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七一★龙虎榜下双星耀:北宋开梅山的章惇与族叔章衡的故事

引言：嘉祐二年，千年科举第一榜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是中国科举史上群星最璀璨的一页。这一年的进士榜上，汇聚了苏轼、苏辙、曾巩三位“唐宋八大家”，有理学宗师程颢、张载，有后来成为宰相的改革派干将吕惠卿、曾布，还有最后一位成为“三朝宰相”的章惇。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份星光熠熠的榜单上，独占鳌头、高中状元的，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并不广为人知的名字：章衡。

更为有趣的是，这位状元章衡，竟与被后世称为“大宋最牛宰相”的章惇同出一门。章衡是章惇的族侄。然而在科举考场之上，大十岁的侄子，却压过了叔叔一头，章衡高中状元，章惇虽也进士及第，名次却远在侄子之下。心高气傲的章惇“耻出侄衡下”，竟当场扔掉敕诰，扬长而去，两年后重考再中进士甲科。

这就是浦城章氏一门涌现出的两位雄才：一个沉稳如磐石，以文治安邦；一个锋锐如利剑，以改革开边。他们的故事，是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的缩影，是改革与守成、进取与稳健两种人生姿态的对照，更是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家族传奇。

01家世渊源：浦城章氏的崛起

① 将军的后裔

章衡与章惇均为福建路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同出于一个显赫的家族：浦城章氏。他们的共同祖先，是唐末五代时期闽国的建州刺史、名将章仔钧。

章仔钧在唐末乱世中镇守建州，保境安民，以武功显赫于世，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武宁郡开国伯，谥号“忠宪”。他生有十五子，子孙繁衍极盛，形成了庞大的章氏宗族。其中，章仔钧的七世孙便包括了章衡、章惇以及后来成为宋仁宗朝宰相的章得象。

章衡一支的直系祖先脉络清晰：来祖章仔钧—玄祖章仁嵩—高祖章文竦—曾祖章承训—祖父章克忠—父章訢。章衡字子平，生于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比章惇年长十岁。

章惇一支则出自章仔钧的另一脉。章惇的父亲章俞，字用之，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是章氏家族中颇有地位的人物。据记载，章惇出生时，其族父、后来成为宰相的章得象就“奇其风骨，以为必贵”。章惇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比侄子章衡小整整十岁。

② 书香门第的滋养

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山水清秀，文风鼎盛。章氏家族自章仔钧以来，历代重视儒学教育，逐渐从武将世家转型为书香门第。

章衡自幼聪慧好学，“饱读诗书”。少年时期，章衡随父亲寓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在异乡求学。弱冠之年，他回到家乡浦城，进入浦城县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陈襄，成为“海滨四先生”之首陈襄的得意门生。

章惇的成长环境同样优渥。其父章俞是朝中官员，家中藏书丰富，章惇自幼便“博学善文”，且生得一表人才，据《虚谷闲钞》记载：“章子厚惇，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这在史书中极为罕见：古代史书很少刻意描绘人物相貌，但章惇的英俊却被专门记录下来，可见其风采之出众。

正是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两位未来的国家栋梁蓄势待发，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历史机遇。

02科举风云：叔侄同科，状元之耻

①嘉祐二年：改写历史的考场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朝廷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这是北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科举，欧阳修革除弊政，力排当时流行、内容空虚的“太学体”文风，大力选拔真才实学之士。

这一年，三十二岁的章衡从浦城赴京应试，二十二岁的章惇也同时参加考试。叔侄二人虽出自同一家族，年龄却相差十岁，在考场上各展才华。

殿试结果揭晓后，整个京城为之震动：状元之位，竟落在了章衡头上。而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惠卿、曾布等一批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名次都在章衡之下。

更令人瞩目的是，章惇也名列进士榜。然而，当章惇看到自己的族侄竟然高中状元，而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进士时，他的反应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②“委敕而出”：一个狂生的选择

据《宋史·章惇传》明确记载：“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

这一幕堪称中国科举史上最戏剧性的场景之一：金殿传胪之后，满朝文武正为新科进士们道贺，众进士欢天喜地接受敕诰，唯独章惇铁青着脸，将敕诰扔在地上，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章惇后来自己对此事的解释是，他不愿意居于侄子之下。对于一个二十二岁、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来说，“面子”二字重若千钧。更何况章惇自恃才华横溢，怎能容忍被族侄压过一头？

与章惇的激烈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状元章衡的沉稳。这位新科状元似乎并未因叔叔的“闹场”而感到难堪或恼怒。他平静地接受了朝廷的敕封，从此踏上了一条与章惇截然不同的仕途之路。

③再举甲科：章惇的第二次证明

章惇扔掉敕诰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仕途。他回到家乡，闭门苦读，两年后卷土重来。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以开封府试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五名的优异成绩再度高中进士。

这一次，再也没有侄子压在他头上了。章惇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接受朝廷的任命。他被授予商洛县令之职，后又任雄武军节度推官，正式开启了他在北宋政坛长达近五十年的浮沉生涯。

然而，这“委敕而出”的一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被反复提及，成为章惇性格中最为鲜明的标签：骄傲、好胜、不屈服于任何人之下。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日后的赫赫功业，也为他晚年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03 仕途启程：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

①章衡：从地方良吏到财政改革者

高中状元后，章衡被授予湖州通判之职。在湖州任上，章衡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行政才能。他首创的“分段筑堤、水闸调控”治水理念，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农田灌溉问题，更为后来苏轼治理杭州西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借鉴。

不久，章衡被调入京城，进入集贤院任职，改任盐铁判官，同时参与撰写《起居注》。在担任盐铁判官期间，章衡敏锐地发现了朝廷财政管理中的重大弊病：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经费领取没有预算制度，支取不知多寡，“急用时向百姓征收，急促逼迫，苦其难供”。

章衡随即上奏朝廷，建议建立预算制度。据史料记载，他“查出有吃空额的即奏请皇帝裁免”，并力主做好财政预算规划，从根本上解决随意向百姓征收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财政管理思想，比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措施还要早了好几年。

然而，章衡的正直和才干也引来了三司权臣的嫉妒与陷害。不久，他就被排挤出京，外放知汝州、颍州。

②章惇：商洛山中的少年县令

与章衡在京城中央机构中的起落不同，章惇的仕途从最基层的地方官职起步。进士及第后，他被任命为商洛县令。

商洛地处陕西南部，地处偏远，并非仕途中人眼中的好去处。但章惇在这里并不寂寞。当时，大文豪苏轼正在凤翔府担任判官，两人都是少年进士，意气相投，经常结伴出游，诗酒流连。

正是在这段岁月里，发生了那件后来广为流传的“仙游潭题壁”故事。据《宋史·章惇传》记载：“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

那天，章惇与苏轼一同游览终南山的仙游潭。潭在万仞绝壁之下，只有一根横木架在深渊之上为桥。章惇指着对岸的岩壁提议题字留念，并请苏轼先过。苏轼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两腿发软，不敢过去。

章惇微微一笑，独自一人平稳地走过独木桥，又荡着一根藤索攀上峭壁，从容不迫地在石壁上题写了“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然后面不改色地走了回来。

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叹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能够把自己的性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也不会把别人的性命放在眼里。

这个故事生动地刻画了章惇胆识过人、不惧生死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帮助他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功业，也将使他做出常人做不出的决绝之事。

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章惇不顾自身安危，多方奔走营救。然而，这对少年时代的好友，最终还是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走向了反目。

04 章惇开梅山：不持寸刃得地千里

① 梅山之险与神宗的决心

北宋时期，在荆湖南路（今湖南省中部）有一片广袤的山区，称为“梅山”。这里“万仞摩星躔”，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世代居住着不服朝廷管束的少数民族，史称“梅山峒蛮”。

梅山地区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不服从朝廷法令，属于“化外之地”。盘踞梅山的峒蛮豪强依靠天险，时常侵扰周边州县，成为北宋王朝在南方的一大隐患。

宋神宗熙宁年间，这位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决心解决梅山问题。他曾对宰相说：“重湖之间，蛮猺错处，非所以一教化、同风俗，宜开拓而统领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章惇被委以重任。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赏识章惇的才干，提拔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正式任命章惇为荆湖路察访使，负责经制梅山事务。

②武力威慑与招抚并举

章惇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梅山峒蛮盘踞此地已历数百年，熟悉地形，占据天险，若要强攻，代价极大且未必能成功。

章惇采取的策略是先威慑后招抚。他调集军队压境，展示朝廷武力，同时派遣使者进入梅山峒蛮地界，传达朝廷的招抚政策。

据《宋史·列传·梅山峒》记载：“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于是遂檄谕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

“蛮徭争辟道路以待”：这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章惇的檄文送达之后，梅山峒蛮纷纷开辟道路，迎接朝廷使者的到来。这说明章惇所采取的怀柔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峒蛮首领们认识到归顺朝廷才是明智之举。

③《梅山歌》：千年绝唱

在开梅山的过程中，章惇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古体诗，题为《梅山歌》（亦作《开梅山》），成为传诵至今的名篇：

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

扪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僵木横崖巅。

肩摩直下视南岳，回首蜀道犹平川。

人家迤逦见板屋，火耕硗多畬田。

……熙宁天子圣虑远，命将传檄令开边。

给牛贷种使开恳，植桑种稻输缗钱。

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王道荡荡尧为天。

这首诗前段描绘了梅山险峻的地形：万仞高山、十步九折的鸟道、横在悬崖边的枯木，连蜀道相比之下都算是平川了。中段描写了山中居民的生活：简陋的板屋、原始的刀耕火种。后半段则歌颂了宋神宗的开边决策和朝廷的抚民政策：给耕牛、贷种子、教种桑植稻，最终“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

这首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当时开梅山行动的第一手记录。诗中“王道荡荡尧为天”一句，表达了章惇对这次和平开边行动的政治定位：这不是穷兵黩武的征伐，而是圣王教化、王道广被的德政。

④开疆拓土的成果

章惇在荆湖地区的开拓极为成功。熙宁五年（1072年），梅山峒蛮正式归顺，朝廷遂以上梅山地置新化县，隶属邵州。“新化”之名，寓意“新归王化”，沿用至今，已近千年。

此后，章惇继续经制南北江地区。北江由彭氏世袭统治，拥有二十个羁縻州；南江则有舒氏、田氏、向氏等豪强把持。据记载，在章惇的经营下，“蛮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矣”。

据统计，章惇在此次开边中共“拓境数百里，置沅州”，后来又收复了五寨之地，将下梅山设为安化县。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籍户搜田，贷给牛种，设立郡县”，妥善地调整了朝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使这片数百年来不受管束的土地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体系和税收体系。

这是章惇一生中最具开创性贡献的功业之一。他不仅为北宋朝廷开拓了千里疆土，更以和平招抚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与手腕。

05 章衡：被遗忘的文武全才

①出使辽国：连发破的，威震北廷

在章惇开疆拓土的同时，章衡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宋王朝扬威于异域。

神宗熙宁年间，章衡被任命为使臣，出使辽国。当时宋辽之间虽已订立澶渊之盟多年，但两国使节往来间仍充满明争暗斗。辽主欺章衡是文士出身：毕竟，章衡是当年的状元，以文学见长：于是在欢迎宴会上突然提出射箭助兴，想借此让大宋使团出丑。

随行的宋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应声。千钧一发之际，章衡挺身而出，从容搭箭挽弓，连发连中，箭箭命中靶心。辽主大惊失色，这才知道眼前这位状元郎竟是文武兼备的全才，当即“待以殊礼”，待遇远超其他使节。

章衡此次出使辽国还有更重要的收获。在往返途中，他细心观察辽国的军事部署和边防状况，发现辽国“防备空虚”，防线多有疏漏。回朝之后，章衡立即向宋神宗上奏这一重要情报，建议朝廷抓住时机出兵，收复被辽国占据的山后八州。

然而，宋神宗考虑到当时的整体战略格局，并未采纳这个建议。但章衡的这份敏锐观察力和爱国热忱，已足以令人钦佩。

②编纂《编年通载》：冠冕诸史

章衡在学术上也有重要贡献。他发现当时的学者“不知历史”，对历代兴亡沿革缺乏系统了解，于是发愿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

他花费大量心血，最终编成《编年通载》一书。该书始于帝尧，终于宋英宗治平四年，贯穿三千四百年的历史，“世数代易，历统相传，年名国号，灾祥善恶，无不具载”。凡有关治乱盛衰、兴亡分合的重要史事，均按年代编排，并推算甲子纪年以冠其首，对旧史中的讹谬疑误进行了系统考证修订。

宋神宗看了这部著作后，大加赞赏，称此书“可冠冕诸史”，即可作为阅读诸史的总纲和提要。此书在宋代被陈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收录，原书共十五卷，至今仍有宋刊残本存世，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③财政管理与地方治理

章衡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在担任盐铁判官期间提出的预算制度改革建议，可以说是北宋最早的财政规范化方案之一。

在地方为官期间，章衡以清廉刚正著称。他在知郑州时，上奏裁撤了原武监的牧马场，将节约出来的四千二百顷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这一举措既减轻了国家养马的负担，又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可耕之地，可谓一举两得。

在对待百姓方面，章衡始终保持着一份悲悯之心。民间至今流传着章衡“挖状元井、开状元田”的传说。相传他少年家境贫寒，靠卖柴度日，常要到远处挑水，时常被村民插队挤在后面，他却从不与人争辩，“每次都要到天黑才能打到水”。这样的成长经历，或许正是他日后为官清廉、心系百姓的根源所在。

06 苏堤背后：章衡与苏轼的深厚情谊

①同年之谊：比苏轼名次更高的那个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走出四川，赴京赶考。三个月的跋涉之后，他们抵达京城，寄居兴国寺。当年的科举考试中，苏轼在乡试（开封府试）中名列第二，而第一名正是章衡。

在接下来的省试和殿试中，章衡依然力压苏轼，最终高中状元。苏轼被公认为千年一遇的文豪，但他一生参加的科举考试中，三次败给了同一个人：章衡。

然而，苏轼对这位“压过自己三回”的同年在公开评价中从未表示过嫉妒或不服。相反，苏轼对章衡的才华推崇备至，曾评价说：“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在苏轼眼中，章衡的才能放眼百年都无人能及：这个评价出自苏轼之口，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②西湖治理：章衡首倡，苏轼执行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当时西湖淤塞严重，水草丛生，湖面面积锐减。苏轼有心治理西湖，恢复这颗“江南明珠”往日的风采。

鲜为人知的是，最先提议并推动治理西湖的，正是苏轼的好友章衡。据史料记载，章衡当时正担任秀州知州，临近杭州，他多次对苏轼说，治理西湖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鼓励苏轼着手实施。

苏轼决定采纳章衡的建议，着手疏浚西湖。但在工程启动后，苏轼遇到了困难：缺少施工船只和资金。于是，苏轼亲自写信向章衡求助：

“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

章衡爽快地答应了苏轼的请求，将秀州罚没的船只尽数调拨给杭州使用。正是有了这批船只，疏浚西湖的工程才得以顺利完成。苏轼将挖出的淤泥葑草筑成一条横贯湖面的大堤，堤上种植杨柳桃花，形成了“苏堤春晓”的千古美景。

章衡在湖州首创的“分段筑堤、水闸调控”的治水理念，也成为苏轼修建苏堤时的重要技术参考。

然而，章衡在西湖治理中的首倡之功和鼎力相助之劳，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今天，人们漫步苏堤欣赏西湖美景、怀想苏东坡丰功伟绩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在这道千古名堤的背后，还站立着一位默默无闻的浦城人：北宋状元章衡。

07 绍圣风云：章惇的铁腕时代

①从新党中坚到独相专权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全面废除新法，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史称“元祐更化”。章惇作为新法的坚定支持者，与司马光在朝堂上当面激烈辩论，据理力争，终因寡不敌众被贬出京。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十分突然。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对祖母压制新法、架空皇权早有不满，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恢复神宗朝的新政。

哲宗召回章惇，拜他为宰相，并采纳“绍述”的提法，改次年年号为“绍圣”：意为继承圣考（神宗）的遗志。

章惇上任后，以“绍述”为国是，凡是元祐年间被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一重颁。他起用蔡卞、曾布等新法派人物，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②对旧党的全面清算

绍圣年间最引人注目也最富争议的，是章惇对元祐旧党的严厉打击。

政治上，章惇追贬司马光，将其封赠和谥号尽行剥夺，甚至有人传言他建议挖开司马光的坟墓、鞭其尸骨。苏轼、苏辙两兄弟被贬到岭南，随后又被逐往更偏远的海南儋州。刘挚、范纯仁、吕大防等旧党元老无一幸免，或贬或死。

经济上，章惇恢复了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同时加强了对西夏的军事政策，采取“浅攻挠耕”的战略，在边境不断骚扰西夏，以消耗其国力。他力主对西夏作战，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展现出强硬的主战立场。

章惇的雷霆手段使新法得以在哲宗朝全面恢复。这一时期，北宋朝廷的政治气候骤变，新党重新控制了朝政的方方面面。

③章衡在绍圣年间的选择

与章惇在权力巅峰的呼风唤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衡在绍圣年间始终保持了低调和克制。

作为新党魁首章惇的族侄，章衡本可以凭借这层关系在绍圣年间平步青云。然而，史料中并未见到章衡在这个时期有任何攀附权贵、谋求升迁的举动。他始终在地方任职，安守本分，恪尽职守。

这种“不附势、不攀亲”的态度，体现了章衡一贯的为人风格：低调务实，不争不抢，与其叔章惇的张扬激进形成了鲜明对照。

08 晚年殊途：光照与阴影

① 章惇的悲剧结局：贬死岭南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突然驾崩，身后无子。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章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时朝臣商议立储，向太后（神宗皇后）倾向于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以敏锐的政治直觉提出反对，他直言不讳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资料显示，章惇曾强烈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其不适合治国】

然而，向太后执意立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上台后，章惇的末日便到了。他被一贬再贬：先是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后又被迁徙到越州、湖州等地。

崇宁四年（1106年1月2日），章惇在贬所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一岁。他死后，朝廷累赠观文殿大学士、太师、魏国公，葬于长兴（今浙江省长兴县）。

然而，到了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赵构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并且下诏：章惇的子孙永远不许在朝中为官。这一决定，与赵构身为徽宗之子、对当年章惇反对立徽宗为帝的旧怨耿耿于怀有直接关系。

更为讽刺的是，由元朝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与蔡确、吕惠卿、曾布等人同列。此后近千年间，“奸臣”二字如同烙印一样烙在章惇的名字上，使其在历史记载中长期背负恶名。

②历史争议：真奸臣还是被“奸臣”？

章惇被列入《奸臣传》，历来就有争议。

《宋史·奸臣传》共收二十一人，其中章惇名列其中。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份名单“看了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现代历史研究者认为，综观章惇一生的为人为事，“其德量、操行、能力均有过人之处，可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章惇等人的努力，内外交困的宋室才得以‘帑庾盈溢’。而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章惇之所以被列入奸臣传，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他作为新法派的旗帜人物，受到了元祐旧党及其后人的持续污名化；二是他对元祐旧党的严厉打击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感；三是在南宋以旧党后裔为主的修史环境中，章惇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为章惇“平反”。他开梅山、经制南北江的开拓之功，他坚定不移推动改革的决心，以及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务实能力，都应当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③章衡的平静终老

与章惇晚年的凄凉相比，章衡的人生结局要平静得多。

章衡活到了绍圣之后的元符年间，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安然辞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一生虽然不像章惇那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却在为官、为学、为人等各个方面留下了令人钦敬的足迹。

苏轼对章衡的评价：“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穿越千年时光，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

09 章氏一门：不止于叔侄二人

①宰相世家：浦城八相

章衡和章惇的故事，只是浦城章氏家族的一个缩影。在两宋三百年间，浦城章氏先后出了八位宰相级的高官，被称为“浦城八相”。

其中，在章衡和章惇之前，最著名的是章得象。章得象在宋仁宗朝担任宰相多年，是章衡的族叔父（章惇的族父）。也正是章得象，在章惇出生时就“奇其风骨，以为必贵”。章得象以稳重宽厚著称，与后来的章惇风格迥异，实际上章衡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更接近这位老宰相。

章惇的父亲章俞也是朝廷官员，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活到了八十九岁高龄。

此外，章氏家族还出了章楶这样文武双全的人物。章楶是章惇的堂弟，也是章衡的族叔，他在宋夏战争中屡立战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与苏轼也有深厚交情。

②千年龙虎榜的浦城奇迹

嘉祐二年（1057年）的那场科举被称为“千年龙虎榜”，而在这场考试中，浦城章氏一家竟然有两人同时登第：章衡高中状元，章惇进士及第。一个家族在同一场科举中涌现出如此出色的人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榜中与章氏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物还有很多。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惠卿、曾布等一批日后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成了章衡和章惇同榜同年。可以说，嘉祐二年科考是中国科举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届科举，而章衡和章惇叔侄在其中扮演了极为核心的角色。

10 千秋评说：功过是非任人言

①章惇应当被平反吗？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出于政治需要，将北宋亡国的责任推给了新党。章惇作为新党的重要代表人物，自然首当其冲。

然而，如果冷静审视章惇的一生所为，他至少有以下功绩不容抹杀：

其一，开疆拓土的贡献。 章惇开梅山、经制南北江，“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将数百年来不服管束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行政体系。湖南今天的新化县、安化县，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章惇当年的开边行动。这种和平开拓边疆的功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二，推动改革的决心。 章惇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继任者。在熙宁、元丰、绍圣三个时期，他都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即使在元祐年间被贬斥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

其三，识人之明与政治担当。 章惇在宋徽宗即位前就准确预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判断在此后的历史中得到了残酷的验证。宋徽宗治国无能，奢靡误国，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章惇宁可触怒向太后也要坚持自己的判断，这种政治担当是值得尊敬的。

《宋史》的编纂者脱脱（元朝宰相）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主要是基于南宋以来的政治定论和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记忆。但正如现代学者所指出的：“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②章衡为何被历史遗忘？

与章惇在历史上的毁誉参半不同，章衡面临的是另一种命运：被遗忘。

章衡作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状元，其才能得到了苏轼的高度评价：“百年无人望其项背”。然而，他在后世的知名度却远不及苏轼、苏辙、曾巩，甚至远不及他的族叔章惇。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章衡缺乏传世的文学名作。 章衡虽然文采出众，但传世作品极少，仅有少数诗文存世。与苏轼、苏辙等留下大量脍炙人口作品的文学家相比，章衡在文化传播上先天不足。

其次，章衡为人低调务实。 他不追求功名显赫，不刻意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这种性格使他在生前保持了较好的结局，却也在历史书写中失去了存在感。

再者，他没有卷入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心。 章衡虽然出使辽国、治理西湖、编纂史书，但这些事迹与党争、变革等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显得不够“戏剧化”，不易引起后世的关注。

然而，恰恰是章衡这种低调务实的精神，或许更应该被今人所铭记。他首创的治水技术在苏轼手中发扬光大，他编纂的《编年通载》为后世史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他在财政管理上的革新思路比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措施更早提出：这些都说明，真正的贡献不一定需要名垂青史，润物无声同样无价。

③叔侄二人的历史启示

章衡与章惇叔侄的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性格决定命运。 章惇骄傲好胜，宁折不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功业：敢于在深渊之上走过独木桥的人，自然也有胆魄开疆拓土、力排众议坚持改革。但同样也是这种性格，使他晚景凄凉，被贬谪到死，身后还被打入奸臣传。章衡沉稳平和，不争强好胜，虽没有在政治上达到章惇的高度，却平稳地走完了七十五载的人生，留下了受人尊敬的政绩和作品。

改革家的两难困境。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锐意改革者往往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章惇坚决推行新法、严厉打击反对派，虽然在短期内使改革得以推进，但也为自己树敌无数。当他失势之后，这些仇怨便集中爆发，最终导致了他政治声誉的彻底破产。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超越单一叙事。 章惇被列入《奸臣传》近千年，但如果跳出《宋史》的叙事框架，从更客观的角度审视他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一个复杂的、立体的政治人物：他有开疆拓土的功绩，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有为国为民的抱负，也有极端刚愎的缺点和残酷打击异己的污点。这样的人物，既不是完美的圣贤，也不应被简单地定性为“奸臣”。

而章衡的故事则提醒我们，历史不仅需要叱咤风云的英雄，也需要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的实干家。章衡在财政、水利、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的贡献，虽然每一样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累积起来，同样是北宋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

结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公元1106年，章惇在贬所的寂寞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此时，他的侄子章衡已经辞世七年。叔侄二人，一个享年七十五，一个活了七十一，在同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今天，在福建浦城的青山绿水间，章氏家族的旧居早已湮没在岁月之中。但章衡和章惇的故事，依然在史书和传说中被后人传颂。

嘉祐二年金榜题名的那一刻，当章衡的名字被念到第一位、当章惇愤然掷下敕诰转身离去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对叔侄将为这个王朝带来怎样的贡献与争议。近一千年后，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泛黄的史页，依然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股属于大宋王朝的、雄心万丈又矛盾重重的时代气息。

“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苏轼这样说章衡。

“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章惇这样歌颂自己的功业。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在浦城章氏的族谱之上，章衡与章惇：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宰相；一个沉稳持重，一个锋芒毕露；一个被历史遗忘，一个被历史争议：他们共同构成了北宋中后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