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华群何人？蒋介石母名勋章获得者，汪伪口中的“人贩子”

明妮·魏特琳

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人占据了南京。在此期间，有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姐姐送饭，一个美国女子看见了他，上前对他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

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臂章取了下来。在当天的日记中，这个美国女子更是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这个美国女子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国名叫“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1919年，应聘到中国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掌管校务。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同事们商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留校教职工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17日，华女士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

随后，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经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认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成立，华女士为红十字会委员。

魏特琳(前左四)与金女院难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员

魏特琳（左一）与红十字会施粥处工作人员

1941年摄于美国圣路易斯。魏特琳（左二）和友人

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华女士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拒绝离开南京。

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进驻南京各要镇。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华女士第一次目睹了日军奸淫掠烧杀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妇女儿童惊恐万分、蜂拥而至金女院，为了更多地保护年轻女子和儿童、这里没有容留男子和老妇。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这对比野兽更凶残的日本侵略兵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上去奸淫。

华女士一面组织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则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或从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不少日本兵因此而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直接野蛮地打她耳光。

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到：“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魏特琳墓碑

魏特琳墓碑

由于华女士的金女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所以这里成了侵华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华女士在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写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华女士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让得了精神忧郁症，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蓝、白、红三色襟绶的“采玉大勋章”（因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而得名，象征国民政府的最高荣誉）。然而，1940年4月初的一天，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当时，日军几乎把金女院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平安夜、日军某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当时的日军十分猖狂，魏特琳无奈之下同意这样做完全是权衡之举，当时她要求对方“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但当时的金女大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听闻此事后十分愤怒，不听解释。

魏特琳于是递交了辞职报告，她的精神抑郁症变得愈发严重。1940年5月14日，她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在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遗书中，她写道：“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到中国去的传教士”，而在墓碑的最醒目的地方刻的，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