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可以这样被看见

刘晓军先生的新著《看见汉朝：司马迁的当代史》，让人眼前一亮——看见汉朝！

看见的结果，众所周知即司马迁著述的《史记》；而司马迁为什么能看见，怎么样去看见，尽管前人多有阐述，但聚焦于此，独辟蹊径以“司马迁的当代史”作专题探索的尚属鲜见。

一般认为，当代历史这一名词指以往70年左右的历史。（引自<英>A.布洛克、O.斯塔列布拉斯主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28页）而《史记》自黄帝时期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结束，跨越三千多年。显然，不能用70年来框定司马迁的当代史。其实，这里的当代史就是司马迁任职太史令（汉武帝元丰三年）前后所撰写的关于汉朝及其既往的历史。对读者来说，既然论及“看见”，司马迁为何能看见，怎样去看见更值得玩味与探寻。

从刘著中我们可以读出，作为汉朝的当代人，当代人写当代史，司马迁的看见源于三点：一是史家的胆识，二是平民的视角，三是直书的睿智。

“他将用尽全部生命完成一部史书，临大节而不可夺。”“这是他的使命，是属于君子的高贵，死而后已。”（《看见汉朝：司马迁的当代史》第311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这是史家的胆识，如同王安石所言“丹青难写是精神”。

“司马迁大力书写平民，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游侠列传》开始，到全书结束，多是为卑微者立传。而且，他不惜将最高的赞誉送给了他们，念及于此，只想默默赞叹一声：伟大同样属于司马迁。”（第306页）这是平民的视角。因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刘邦实在太宠幸戚姬，便想废太子刘盈，改立戚姬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周昌挺身而出，上朝跟刘邦力争。可他口吃，刘邦问他有什么理由，他一下子说不出来，又极愤怒，说话越发困难，就结结巴巴地说：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刘邦一听这‘期期’又乐了，加上张良极力反对，于是此事作罢。此处写周昌亦极为成功，如在眼前。后来有个成语叫‘期期艾艾’，‘期期’二字即源于此。”（第111-112页）

这是直书的睿智。章学诚有言，“良史莫不工文。”《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所记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写人状物历历如在眼前，有很强的文学性。难怪唐宋八大家奉为古代散文典范。

跟随刘著的求索，我们得以看见以司马迁的当代史书就的汉朝（《史记》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里的汉朝是全称的汉朝，是汉朝的全部、全体，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是一个完整的称呼，而不是部分、个体；这里的汉朝是全景的汉朝，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民生，从天文历法到礼乐音律，举凡汉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悉数进入取景框，展示了汉朝的宏大气象；这里的汉朝是全链的汉朝，穷原竟委，追根溯源，“纵通”（贯通古今）、“会通”（融汇史料）、“横通”（广纳社会内容）是为“通史家风”（章学诚语）。

刘著给我们展示的“看见汉朝”正是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当代史。而这样的当代史，其基石在于历史观。“很多时候，历史观比历史真相更为重要。历史观，便是观历史，是如何看见历史。”（第002页）当代史之难能与可贵正在于此，正在于审视当下，直击现实，以求真为务，鉴别评定，以生命守护真相，“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在讨论了司马迁的当代史的视角之后，我们有必要进入另一个重要的视角——作者刘晓军的视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当历史被激活、被重提、被发现、被讨论、被研究的当下，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历史。真正的历史都是活在当下的。司马迁的当代史同样如此。在《看见汉朝：司马迁的当代史》中，司马迁的当代史展露出一种不同于寻常的崭新样态。

这种崭新样态源于作者独特视角的“看见”——

以“大风起兮云飞扬，星汉西流夜未央。伤心桥下春波绿，满架蔷薇一院香”起承转合的诗意表达，释读“帝王之象，群臣之曜，斯世之悲，底层之微”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如作者所说，起始于帝王的引领，承接于群臣的贡献，转折于世道的悲伤，最终落脚于底层的卑微。（第006页）

这里，“看见”的前提一是实存，有实在先；二是无隐，无隐随后；三是除蔽，除蔽加持。以实实在在的存在，并无隐匿、隐藏，且除去遮蔽作为“看见”的前提。这是本书独有的“看见”前提。

作者之所以能独辟蹊径地“看见”，一是源于仰慕追寻的眼光，全书随处可见对司马迁的仰慕之情；二是基于平视胸怀的目光，仰慕继而平视，这种胸怀才是对司马迁真正的敬重与仰慕；三是出于俯瞰勇气的追光，站在当代的新起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努力言前人之未言，发前人之未发。有此“三光”，本书就有了不同于前人、迥异于他者的“看见”。

在笔者看来，本书作者的“看见”之妙大致有三：

一是平说、评说，朴实无华平实地说，且叙且议随文评点地说。

在“甭说我无赖，我只是无挂碍”这一节中，作者记叙刘邦踹孩子——

彭城之战，刘邦五十六万大军，被项羽三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仓促之间，刘邦坐车而逃，竟路遇儿女（与吕后所生，即后来的惠帝和鲁元公主），司机夏侯婴乃载行。后边追兵正急，刘邦便把两人“推堕车下”，夏侯婴心有不忍，下车把他们抱上来。刘邦急了，竟然“常蹶两儿欲弃之”。看清楚没，直接把两儿踹下去啊，且“如是者三”。幸得夏侯婴坚持，才带着俩娃逃出险境。

看到夏侯婴如此执着，刘邦大怒，差点把他给宰了。

为人父母者，有这样一心只顾着自己逃命，而置儿女于不顾的吗？放眼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吗？

二是新说、心说，时出新意，发自内心之说。

在“人性的畸变”中，作者写道——

读《酷吏列传》，无比沉重。

而且我以为，司马迁写作此篇，也是最为沉痛愤懑的。他因李陵事件而入狱，亲身体验过酷吏的可怕。……

如果司马迁只是一位作家，那我相信，他一定要将满腔悲愤付诸笔端，以控诉酷吏的滔天罪行。但他更是千年一出的史家，他在悲愤的同时，更要以史家之笔，冷静记录这个畸形的群体，以及产生这个群体的畸形时代，从而警示后人（全面反映这个畸形时代的，还有《平准书》，可以说是武帝朝严刑酷法的社会背景）。

三是细说、“戏”说，细致翔实地说，鲜活灵动地说。

在“老实的尽头”中，作者写初读《万石张叔列传》，一眼看到了不少老实人。万石君（石奋）的幼子石庆——

幼子石庆任内史时，有一次酒醉而归，入外门而不下马。石奋听说了，便不吃饭，石庆恐惧，怎么请罪都无效。没办法，全族人都袒露上身前来请罪（也算一道风景线），石奋才恨恨而罢，从此，大家进门时都下车步行。……

后来石庆担任太仆，为皇上驾车出行。皇上问马有几匹，石庆以马鞭一一点数，才举手说六匹。六匹本为常规，不用数也知道，或是一眼就能看出，但出于谨慎，还是要一一数过去。石庆是几个儿子中最粗疏大意的，依然如此小心，可见万石君的家风之严谨，家教之成功。

如此家风，人尽皆知。特别是齐鲁两地，儒风盛行，那些行为质朴的儒生也自叹不如。

什么是言传身教？今天的家长们或许能从中得到启示。（第278页）

以上三说，可以认为作者努力以平说、评说对应真，以新说、心说对应善，以细说、“戏”说对应美。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果。

刘晓军先生的《看见汉朝》游走于司马迁的当代史的各种人物之间，立体而生动地刻画了汉朝社会的多重张力，在当下语境中，以其独特的叙事文本，回应了如何重读经典的问题——汉朝可以这样被看见。

（作者：陈震，来源：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