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特殊”的英语老师曾志

1966年5月的一天傍晚，紫禁城外的金水河畔已罩上暮色。毛泽东在勤政殿后的小书房里翻检旧物，忽然抽出一本封皮残破的《模范英语读本》，不自觉地念出几句生硬却洪亮的英文。守在门口的女同志闻声而入，正是年过花甲的曾志。主席停下书页，笑着说：“老曾，当年你给我纠过音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句半带调侃的话，把两位老战友的记忆拉回到37年前的闽西大山。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公民小学内灯火通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上毛泽东不仅失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还被大会严厉批评，受到一次党内严重警告。会议结束时，他情绪低落，带着几位战友去闽西疗养，也算“卧薪尝胆”。正是在那段被迫“隐身”的日子里，毛泽东的英语兴趣意外地复燃，并结识了一位颇为特殊的“老师”——曾志。

曾志那年21岁，湖南筠连人，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当时，能读写英语的青年在中国并不多见，女干部更是凤毛麟角。她随闽西特委行至上杭蛟洋，负责组织和联络工作，因同乡身份与毛泽东颇为投缘。7月下旬，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感染疟疾，体力不支，被安排到永定金丰山区牛牯扑村休养。山里只有十几户茅舍，炊烟稀疏，夜间听得见溪水拍岸。

竹寮不到10平方米，四壁透风。毛泽东照例挂起自己写的“饶丰书房”横匾，化名“杨引之”。“引”字近似“隐”，既藏身亦寄怀；“杨”则暗指远在长沙狱中的杨开慧。躺在竹榻上，他时常读书笔记，枕边总少不了那本从苏家坡借来的《模范英语读本》。医生吴修山为他施以青蒿、常山等药方，疟疾虽未痊愈，精神却慢慢恢复。每天晨昏两个时段，寨子里便会传出一连串抑扬顿挫的“Good morning， sir.”“How do you do？”乡民听不懂，只当是奇怪的山歌。

最先辨认出那是英语的人，正是曾志。她推门而入，见主席手握破旧的英文本，口音浓厚却兴致正酣，忍不住笑出声。毛泽东抬头问：“哪里读得不对？”“Chairman，您这个th要把舌尖顶到门牙间。”她一边示范，一边比划。就这样，白天忙于上传下达的曾志，晚上成了毛泽东的“外教”。她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单词，用湘音夹着普通话、残存的片段式英语，耐心地给他讲read与lead的发音差别。毛泽东则照单全收，临睡前还要用指尖在土坯墙上“写生词”，天亮一并默写。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韵律极为敏感。念起诗句节奏鲜明，每届时稍有板眼；可一到英语，他偏爱大开大合的朗诵方式，一个单词拉长尾音，经常把did读成“滴——得”。曾志提醒，他只笑说：“讲兵法要气势，学英文也得响。”这种别具一格的发声法，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依旧震得土墙嗡嗡作响，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员来“蹭课”。

为什么在风雨飘摇之际，毛泽东如此坚持学英语？当年他向彭德怀谈起理由：“总得看得懂洋书，才晓得人家咋想。”此语并非心血来潮。北洋军阀时期的柏林求学经历、师大附中读书时翻译外国小说，都让他深知语言的力量；而眼前的革命道路，也注定迟早要同外部世界正面对话。与其仰赖翻译，不如自己掌握钥匙。疟疾带来的空档，恰好给了他静心磨炼舌尖的机会。

曾志相伴的小竹寮，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充满了朗朗读音与咳嗽声交替的旋律。到了10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集结，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撤至上杭古田。一路行军，他背上仍背着那本《模范英语读本》，外加几册马列著作。队伍宿营时，他把火把插在地上照明，仍旧半念半唱；翻译的坚持，伴随疟疾的余热，成了长征前夜最独特的风景。

古田期间，曾志常带着绣花灯笼般的油纸灯，提着药壶探望。见毛泽东趴在土炕上练写单词，她不觉失笑：“主席，这又不是批示稿，写错就桔红一片了。”毛泽东却偏要在草稿纸上反复抄写，按部就班。后来他回忆：“字要反复写，才记得牢。”这种笃定的自学法，贯穿其一生。1944年，艾德加·斯诺再次到延安，毛泽东与之长谈，翻译张沙燕只在旁偶尔补充，斯诺惊叹其口语进步很快。外人不知，背后有曾志这位“半路出家”的女教员默默播下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曾志先后任江西省委负责人、华中局组织部长，建国后又在广州、北京奔波。1955年授衔时，粟裕已是大将，而曾志放弃评军衔，主动转入地方。她在中组部负责干部审查，高度严谨，被称为“女包公”。然而，只要去中南海开会，偶遇主席，两人仍会用几句蹩脚的英语互致问候，引得周围干部侧目。有人纳闷，毛泽东笑说：“这是老朋友的暗号。”

到了“文革”初起的1966年，曾志被点名“交代历史问题”。毛泽东在一次接见老干部时，让她坐到前排，并当众问：“你的英语还在念吗？”黑压压会场顿时轻松几分。曾志忙摆手：“年纪大喽，忘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朗声应道：“书还是要读的！”这段插曲在当时阴郁的空气里，显得颇为暖意。

从蛟洋、牛牯扑到古田，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的求学精神与曾志的影子一路相随。两人都出身湖南，一位以马列主义为志，一位怀着对新式教育的热忱，在风雨漂泊的年月里用英语课本维系信念，也磨炼了意志。后来毛泽东同基辛格会晤，偶尔插入的英文寒暄，让美方随员颇为意外。历史并非轻描淡写的传奇，而是一笔笔写就的曲折脚注。那本《模范英语读本》如今陈列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柜中，扉页上隐约可见折痕，据说仍能辨出主席潦草却端正的笔迹。

值得一提的是，曾志对毛泽东的帮助，并不止于语言。古田会议前后，她参与筹备妇女组织，推动肃清“AB团”余渣；三湾秋收后，她为女子纵队招募、训练骨干；长征途中，她怀抱幼子跋涉雪山草地，被战士们称作“铁姑娘”。这些经历，让她在1952年负责年轻干部选拔时，格外注重“吃过苦、挨过枪子儿”的履历。她常说：“革命不怕困难，也不怕学习。”这句口头禅，恰与毛泽东的读书观暗暗相合。

1973年初秋，曾志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报到那天，她带的行李里仍放着一本英语课本。清点宿舍床铺时，同事好奇：“您还坚持学外文？”她笑答：“老毛病，一停就生疟。”一句戏言，恰是革命岁月留给她的记忆密码。改革开放后，曾志多次被邀请讲述早年与毛泽东的相处，整整五个多小时的录音里，她只字未提个人功劳，却再三强调“主席真的认真到惊人”。听众有青年问她：“那本《模范英语读本》内容过时了吧？”曾志沉吟片刻：“旧书也能开新花，只要读的人有闯劲。”

2000年5月，92岁高龄的曾志在北京病逝。讣告里，她的头衔排比成行，“英勇善战的革命者、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卓越的组织工作者”。唯独少了“英语老师”这一栏。但在了解内情的同志心中，那三尺竹寮里的课桌，才是她和毛泽东共同走过的另一条战场。二人携一本小小读本，在偏僻山村打捞外语光亮的岁月，或许正是理解他们沉稳意志的侧影——即使山雨欲来，仍能按部就班，朗声念出“Light is sw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