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从1920年夏天起，中国几个大城市里慢慢出现一些小团体，这些人没有挂出招牌，也没有公开声明，但彼此之间保持着联系，像地下水一样渐渐连成一片网络，上海最早行动起来，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由陈独秀负责，成员包括李汉俊、李达和俞秀松等人，大约有15位参与者，他们创办了一份名叫《劳动界》的刊物，第一期在8月15日印了出来，主要面向工人读者，内容涉及工资、工时和罢工这些实际问题，不空谈理论。
北京那边跟着在10月也组建了团队，李大钊是核心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都加入进来，还有缪伯英这位中共第一位女党员。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和包惠僧参与，长沙由毛泽东和何叔衡推动，广州以谭平山和陈公博为首，济南王尽美和邓恩铭撑起北方一角，东京施存统和周佛海联系留日学生，巴黎则有张申府、赵世炎和周恩来，他们在海外也建立了联系。这些小组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正式章程，但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就是组织工人，准备进行变革。
有意思的是，早期成员里真有不少工人，比如上海的李中、武汉的郑凯卿和赵子俊、长沙的陈子博，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是在车间里干活的人，这说明当时搞共产主义，不是光靠读书人喊口号，而是真想从底层发动起来，可惜后来很多人没活到建国，李大钊在1927年被张作霖抓走，4月28日绞死在西交民巷，张太雷同年12月在广州起义时中弹牺牲，他是中央委员里第一个战死的，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转移路上跳崖自尽，刘尔崧、李启汉、陈潭秋、邓恩铭这些人都在1927到1935年间被杀或死在牢里。
还有些人去了苏联，结果碰上肃反扩大化的事，杨明斋和俞秀松在1930年代死在那边，直到1962年和1989年才得到平反，这让人看到革命路上不光有敌人，自己人内部也会出问题，更复杂的是有人走到半路变了心，张国焘在1938年跑掉投靠国民党，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跟着汪精卫做伪政府的事，一个在1946年被枪毙，一个在1948年病死狱中，沈玄庐早年参与建党，后来倒向国民党右派，1928年被人暗杀，刘仁静因为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29年被开除党籍，但他没有投敌，后半生靠着翻译工作过日子。
包惠僧、罗章龙、袁振英这些人退了党，但没有做汉奸，官方也没有把他们算成叛徒，巴黎小组的刘清扬、施存统、张申府同样退了党却没有背叛，只是后来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们，现在回头看，党史对最早那批人到底有多少、谁算正式党员，其实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王建英的研究就指出，连四个工人党员的身份都存在争议，这些小组成立的时间集中在1920年秋天到1921年年初，地点分散，时间却差不多，就像一场无声的潮水，没人喊开始，但大家同时动了起来。
有人坚持到底，有人中途离开，有人被误伤，有人被遗忘，建党的过程不像教科书那样整齐划一，它就像一盘没下完的棋，每走一步都带着犹豫、试探和付出代价，那些名字现在听起来熟悉，可当年他们聚在一起时，谁也不知道最后谁能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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