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关于是否必须通过戚本禹才能见到主席，阎长贵认为部分说法确实有夸大成分吗？
1993年深秋的黄昏，阎长贵刚泡好一杯龙井，电话铃骤然响起。听筒里传来戚本禹低沉的声音：“这几年议论太多，改天坐坐？”阎长贵沉吟片刻，只回了句：“好，得把一些事说清楚。”
那一年，北京的书摊上流行一本回忆录，写道“凡是要见主席，都得先过戚本禹这一关”，读者啧啧称奇。故事像雪球，越滚越大，似乎中南海的门钥匙就在戚本禹口袋里。可在阎长贵看来，这把“钥匙”多半是传奇加油的产物。
时间拨回1966年5月。田家英逝世，政治秘书室一下子没了主心骨。戚本禹被临时推上前台，兼管秘书局。外界见他出入主席住地，加之立场鲜明，便认定他是“新贵”。可秘书局是干啥的？归档、摘编、呈批文件，更多像是信息枢纽，而不是私人管家。权力当然不小，却远没到“独掌门户”的程度。
秘书局里另有一位老资格——徐业夫。此人随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年纪虽大，作风却利落。那年秋天，陈伯达、康生要面见主席，也得先给值班室打电话，由徐业夫登记、保卫处核时段，再呈交警卫局确认。程序多？是。拖沓？不见得。那是制度的防火墙，谁也不能随意拆。
“老徐，这份材料能不能马上进屋？”某日凌晨，陈伯达推门探头。徐业夫架起老花镜：“急事我去请示，不急就按顺序。”门轻轻阖上，没有谁敢逾矩。戚本禹那晚恰在隔壁值班，只抬头看了看，又低头批件。外人若在场，多半会觉无趣，却正是这种无趣，保证了程序的稳当。
同年岁末，另一桩小插曲引人遐想。江青忽然觉得自己需要一名正式秘书。有人提议：“让戚本禹兼任，省心。”戚本禹摆手：“我这边文件山一样高，抽不开。”他顺口提了名年轻人——阎长贵。1967年元月，任命电报下达，阎长贵成为江青第一任秘书。此前，江青一直自负“事情自己能办”，宁可拉着保卫干部抄材料，也没给自己配过秘书。
为何忽然转念？一来形势急转直下，各路文件雪片般飞来；二来她的政治位置升高，需要有人统筹往来。阎长贵的工作却并非贴身伺候，多数时间替她分类文件、联络会议，偶尔陪同外出。至于外界传的“江青左右手”之说，更多出自后人想象。
盛传的“经戚本禹才能见主席”一说，阎长贵听得最多也最无奈。“要真有那权，他何苦天天熬夜改材料？”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同事说，“咱们是齿轮，不是闸门。”制度这台机器，轮齿咬合得紧，不留个人自转的空间。
秘书系统的层级感，是当时政治生态的缩影。副局长再抢眼，也得向更高序列汇报；资历再浅的新秘书，也必须被规则束缚。权力的行走靠的是轨道，而非单个调度员的挥手。正因此，当年的“神话”经不起细看：戚本禹固然锋芒毕露，却从未成为绝对枢纽。
九十年代，两位老人隔着电话偶有闲聊。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编资料，阎长贵住在西山脚下的家属院。书信往返间，旧日风雷渐远，他们反而更愿意谈当时被忽略的小节。信里，戚本禹写道：“若再有人说我给主席当秘书，你就替我澄清。”阎长贵回信只写一句：“事实自有分量。”
于是，这段被误传多年的往事，便留给后人慢慢拆解：秘书局不过是文书枢纽，江青直到1967年才有首任秘书，高层面见主席讲程序而非私交。记住这些细节，才能在尘埃散尽后，看见真实的权力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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