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节选）

革命与连续性的这种关联不是历史的宿命，也不是某种文化原理的必然产物，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诞生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在各种历史合力的制约下的创造物。事件不仅涉及那些有形的人物和故事，思想、价值、习惯和传统等无形的力量也参与事件的创造，并在事件的爆发中重新组合。也许可以说，没有革命的爆发就不存在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连续性问题，但连续性却不能看作是革命的自然延伸。1911年武昌起义及随后在中国南方形成的“松散的跨省革命联盟”并没有力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建国，在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势力的博弈和谈判之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集团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妥协，初期的革命建国运动由此展开为一系列曲折、复杂和动荡的事件。如何评价这一进程? 2011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批法政学人深入地展开了对1912年清帝逊位诏书及优待条件的形成和意义的再研究。

清帝逊位诏书到底具备怎样的历史意义需要谨慎地估量，但它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从而也是透视这一政治博弈过程及其后果的窗口，是毫无疑问的。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是上述学术兴趣转移的代表性作品。

作者高度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就以及对辛亥革命作为“不彻底”的革命的定性，并从内外关系的角度深入探讨当时国际体系中列强的“大国协调”对于辛亥革命过程与结果的塑造，为这种“不彻底性”提供了新的论证；但与此同时，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成就，为后续的政治互动设定了极其重要的规范性前提。作者不是简单地对逊位诏书进行文本解读，而是选择1911年革命至1917年《临时约法》被北洋政府废除这一极为动荡(包括了南北议和、政权转让、两次复辟、南北冲突和军阀混战的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时期，从极其宽广的视野出发探索了影响甚至决定了博弈结果的各种有形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和无形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和理论思考)力量。作者分析了塑造南北议和及后续妥协的结构性力量，关注独特的政权过渡形式对于“五族共和”共识的重要意义，以及优待条件等制度安排对于民初边疆危机的回应性。

在历史认识上，作者认为南北议和及后续政治妥协显示了辛亥革命与它所效法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之间的路径差异：同样致力于消灭君主主权、确立人民主权，辛亥革命“既不是某一个族群或地区独立建国，也不是通过消灭君主世系或驱逐皇室来推翻君主主权，而是由清政府的‘内部人’与外部的革命者联手向君主施加压力，迫使君主下诏，以传统的‘天命转移’的话语，交出统治权，以换取民国的优待条件”。诏书证明了君主制政府的彻底终结，其中统治权完整转移的表述，使得以效忠君主的名义对抗共和政府的任何举动，即便在王朝自身的宪法秩序中也失去正当性，有助于新生的民国政府回应边疆治理危机，并获得国际承认。与此同时，作者不认同从南北议和及后续妥协中寻找英国1688年革命的功能对应物的论述，认为这一过渡并没有在内政建设上形成巩固的精英共识，甚至革命派与北洋集团基于不同的主权观念范式，对于民国主权的来源都形成了不同的法理主张和历史叙事，并导向了后续的政治决裂。

很显然，占据这部著作的历史画面中心的，是南北议和及后续政治妥协的过程及其意义与局限性，这个“妥协”内在于革命进程，也可以称之为“连续性的创制”。我在这里使用“创制”一词，是为了避免将连续性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毋宁是革命创造的历史局势的产物，是革命的后续性事件——“革命”与“妥协”只能在这一事件及其序列中发生，是革命势力及其对立面展开政治博弈与策略选择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清帝逊位在法理上(或文本上)提供了“国家主权连续性”的证据之一，但清帝逊位这一事件本身却是“大妥协”为解决国家主权连续性及均衡各方诉求而采用的道具。在革命的语境中，国家主权连续性、人民主权的政治正当性和政治形式上的非世袭制构成了所谓“旧邦新造”的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远非和谐一致，它意味着在这一主权连续性的格局下，重构主权(包括对外主权与对内主权)的内涵将会成为此后百年中国的持续课题和冲突的根源。

如果民初的建国运动通过南北议和及后续政治妥协提供了对主权连续性的有力证明，那么，主权连续性并不是事件的终结，而是一个以此为规范性前提的持续重构主权的斗争的开端。由于“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的确立，新的斗争将围绕谁是“人民”、如何界定“人民”、谁代表“人民”这一现代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展开。因此，对这一“妥协”及“主权连续性”的重视并不自然地等同于对“革命”的否定，毋宁是对“革命”及其后续发展的探索。清帝逊位诏书的形成是各种力量相互角力和妥协的产物， 其形成的“五族共和”共识，对下一波角力的形态形成限制。帝制复辟、五四运动、南北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博弈，以及围绕国际承认而展开的内外斗争，都以重建、更新这一连续性而不是否定或抛弃这一连续性为中轴。即便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声称“独立”的各省也并不以分离主义为诉求，而是以重建统一的民国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在1911—1912年的革命与妥协之后，对于上述各种事件的解释都必须与这一开端关联起来，都必须作为革命与妥协的后续性事件才能得到解释。《旧邦新造》终结在1917年，也就是世界各大帝国——哈布斯堡、霍亨佐伦、罗曼诺夫、奥斯曼——相继解体的前夜，但在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国内南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各种政治力量——旧的与新的——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已然以获取国家统一为前提。与上述各大帝国“走向共和”即走向分裂不同，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剧目中，分裂始终是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词汇。在这个意义上，1912年发生的南北议和及后续政治妥协和其后以此为中轴展开的政治博弈，即便在动荡和对抗的时代也发生着效能。这一点恐怕难以否认。

革命与转变的确发生了。“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这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地基。关于这一命题产生了无数的争议和辩论，但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统治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但任何统治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下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任何抵抗的运动也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上确认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正当性。这是一切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无法绕过的命题，也是我们仍然将一场失败的革命作为“短20世纪”的伟大开端的原因。但我们同样无法绕过的是：这是一个创造了连续性的革命，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在平等政治与历史多样性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关系或政治整合，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