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被数据监控的工作与人类文明……未来形态

《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美] 凯伦·利维著，丁雯雯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雅理，2026年2月版，256页，79.00元

凯伦·利维（Karen Levy）的《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Data Driven：Truckers, Technology, and the New Workplace Surveill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丁雯雯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6年3月）是一部关于工作环境中的数据监控的社会学论著，原书名是“数据驱动：卡车司机、技术与新的职场监控”，中译本的书名把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提炼得更为鲜明。原书出版于2023年，从注释和参考文献来看，作者在书中引述的资料和学界研究观点截至2021年，可以说是当时比较新的前沿研究成果，出版后获得了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最佳信息科学图书奖等几项荣誉。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中译本对于原书的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的处理是“扫码查阅”，在我个人的阅读记忆中好像是第一次遇到，但是我夫人说她之前已经遇到过把完全没有翻译的注释和文献部分“扫码查阅”了。这是一种纸质与电子相结合的阅读方式，似乎与该书关于从纸质行程记录向电子日志设备转变的中心议题有某种呼应的意图。这种方式对出版社来说是节约了不少纸张，但对于读者来说无疑是不那么方便的。

该书讲述的“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的故事实际上是围绕着“ELDs”而展开——“ELDs”是一种电子日志设备，可以记录卡车司机的活动数据，尤其是他们的工作时间，目的是防止司机的驾驶时间超过联邦法规所允许的时间限制。当卡车司机的驾驶时间达到上限时，他们应当停下来休息，之后才能再次合法驾驶。在这里应该知道一些基本数据。2018年，美国登记用于商业用途的卡车数量是三千七百万辆，近八百万人在卡车运输行业工作，其中约三百六十万人是卡车司机，当年的总行驶里程约三千零五十亿英里，运输了近一百二十亿吨货物（23页）。另一组数字是极为可怕的：卡车司机的疲劳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每年美国高速公路上的卡车事故造成大约五千人死亡、十五万人受伤——这些数字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稳步攀升。尽管有多种因素会导致车祸风险，但驾驶员疲劳已被反复确定为对事故率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50页）。

因此，在经过多年的提议、协商和逐步推行之后，联邦政府于2017年12月强制要求所有卡车司机必须购买、安装和使用电子日志设备。其实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卡车司机一直都要接受联邦“服务时间”法规的约束，要求卡车司机使用纸笔记录的方式来执行，执法部门会在路边或者称重站检查卡车司机的日志。但是，由于卡车司机的报酬基本上是根据驾驶里程计算的，他们为了增加收入就会延长开车的时间，篡改纸质日志成了行内公开的秘密。因此，联邦政府转向采用电子技术监控，电子日志设备创建的卡车司机活动的电子记录比纸质记录更能防止篡改和伪造。实际上，这种电子日志设备涉及收集关于卡车司机行为、身体、刹车模式甚至脑波等新型精细数据，这种数据收集支持新形式的分析：公司可以将卡车司机的表现相互比较，并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这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和控制卡车司机的工作。因此这些数据监控设备不仅便于政府和运输公司对卡车司机实现进行全面监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卡车运输工作场所的性质（第4页）。

该书探讨的就是卡车司机的工作如何受到这种监控技术迅速扩张的影响。这些技术是新兴的数字执行机制的一部分——使用技术来执行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组织指令。在卡车运输行业，数字执法正面冲击着该行业现有的社会秩序：它颠覆了卡车司机传统上享有的职业自主权，重新配置了卡车运输公司内部的信息流，改变了卡车司机和执法官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并创造了新的争议和抵制场域（同上）。

该书第一章“引言”概述了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引入入胜且充满争议的卡车司机的政治和经济历史，重要的是论述美国卡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与职业文化传统。第三章“疲惫的卡车司机和电子监控的兴起”解释了为什么卡车司机如此疲劳，政府是如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是如何成为最终的首选解决方案的，以及卡车司机对电子日志设备的接受程度不高的原因。在第四章中，作者研究了电子日志设备作为一种商业工具的运作方式，以及这套监控系统如何在该行业的竞争性政治经济中发挥了作用，如何把政府、企业和收集数据的第三方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各有获益并相互加强的整体。第五章详细探讨了在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实施之前，电子日志设备在卡车司机与执法人员之间的检查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的议题是数字监控并不必然会加强国家对被监控对象的权威。第六章“对抗监控盒”讨论卡车司机抵制数字监控的各种策略，从用锤子砸坏监控器到组织集体抗议；从利用电子日志设备的技术局限性来挤出更多的驾驶时间到“破解”设备，这些策略利用不同的资源，涉及不同的当事方。这些抵制行为的多样性引发了同样多样的、复杂的结果，应该把抵制视为一种对社会权力协商的手段。第七章提出的问题是：随着自动驾驶车辆的普及，卡车运输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未来二十年里，机器人是否会取代人类司机的工作？结论是认为在现实中由于各种法律、社会和文化原因，自动化技术不太可能一举取代卡车司机，而是人类和机器将彼此的工作整合在一起。在最后的第八章中，作者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技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常常是失败的，因为其旨在解决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相同层面上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技术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意味着未能充分考虑现实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没有作用，我提供了若干思路，思考如何使用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于更广泛的改革。”（21页）最后两章的内容显然指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监控问题，在当下的全球AI风暴的语境中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监控技术的使用无疑从多个方面与卡车司机的职业传统与文化建构发生巨大矛盾和尖锐冲突，“正如本书将要解释的，卡车司机监控涉及不同社会领域中许多不同主体利益的深度纠葛一一不仅仅是卡车司机、政府和公司，还包括卡车司机的家庭、保险公司、试图从数据中获利的第三方公司以及广大公众”（12页）。关于该书的研究过程，作者主要是从2011年至2014 年期间在卡车运输公司、卡车停靠站酒吧、贸易展览会、监管会议等场所对卡车司机、卡车运输经理、监管机构、技术人员和其他行业相关的人士进行了大量访谈，当时电子日志设备尚未被强制执行；在强制令生效之后，作者持续进行补充研究，一直延续到2019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主要发生在电子日志设备从被提出到强制执行的转变时期，作者说：“现状被打破的时刻，往往是揭示社会组织基础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和权力结构的关键时机。”（15页）这的确是田野调查与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介入关键期，在具体语境中的各种变化、发展的真实面相和复杂性才能得到微观观察与宏观分析。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作者的身份与性别角色对田野调查产生的影响，利维说她从未对访谈者隐瞒过自己的身份或对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并且确信自己没有滥用任何参与者的信任。不过她承认自己在向他们透露个人信息时确实得有选择性和有所保留，尤其是女性的性别身份使她在卡车场区这种通常是嘈杂且令人迷失方向的地方不得不考虑个人安全问题（234-235页）。应该说，作者的社会学与法学的专业出身背景使她能够清醒地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调整其方法论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同时不断审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方法如何塑造研究的方向、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以及如何影响了她的数据收集和分析（235页）。

从根本上说，导致疲劳的过度工作源于卡车司机的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卡车司机通常是按照A点和B点之间的距离收取固定的里程费，但是并没有考虑在这过程中发生的装卸等待、各种延误或意外所耗费的时间，因此迫使卡车司机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能够提高收入的生产性驾驶时间，就如他们所说的“如果车轮不转，你就赚不到钱！”（34页）实际上，虽然说卡车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传统工作环境的约束，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规则和规定却比普通工作要多得多：从公司的组织规则和雇佣或租赁安排到公共道路系统上的各种交通管制、保险和执照要求，还有各种专门针对卡车司机的额外公路规则，都使卡车司机发现自己是“被公路的自由囚禁”（47页）。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电子监控真的能解决安全问题吗？更准确的表述是：“该技术可能确实提升了法规合规的可测量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就能实现这些法规旨在达成的实际安全结果。”（71页）三位专业人士关于电子日志设备推广情况的最严谨研究发现，该强制令确实提高了司机对服务时间规定的遵守程度，但是并没有发现人们真正关心的安全结果有任何改善。最直观的就是在强制令实施后，因服务时间违规的罚单数量下降了，但是因超速和其他形式的不安全驾驶的罚单数量却在大幅增加，最明显的是在不得不安装电子日志设备后，不安全驾驶的违规行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73页）。道理其实很简单，司机们试图以超速来弥补因严格的监控而损失的生产时间。

书中有不少议题的讨论并没有局限在卡车司机的职场之中。在谈到“使用技术来执行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组织指令”的时候，作者插入了一段关于“规则是用来被打破的吗？”的论述，从这里引申出公共管理政策与措施的一个重要议题：规则与秩序和效率的悖论。我们通常也会认为，规则的意义在于规范管理行为的标准，让世界的运转合法和有序。一般而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作者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规则是由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决定的，从来没有像纸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她首先以行车只是略微超速而被罚款的例子，说明严格执法可能产生的不合理甚至是选择性执法的不公平；然后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经常依靠打破规则来让世界更有效率地合理运转。听起来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就时常有这样的经验。例如纽约市前市长曾提议对行人随意横穿马路实施零容忍政策，经济学家很快指出，如果严格遵守禁止横穿马路的规定，行人的通勤时间会增加，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将因此受到影响（第6页）。更有意思的是，“按规则办事”也可以成为员工向管理层施加压力的手段，因为在工作实际中，合理的有效率的运作往往并不完全符合制定的规则。组织理论的研究早就指出，许多规则只是为了应对制度一致性的压力而制定的，并且将这些规则与能够使其有效运作的实践分离。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对员工的某些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既是为了效率，也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维护与员工之间友好关系以及在别的问题上向员工施加压力的手段。其中当然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利维的目的并不是要论证是否应该严格执行规则，而是为了说明在工作场所和更广泛的范围内，社会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规章制度和实践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这里，我认为关于执行规则的严格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重要的是应该区分不同的工作性质与场所，这种区分的依据应该是来自对某种价值观念的坚守与现实语境中的实践可能性。例如事关食品安全的生产管理规则，为了人类生命健康的福祉，只有零容忍的严格执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危害健康的食品流入市场，而且还必须追加制定对执法者在执法实践中违背零容忍原则的规则。在这种实践语境中，某些管理者、执法者放弃零容忍原则的合理解释几乎只能是利益动机作祟。另外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当前世界上许多城市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基本上就是在交通法规与执法实践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其原因既有“法难责众”的观念，也有秩序的社会分层以及局部与整体的功利性意识，在规则面前闭上一只眼就成为一种既要管治又要安抚的手段。在对卡车司机的数据监控这个议题上，使用技术来更严格地执行规则的动机往往是认为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规则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从而让人们遵守规则。也就是说，“监视员工行为以迫使其服从管理目标已经成为常用手段”（第9页）。

那么，被监控、被规训要遵守规则的卡车司机的主体性问题必然要成为重要议题，由此才能充分认识该书“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这个中心论题的具体语境。本来，卡车司机流动和孤立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比其他蓝领工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而且，卡车既是司机的工作场所，他们有时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居住、吃饭和睡觉的家，在这里他们的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装在车内的电子监控设备无疑是对这块个人领地的野蛮侵略。卡车司机会认为电子日志设备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尊严和独立性，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新规则将他们视为罪犯、骗子或儿童”（64页）。 另外，卡车司机的职业身份认同与其他工作相比更有独特的传统：通过展示体力和精神耐力来表现出男子气概和阳刚之气，“沥青牛仔”的形象一直是卡车司机身份认同的标志性符号，工作强度与身体抗压能力与其经济收入紧密相关。更具有文化建构意义的是，许多在传统就业环境中有过与权威抗争的工人最后可能会转而改行当卡车司机，在这种身份认同中就带有独立、自由与抗争的精神建构。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1912-2008）在他写作《美国人谈工作：他们整天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1972、1974；刘禹汐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的过程中采访过州际卡车司机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自1967年大罢工以来他一直是钢铁运输司机兄弟会的组织者。德克尔对于卡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的描述很有意思：卡车司机是个很奇怪的存在，他们来自农村，又认为自己是商人；在他们的外表下，却很民主、仁慈和自由，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讨论战争、孩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支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他们想在上面贴上保守的标签（《美国人谈工作》，341-342页）。但是大多数州警总是认为卡车司机是不法分子、小偷和超载者，卡车公司和工会也不会维护和提升卡车司机的形象。有些警察还会有意设置各种陷阱，然后敲诈那些外地司机，这是成千上万卡车司机的遭遇。于是德克尔说“你有一种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车酒水冲破封锁线的感觉。你有一种想打警察的感觉。”（同上书，344-345页）这是很真实的美国卡车司机的群体形象，独特与反抗是基本底色。利维在她的书中也谈到卡车司机对官僚规则（包括政府和组织的规则）的态度往往是轻蔑的，“他们的大部分政治言论都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只是喜欢我的自由，做我需要做的事”（《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36页）。

这让我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后，在1979年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电影《车队》（Convoy，导演: 萨姆·佩金帕，1978）就是关于卡车司机的故事，讲述绰号是“橡皮鸭”“猪圈”和“苍蝇”的几位卡车司机带头反抗不合理的限速规定，与公路上与警察、军警斗智斗勇，最后受到民众英雄般的欢呼的故事。这部电影显然是要改变卡车司机在大众流行文化中有时被塑造的那种负面形象，虽然他们在乡村音乐中保持着正面的男子汉形象，那种暴力美学与自由主义与左翼文化的因素都有关联。但是当年我们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看完之后，讨论的议题不是反抗和暴力美学，而是“七彩的美国车队开进了中国”，就是因为影片中的美国司机所带来了可乐、麦当劳、流行音乐等七彩的文化冲击。

无论如何，卡车司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抵制监控。利维的研究发现了卡车司机使用或曾使用的十二种抵抗策略，可以归为四个主题类别：对监控系统的物理篡改、对系统捕获数据的操控、利用系统的技术局限性、围绕该系统的社会性和组织性进行抵抗（133页）。她对于“抵制监控”的表述是对的，而且有点鼓舞人心：“抵制不仅对卡车司机重要：它在人们面对各类环境中的各种监控时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监控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完全‘选择退出’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人们采取了新的、富有创意的策略来挑战、混淆和阻挠数据收集。……群体不仅仅是‘驯顺的身体’（正如福柯所描述的）——他们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监控机制．并且常常努力破坏这些机制。”（130-131页）在不得不参与的过程中努力破坏那些监控机制，尽管正如托林·莫纳汉的研究所指出的，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持久地挑战深深植根于制度中的监控基础（131页）。而且就卡车司机对电子监控的抵抗来说，虽然也是为了维护他们所珍视的隐私和独立性，他们希望赚取更多钱的动机也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这些抵抗的目的只是让自己能够在更长、更危险的时间内工作，从而使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处于危险之中。“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自我剥削：卡车司机的抵制往往只是重现并加固了工业资本主义背后的经济和阶级结构。通过这种方式，卡车司机‘亲手促成了他们自己的苦难’。”（164页）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悖论。这种情况就和世界各地的外卖骑手一样，他们对于各种规则限制的抵抗实际上也正是满足了资本贪婪牟利的压迫性算法，导致被雇佣劳工的内卷，导致他们不惜以生命换效率。

接下来利维关于“抵制”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颇有启发性。她说对抵制作为针对整体权威的一种对抗策略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化，并非必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现象；书中所描述的每一种策略都涉及多方力量的参与，“成为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包括向上和向下）协调权力关系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抵抗促使各方行动者进入一种临时的利益结盟和合作状态（163页）。在这里的确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利益动机、抵抗行为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进而指出，法律和政治抵制领域的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小规模的抵制行为概念化，并且提醒我们不要轻视这些小规模的抵制行为。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行为可能会为日后对权力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挑战打开大门。即便它们未能引发更大的变革，它们本身依然重要，因为它们对实施者具有意义——“（抵抗）的时刻往往是旅程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仅仅因为它们是短暂和私人的就忽视这些战术，反而会重新巩固他们所反对的权力关系……轻视这些短暂的佯攻和伎俩，就是否认在法律缝隙中塑造的（个人）身份维度。”（167页）

数字监控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动态变化。一是改变了公司对卡车司机的直接管理方式，二是通过将数字数据应用到卡车司机在车队内部和外部的社交生活中，以此来施加社会压力，促使其遵守组织目标。这里的第二种变化意义深远，实现了企业、政府和作为数据收集的第三方建构起互操作性的监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法律、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利益紧密联系且相互构成、相互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协同效应使得公共和私人监控系统在实践中不可分割。通过互操作系统叠加的监控利益，产生了远超国家或企业任何一方所能实现的整体监控能力，从而创造了一种混合的、相互强化的监控制度组合”（109页）。在对卡车司机实行数据监控的研究中，无疑会引向关于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的思考。

关于卡车司机这种工作岗位的前景，作者并没有过于担心他们会被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所取代。她相信“在（所谓的）自动化系统中，人类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在设计、操作、维护、使用还是监督方面。这些角色的样貌可能不同于以往，但认为人类可以从系统中被彻底消除的观点在根本上是错误的”（209页）。准确地说，卡车司机被AI技术取代的可能性比一些预测更缓慢、更渐进，另外这种进程更加深了对本书中所讨论的监控能力的研究（213页）。

利维在第一章“引言”的开头就引述了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者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ton，1910-2003）早在1964年就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文明正日益技术化……这是一个致力于不断寻求改进手段，却对其最终目标往往草率审视的文明。”——在日益技术化的同时，却没有慎重审视其最终目标，这不正是在当下急速发展的趋势吗？在今天已经普遍出现的被数据监控的工作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之间深入挖掘有普遍性意义的重要议题，这才是从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的故事中延伸出来的关键主题。未来的社会与文明形态必然会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科技力量的重要性，那么应该如何重新理解“技术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对于掌握决策权的人来说，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来应对社会和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通常看起来更容易实施，不会大幅挑战现有的制度权力结构。她认为技术无疑可以在解决问题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避免将技术视为万能的解决方案；“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以更精确的方式诊断社会和经济问题。数据收集可以为问题的形态和范围提供重要的、可读的证据”（218页）。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成功的技术变革需要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的重新配置。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要开发让管理者监督工人活动的工具，就必须同时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保护……经济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在打击违规行为时，没有意识到工人是被迫违规以维持生计的，就无法改变最初导致工人违规的经济结构；这种情况应该成为考虑更广泛改革的契机（221-222页）。因此，关于技术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的一种思考就是：“思考技术变革的最佳方式并不是仅仅关注技术本身，而是强化围绕技术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才能确保数字技术融入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从而既保护工人，又促进人类尊严水平的发展。”（222页）这就是要从“最终目标”来慎重审视的人类文明的未来。

最后要说的是，该书最后的“附录一 研究监控”提供了一些研究监控的方法论和具体策略的说明，值得留意。比如作者说研究监控本身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因为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某种监控者的角色（223页）；又比如提出问题的方式和措辞，要避免让参与者在谈及非法或未经许可的做法时感到尴尬——不要问司机“你是如何在日志上作弊的？”，而是问“你听说过其他司机有哪些伪造日志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不担心自证其罪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行为信息（230页）。即便认识到研究对象因研究者的存在而提高警觉，可能会提供“精心编排的表演”，但是这些表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数据来源，反映了研究对象希望如何被他人认知（232页）。这些当然都是很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法。因为事关被数据监控的工作可能会如何塑造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所以从研究的范式到具体的方法论都需要有新的、具有前瞻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