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打，美国已输，但特朗普赢了

美国输掉了针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赢得了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权力斗争。

这一输一赢，在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特殊年份，共同诉说着一个“美利坚悲剧故事”。

之所以说是“悲剧”，是因为这两件事都在瓦解衡量美国“辉煌”的重要标准。军事上“天下无敌”，曾是美国强悍实力的标签，但伊朗战争证明了美国军事不仅无法再确保“赢”，甚至连体面地输都很吃力。

权力制衡、自我矫正，曾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体制优势，而对于这场在美国社会极不受欢迎的战争，美国国会没有展现出任何对特朗普的实质性约束。

美国怎么输

截至6月28日，美国和伊朗完成了一波对攻。

起因是伊朗25日用无人机袭击途径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随后美国出动战机袭击伊朗军事设施，再然后就是伊朗打击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

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图源：新华社

这是6月16日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首次交火。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应是，那份协议还有意义吗？答案是既有也没有。

说“有”的证据是，虽然美伊在对攻时都毫不犹豫，但也都点到为止。如果双方都把协议视为一纸空文，大可不必克制。这波对攻后，特朗普发出的“伊朗将不复存在”的威胁，以及伊朗“对美军发起地狱式打击”的回应，在各自兑现承诺前，外界嗅到的都是熟悉的味道。

说“没有”的理由是，这份协议真正的作用在于美伊“同意”启动正式谈判，对“停火”本来就没有多大约束力。正如耶鲁大学政治学者格雷姆·伍德所说，“该协议之所以达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双方都想停止战斗，并且都愿意加入模糊条款，因为他们都不想受精确条款的约束。”

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解读不出美国“赢”了这场战争。如果对比历史和现实，这一点或许才是美伊协议最值得解读的地方。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外用兵的历史中，有一部重要的法案，即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这部法案的初衷是汲取越南战争的教训，约束美国总统不经国会授权而对外发动战争。根据美国宪法，对外宣战权被赋予国会，但该法案也没有强行约束，而是做了个折衷——总统必须在“不宣而战”48小时内告知国会，然后才是带有约束性的条款。

自该法案生效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海外用兵都履行了告知程序，所以从“告知”的次数可以大致推断出美国动用军队的频度。有机构做过统计，从1974年福特担任总统至特朗普第二任期针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向国会“告知”的总次数是131次。拔得头筹的是克林顿（38次），其遥遥领先的纪录与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权力巅峰的现实高度重合。

从过往记录来看，美国那130次的海外用兵，得失的评价见仁见智，但没有哪一次形成了目前美伊的局面：没有实现发起战争时设定的目标，没有让对手屈服，解冻了对手（伊朗）在战前遭冻结的240亿美元资金，而且还牵头为对手张罗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

即便是让美国付出惨重代价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主流的观点也是“巨大战略失误”，而不是美国彻底“输”。如果再往前推，在被打得“求脱身”的越南战争里，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没有操心越南战后重建的事。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4日，伊朗德黑兰，一名伊朗男子走过恩格勒拉布广场带有反美图像的壁画/图源：视觉中国

“德黑兰的官员让美国签署了一份连美国人都形容为有辱国格、令人难堪、彻底投降的文件。”格雷姆·伍德对美国“输”的定性毫不客气，“谁在乎协议是否真的会执行，或者每一部分是否最终不如最初看起来那么美好？”他在文章中写道，“两国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但美国的失败更为明显：地位的丧失，以及证实了即使是富裕国家也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贫穷但决心坚定的国家。”

而且，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或许不难从这场战争中总结出某些历史性意义来。正如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所称，“世界正变得更加多极化，新技术赋予较弱国家更强的防御能力，使得美国的军事优势效力下降。伊朗战争正是对这一新现实的深刻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美利坚悲剧故事”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

特朗普怎么赢

当然，特朗普并不这么看。战争开始没多久，他就一直在兜售美国“赢”的叙事。对于美伊协议，他的定性是“很可能就是伊朗无条件投降”。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对特朗普有个颇具深意的评价：“特朗普总统很多时候并不撒谎，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这比他撒谎更可怕。”

对米尔斯海默所称的“可怕”，我的理解是，特朗普的话语正在形塑美国政治，从而实质性地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很难否认，米尔斯海默的那番话，也适合特朗普关于伊朗战争“赢”的叙事。

这种“可怕”，也是“美利坚悲剧故事”的一部分。

盖洛普的民调显示，仅三成美国人赞成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比例创下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重大对外军事行动的新低。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5月的民调，对特朗普政府处理伊朗军事行动的方式表示不满的美国人高达62%，其中59%的人认为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经济学人》/YouGov6月的民调显示，6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尽快达成协议并退出战争。

但就这样在民意上极不受支持的政府行为，却丝毫没有触动美国的民意代表机构——国会的“有所作为”。这一点，美国国会6月23日和24日两次时间上紧邻的投票结果，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图源：pexels

6月23日，美国参议院以50票对48票的结果，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格雷格·米克斯发起的关于针对特朗普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此前的6月3日，该决议以215对208票的结果在众议院通过。这份决议在伊朗战争爆发后不久发起，但在此前的七次投票中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当地时间6月24日深夜，由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发起的内容大致相似的决议，在参议院以47票对50票遭到否决。

两份决议的内容都是限制特朗普针对伊朗战争的权力，但为何投票结果却完全不同？关键原因在于，6月23日的投票中，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的投票阵营（一位民主党籍参议员转投了共和党阵营）。而在6月24日的投票中，四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两名改变主意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和兰德尔·保罗。

6月23日的投票结束后，特朗普恼羞成怒，在白宫约见了比尔·卡西迪，双方的会面火药味十足。卡西迪事后对媒体称他也对特朗普发了脾气，“你没有告诉美国人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战争原本应该持续四周，结果已经打了四个月”。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未在画面中）于美国国会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午餐会后离开/图源：视觉中国

显然，特朗普的脾气更有政治意义。在6月24日的投票中，卡西迪重回共和党阵营，此前投票中反对特朗普的兰德尔·保罗，选择了事实上支持特朗普的“出席而不投票”。很难否认，投票结果的反转，显示了特朗普形塑美国政治的威力。

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美国国会议事规则，6月23日的决议在性质上属于“共同决议”（Concurrent Resolution），通过后无需总统签署，总统也无权否决，但其本质上是国会“内部表态”，对总统行为构不成实质性的约束。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样的决议即使通过，效力连“罚酒三杯”也算不上。

而6月24日的决议，属于“联合决议”（Joint Resolution），参众两院通过后，需要总统签字，从而形成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这类决议，总统有权否决，而国会也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从而形成法案。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案》就曾上演了这一幕。而这一幕，在特朗普时代再也没有上演的可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源：新华社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总统不得民心、显而易见的政策失误，美国国会就连在内部表达不满，都历经八次才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实质性约束美国总统权力的行为，第一次就遭秒杀。

6月18日，也就是美伊协议达成后两天，特朗普接受美国奥克斯新闻网采访，在被问及“从这场战争中关于自身权力局限学到了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权力）没有限制，“我还没学到那个教训。我知道有（局限），但没有限制。”

“虽然将美国的屈服归咎于无能的领导层很有诱惑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那些允许此类人掌权的政策和制度。”美国耶鲁大学学者提摩希·史奈德对于特朗普“赢”的原因，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的确，对外战争输得一败涂地，对内权力斗争却赢得轻而易举，这何尝不是“美利坚悲剧故事”？

作者 |雷墨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