》等。而且蔡邕与老师胡广相交甚深，他为胡广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包括夫人、儿子、儿媳等，撰写过碑、表、铭、赞、诰等文章如《太傅胡公碑铭》者多达十篇，《蔡中郎文集》中都有收录；夏承又是胡广欣赏和推荐的德才兼备的人，自古英才相惜，蔡、夏二人通过胡广是很可能产生交集的，所以建宁三年初入仕途的蔡邕给当年卒于官任的夏承书写碑铭也并不是毫无可能的。

当然，《夏承碑》更是因其独特而水准极高的书法而被推定为蔡邕所书，也因奇古书法而扬名百代，成为后世学书路上的楷模。

《夏承碑》结字奇特，援篆入隶，以隶为主，但也有许多点画部首出现楷书或行草之势，可谓“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碑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清代书法理论家王澍《虚舟题跋》），笔意飞扬，骨气洞达，足备浑朴沉劲之汉风，又别具一格、非常独特。金元之际著名的诗文大家王恽在其《秋涧集》中赞叹：“近观公（蔡邕）建宁三年所书《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真奇笔也，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阵堂堂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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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水平很高，在历史上太有名了，后世常有人把一些东汉碑刻或者论著附会成他的手笔，而其真迹据说在唐时就已经罕见了。《夏承碑》是否出自于蔡邕亲书毕竟没有实质性凭据，有人就对王恽的说法提出疑问，但也没有确凿依据。那么，王恽是因何出此断言呢？

王恽（1227—1304年），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一生仕宦，历元世祖、裕宗、成宗三朝，颇有政声，同时也是金末元初文坛上独树一帜的诗文大家，著有《秋涧先生全集》等，人称其书法遒婉，对书画也很有鉴赏力，他的文章中有许多记录、品评书画的作品。

至元十三年 （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后，搜刮了南宋内府所藏历代书画、礼器珍品运到大都，诏许士人假观。当年十二月，王恽被调进大都，得以披阅这批书画，并作记录，所著《书画目录》一卷，又名《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记载了147件书法、81件绘画作品，流传后世的初唐杰出书法家孙过庭《书谱》卷，唐代杰出书法家、“草圣”怀素《自叙》卷，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名画如东晋杰出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唐代政治家、画家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等，皆在王恽所见之列。

其人书法造诣深厚，又为官多年，见识过元朝所收历代内府珍藏，王恽对《夏承碑》为蔡邕所书的结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信口之言，而是根据其人笔法特点、气质神韵来推定的。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所言：“其隶法时时有篆籀笔，与钟（繇）、梁（鹄）诸公小异，而骨气洞达，精彩飞动，疑非中郎不能也。然蔡集不载，而他书亦不可考，姑阙之以俟知者。”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则称：“昔人谓此碑为蔡中郎书，犹在然疑之间。余以为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势八字诀》，惟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当以此碑字为汉世诸碑字之冠。”虽然有所存疑，但汉隶大家蔡邕的隶书特色显映其中，如长捺收笔处微微向上挑起，风格飞动，皆称奇古。于是自王恽始，该碑被定为蔡邕所书，历代书家多沿用此说，并且给予此碑书法极高的艺术评价。

据赵明诚的记述，《夏承碑》在南宋初年时几乎是完好如新的。“永乐七年修，岁久踣仆”（唐曜重刻题记），到了明成化十五年时任广平知府秦民悦看到此碑时，它已仆倒在地久矣，下半截的一百多个刻字被剔掉，显然是被人觊觎又失之照拂的，是时秦知府在后堂东侧建起一个亭子给它遮风挡雨，也让它重理容颜、再见天日。可是就因为字太漂亮独特了，历朝历代备受推崇，不断有人前来观摩拓印，“土人苦需索之烦苛，嘉靖癸卯（1543年）筑城之后，遂瘞置南城楼下”（清光绪版《永年县志》），终于在明嘉靖二十二年，知府陈俎修筑城墙时，爱古轩为工匠所毁，这通给当地某些人带来了“麻烦”的《夏承碑》原碑石消失了，《说文》称“瘞，幽埋也”，据说是被埋在了城楼下，世人再难睹其原貌真颜，只能从零落各处之拓片中追寻旧迹。

两年后，到任的广平知府唐曜试图找寻原碑，“索诸瓦砾间，不获”，只得取旧拓于漳川书院又重刻了新碑，“今临刻遒劲，不失汉风骨，足作佳观。它时与作者他山之石何限，岂以兹碑也哉”。漳川书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时任广平府知府张羽在县署（今城内县阁里街西段）西侧修建的，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任永年知县孔广棣（山东曲阜人）曾重修并更其名为紫山书院。

又是几百年风霜之后，1976年当地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并运送至文保所。如今断碑保存在重建的邯郸永年清晖书院。清晖书院位于永年广府城东北，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知府蒋以中修建，为明清时期府学，又名莲亭书院。

终究是书香之地为书法艺术赓续上了一脉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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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幸运的是，在时空中流转的还有那些珍贵的拓本。

《夏承碑》存世拓本多为唐曜明嘉靖重刻本；也有明成化拓本现存于河北省博物馆；有明丹阳孙仲墙（孙桢，字仲墙，号石云，今江苏丹阳人，好收藏书画，古物最富，考据甚精）藏本，后归清吴县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斋名攀古楼、滂喜斋，江苏吴县即今苏州人，清后期官员、金石学家、书法家、藏书家）滂喜斋，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比较可信且最早的原石拓本为明无锡华夏真赏斋所藏宋代拓本，缺三十字，世称孤本。近代于碑帖文玩界浸淫多年的张彦生先生，就曾在他所著的《善本碑帖录》中表示，现存《夏承碑》原石拓本中，只有华氏真赏斋所珍藏的那本较为可信。

华夏是明代一位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字中甫，号东沙居士，锡山（今江苏无锡）人，曾拜王守仁为师，与文徵明、祝允明等书画家为友，凡经他鉴别收藏者多为精品真迹，有“江东巨眼”之称，建有专藏书画之所即为“真赏斋”，收藏三代彝鼎、金石、魏晋以来书画、宋元善本图籍等，如王羲之真迹、已经绝迹的孤本《王临川集》等。

《夏承碑》华氏真赏斋藏本风格奇古、字画清晰，为历代收藏家所珍重。

华氏之后，藏本上有杨绳祖康熙乙未（1715年）隶书题字，钤“晴霞珍赏”“杨绳祖印”，述及借临一过，册中亦有“绳祖图书”“高平仰山氏”“绳祖书画图章”诸印，可知其清初时应为杨氏收藏。杨绳祖，字景西，一字晴霞，山西高平籍，江苏淮安人，“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北宋洛学大家、龟山先生杨时的二十世孙，康熙四十六年刊有《龟山先生全集》，官嘉善知县，好金石书画。

至清乾嘉间，藏本又被吴门著名收藏家陆恭收入，钤有“陆恭私印”“陆氏孟庄”“松下清斋”等印章。陆恭，字孟庄，号谨庭，其松下清斋所藏碑拓皆善本，他与翁方纲、潘奕隽等交游甚密，曾将《夏承碑》真赏斋藏本带给翁方纲临写。翁方纲是金石大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人，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文学家。翁方纲把藏本中所缺的三十余字，用宋代罗纹纸勾摹补齐，并附上了长篇的题跋。翁氏认为《夏承碑》字体风格有蔡邕《隶势》所谓“异体同势，奇姿谲诞，靡有常制”的特色，“是碑体参篆籀，而兼下开正楷法，乃古今书道一大关捩”。如拓本中“怛”“惟”的“心”部以篆书结字书写，“子”字结字横向以隶书用笔书之，“约”字“勺”旁的勾画已露楷书端倪，可见《夏承碑》在书体发展中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笔法多变，这是其他汉隶碑刻几乎没有的特点，称得上独树一帜，令翁氏在其所撰《两汉金石记》中不禁赞叹“见宋拓本，始知其笔笔变化，左右向背，阳开阴闭之妙”。

清后期，真赏斋藏本为江西临川碑帖收藏大家李宗瀚所得，其七言诗题于道光二年（1822年），藏印包括“公博图书”“宗瀚”“临川李氏”“李公博私印”“静娱室书画记”等。李宗瀚堪称清代最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字北溟，号春湖，江西临川人，也是著名书法家。《夏承碑》真赏斋藏本作为李氏“临川十宝”之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由其家族递藏，钤“联琇嗣守”“翊煌嗣守”“翊熉敬观”印。

拓本上不同年代的题跋、钤印还显示，明代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坊，及清代毕弘述、黄易、张埙、桂馥、宋葆淳、吴荣光、潘奕隽等许多文人雅士都曾过手或鉴赏或临习，且不吝赞誉。《夏承碑》影响明末清初隶书甚大，常被书家选做临习范本，晚明宋珏、清初陈恭尹等临此碑皆有所得而自成一家，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及高濂《遵生八笺》等文人笔记对此碑还有著录，令其更负盛名。

至民国年间，真赏斋藏本曾归入无碍居庄氏之手，其上有近现代诗人、书法家、清室遗老、后为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题字“此本今归庄思缄无碍居。宣统甲子（1924年）五月十三日，孝胥”，下盖“太夷”印（郑孝胥字太夷），在册首还有“无碍居”的印。庄思缄即庄蕴宽（1866—1932年），字思缄，号抱闳，晚号无碍居士，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政治家、书法家，早期故宫博物院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庄氏卒后，藏本入王伯群收藏，有“伯群读碑记”及“双雨山馆鉴藏”印为凭。王伯群（1885—1944年），名又造，字以行，斋馆名双雨山馆，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民国南京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创始人，民国风云人物，与当时政界要员、书画名家往来颇多。

被誉为“近代书圣”的于右任曾在民国廿一年（1932年）十二月三日留观款于藏本之上，钤于氏“千思”印。

后来，真赏斋藏本为丁念先所得并带至台湾。丁念先（1906—1969年），浙江上虞人，字守棠，斋号念圣楼，擅长书画，尤精于隶，其“念圣楼”之书画文物与古籍碑帖收藏量丰质精。

1981年，真赏斋藏本被香港巨商、著名文物藏家、北山堂主人利荣森购入，成为金石届大名鼎鼎的“北山十宝”之一。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文物馆举办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展览，即“北山汲古——利氏北山堂捐赠中国文物”特展，东汉《夏承碑》之宋代拓本华氏真赏斋藏本赫然在列，便是利氏转赠中大文物馆的，为其收藏的最重要的碑帖拓本之一。

就这样，一通历史久远的汉碑，辗转1800余年，在邯郸永年矗立起一道石刻的身影，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珍藏着一册纸质的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书者藏家心中留下一段隽永传奇，被不断地追寻、描摹、回味、思忖。

郑延芳 （摘自《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