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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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雁冰青中老年照

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沈雁冰

沈雁冰（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主要作品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等。茅盾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8月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至1937年，创作完成中篇小说《路》《三人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秋收》《残冬》等，翻译作品《文凭》《战争》等；1949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期间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3月14日，茅盾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该奖项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同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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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五七年四月）

沈雁冰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我在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业余写些有关新文学的文章，翻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在《时事新报》付刊《学灯》上发表。这个报的俞颂华及其主编张东荪，另办有《解放与改造》杂志，讲社会主义，他们约我投稿，写各国工运书籍的书评，我曾为《解放与改造》社写过介绍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情况方面的书评。

当时讲社会主义的人很多，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后来成立党组织的陈独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张东苏一些人；还有国民党的戴季陶也讲马克思主义，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也翻译日本河上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种人是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和国民党，是想借谈社会主义拉拢些青年，等到真正行动时，他们就绝口不谈，终于离开了。

另外，上海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发行过几种刊物，如《劳动月刊》，还有克鲁泡特金著作的小册子。刊物由民智书局发行，这个书局与国民党有关系。无政府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约在民国元年间。它对中国青年是有些影响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开始时都接触过无政府主义。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党不满，它适合小资产阶级的胃口，主张取消一切。

“五四”前后，由于我写些新文学方面的文章，当时在北京的郑振铎、玉统照等人，认为我是搞新文学的同行，约我发起“文学研究会”。我同意做发起人，但那时候和他们还不认识。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在上海的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是在《小说月报》改组的同一年成立，有宣言，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我编《小说月报》，该报遂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活动地盘。

《小说月报》原来属于“星期六派”，“五四”后，为新文化运动大势所趋，销路很小，商务印书馆觉得不行，要我来编。我主张不用已经购买来的一箱旧稿，进行改组，经商务印书馆同意，我才答应编辑；并约请“文学研究会”的分子撰稿。至于“文学研究会”内部，分子也是很复杂的。

和《小说月报》同时改组的，有《妇女杂志》与《东方杂志》。

《妇女杂志》原来和《小说月报》由一个人编辑，这时候也换了人。《东方杂志》是政治性比较明显的刊物，对于这个杂志，商务印书馆不敢改的太狠，只是把原来反对新文化的编辑杜亚泉，换成由钱智修负实际责任。《学生杂志》当时没改组，过了一二年，才由杨贤江主持。那时候，杨还没有入党。

一九二〇年，《新青年》杂志迁到上海，陈独秀也来了。陈和我本来不认识，但他也来找我，约我给《新青年》写介绍苏联的文章。他给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国际通讯》。这个杂志是用好几国文字发行的，内容有苏联介绍，国际时事评论等等，它是专门对外宣传用的。

就在这年夏天，大约七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芳，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开会的内容：交换别地小组的情况，研究发展组织，吸收新成员，研究开展宣传工作等。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新青年》宣传自己的主张。起初小组还利用过《时事新报》，后来张东苏退出小组，研究系的《时事新报》也跟着变了。当时小组还没有搞工人工作，后来大概是杨明斋到工人中去工作过。那时候，在萍乡安源，可能已有工人运动的工作了。那是李立三回国以前的事。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瞭。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上海小组刚成立时，沈玄庐倒是每次开会都到。“五卅”前他退出了，当时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交给邵力子，邵又要我转给党中央。

旅欧支部给党中央的信，多半寄到商务印书馆由我转交，因为我编《小说月报》可以掩护。

党在上海的几个据点：

外国语学校，地址在渔阳里，和陈独秀住的地方相近。外国语学校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学校存在的时间很短，记得有杨明斋（华侨）在那里教俄文。

平民女学，是党成立后办的。学生都是要求革命的青年，里面可能有工人。丁玲，王剑虹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教员都是党员兼的。平民女学不是正规的学校，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课程方面主要是有关社会科学常识的，我曾在那里教过英文，学生不感兴趣，以后就不去了。学生除了文化课，还有劳动，如学缝纫机。

上海大学，最初是个野鸡大学，名叫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招生时吹牛说提倡新思潮，各地青年入学后，看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就闹起风潮来了。当时，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可能有共产党员和党联系）要求党把这个大学接收过来，改名“上海大学”，作为党培养干部的据点。

那时候，由于国共统战关系，又为应付外边，让外边的人不至于觉得“上大”太红，把国民党的于右任抬出来做校长，实际上“上大”是党的学校。邓中夏是总务长，管理学校行政；瞿秋白是教务长。大学设文学、社会学两系，此外，还办了一个附中。

学校经费比较困难，一部分是向国民党募捐的，校舍很简陋。教员多是党员，纯尽义务；有些课程也找外边人来教的，如俞平伯教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了冲淡一下外边的注意，他的讲稿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咯》，当时是油印的。上大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社会学系主任是瞿秋自兼。张太雷、蔡和森和我都在上大教过书。课程主要的有：社会革命史（讲共产主义运动史，蔡和森讲），社会学（讲政治经济学概论）、劳动运动史（讲各国工人运动），这两门都是瞿秋白教的。

上大学生的来源，一部分是招考的，一部分是党组织介绍来的（比较少），也有一部分是国民党介绍来的（这与于右任当校长，和国民党募捐经费有关系）。后来上大学生分化的很厉害，有的甚至很反动，与学生的来源很复杂有关系。“五卅”运动时，上大学生在工人中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学校显得很红，后来在中国政府统治区呆不下去了，才搬到法租界去。

上大刚成立时，学生只有一百多人，这时发展到二百多人，两个学系的学生，社会学系较多，文学系一般只有三十人，最多的时候五十来人，分作两班，有一班人很少。上大分系是准备当正规学校办的，比平民女学要正规的多了。社会学系在那时候相当正规，若与现在的大学比起来，当然还很差。

“五州”运动时，知识分子通过报纸进行鼓吹宣传。商务印书馆里有党小组，办过一张《公理日报》，日出一张，动员工人。“上大”的教员和学生除组织工人外，还去组织爱国商人罢市，学生罢课。

《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的进步知识分子办的，党小组只在幕后领导。经费也是商务的进步知识分子、进步的技术工人协助的，读者对象不仅是工人，还有一般市民。这张报纸只出了不到一个月就停刊了。

（王来棣、单斌记录整理，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经沈雁冰本人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