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籍史理解中国

◎马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周绍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很多人读古代文史，习惯将书籍视作静态的文字载体，却忽略了书籍本身也是鲜活的社会标本。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正是一本跳出文本解读、以书籍为切口，解锁明清士人精神世界的优质学术著作。本书在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也是国内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时经常引用的一部论著。

不同于传统古籍研究偏重版本校勘、文本考据的范式，本书另辟蹊径，聚焦中华帝国晚期书籍的社会化流转。作者跳出书斋视角，细致梳理明清书籍的刊刻、流通、收藏与传播全过程，让我们看见书本如何走出刻坊、流入市井与士人阶层，深度参与古代社会的文化建构。那些看似冰冷的古籍，不再只是典籍遗存，而是承载时代风气、士人思想的鲜活媒介。

全书最动人的突破，是打通了“书籍”与“士人文化”的深层关联。周绍明以细腻的考据、通俗的笔触，解答了诸多被忽略的文化命题：明清士人为何痴迷藏书、刻书？书籍的普及如何重塑读书人的认知体系？民间刻书的兴盛，怎样打破官方文化垄断，滋养独特的士人风尚？

翻阅此书，既是触摸明清书香文脉，更是读懂传统士人精神的传承与流变，于旧书旧韵中，窥见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

《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张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谈及明清士大夫，人们常联想到朝堂权谋、八股功名，殊不知在仕途奔波之外，这群文人最真挚的情谊还潜藏在一卷卷书籍之中。张升《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便是以书籍之交为微小切口，深耕明清文人的社交日常与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书籍不仅具有面向广泛读者群体的商业属性，还具有士大夫阶层内部的社交功能。

本书认为，古代私家出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社交。这种“书籍之交”，包括赠送、借阅、传抄、交换、征集、鉴赏、临时展示、评点、校阅、题咏、撰写题跋等多种形式。这些看似寻常的文人举动，串联起跨越地域、身份与流派的精神纽带，构筑起独属于传统文人的交往范式。

本书细致考证了明清士大夫家庭对于私刻书板的保存、收藏行为，私家与书坊通过赁板印刷的方式合作出版书籍的情形，士大夫之间“以书为礼”的种种表现，藏书家之间关于互通有无、彼此借抄的约定及其落实情况，以及不以藏书为事业的普通学者如何搜检、探访所需书籍。本书甚至将视野拓展至域外，根据纪昀致朝鲜使臣书信四通，探讨书籍的域外之交，还对从日本回传的皇侃《论语义疏》的流传情况进行探赜。

总之，作者依托海量古籍文献、文人信札、藏书题跋等一手史料，娓娓道来各类书籍交往的细节，令遥远的明清文人生活变得可触可感。在社交愈发便捷，人情往来愈发功利的现代社会，这种纯粹的精神之交愈发稀缺。通过这本藏着古人温柔与风骨的佳作，既能窥见明清文脉的传承脉络，亦能在笔墨旧事中读懂：真正的知己之交，从来始于志趣、忠于本心，历经岁月沉淀，愈发温润动人。

《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何予明著并译

中华书局2019年9月出版

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仅见于文人经典、官修典籍的正统记载，还潜藏于市井坊间、寻常百姓手中的通俗书卷。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一书，跳出精英学术的固有框架，以细腻笔触打捞明代被遮蔽的大众阅读图景，让散落于市井的杂书闲册，成为解锁明代社会精神底色的钥匙。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打破了“经典即正统”的固化认知，摒弃四库典籍、名家文集的传统研究路径，将目光投向农桑杂录、日用类书、戏曲笑话、民俗读本等被视作“稗贩之学”的通俗读物。这些书籍记录着明代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世界，构成了明代书文化最鲜活、最接地气的底色。

何为家园，何为天下？全书以精妙的二元视角拆解明代阅读的深层意义。对明代百姓而言，案头的通俗书卷是家园，承载着柴米油盐的日常经验、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是安顿日常、解惑度日的生活工具书；而透过这些包罗万象的图文典籍，普通人得以跳出一方庭院，窥见山河秩序、世道风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民间天下想象。

本书提到的很多明代书籍，将经典与流行元素灵活混搭。明代俗书（通俗或日常读物）的流行，不仅与市民阶层兴起有关，也与名士人格的形成和表达有关。然而，清代四库馆臣对明人刻书的负面评论有着十分强大的遮蔽作用，使得一些明人钟爱的书籍以及明人对它们的阅读、使用方式，在后世书目记忆中渐渐模糊，甚至没有了踪影。本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从这些明代书籍本身出发，重新捕捉它们所激发和成全的多样化阅读生态。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出版

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都以各种方式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纪念行为本身，为全社会提供了再次申明集体价值、巩固民族认同的机会，而这也正是书生、学者最能施展拳脚的领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适时地推出了这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这既是书生的创作，也是为书生而作。80多年前的那位书生，正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先生。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原本生活在上海的众多文化界人士纷纷内迁，郑振铎却如同一位“逆行者”，选择留在沦陷的上海。他并非贪图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而是要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一场殊死搏斗。他将自己的报国途径定位为“收异书于兵荒马路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不能坐视江南故家藏书在战乱环境中大量流出国门，不忍承受“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民族耻辱。于是，在现实战场节节败退的危局下，郑振铎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他并非孤军战斗，而是组织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团结了一批留守上海的文化界名人，利用中英庚款和政府拨款，收购多家藏书楼的珍本秘籍，在抗战胜利后安全入存政府图书馆，还在解放前夕阻止部分珍贵古籍流入台湾。正如本书作者所说，郑振铎如同一道珍贵古籍的“大坝”，树立在风雨飘摇的上海，将那些从江南流入上海又即将流失海外的古籍截留下来，为民族文化复兴守住了一份希望。

本书名为“暗斗”，主要强调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到1941年12月，英美对日宣战，上海全面沦陷，租界也不能自保，郑振铎的古籍保护事业被迫转入地下。为求稳妥，他将收购来的古籍分藏在上海多个地点。其本人也乔装易容、深居简出，与家人分开居住，一边躲避各方势力的“围猎”，一边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看不到敌人，敌人也抓不到他，这四年的战斗，就像京剧《三岔口》中的两个武生一样，如同“在黑暗中打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