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68年深秋，秦城监狱那间审讯室里，吴晗是被两个人架着拖到桌前的。
他头顶那块儿的头发早被拔光了，结着一层暗红色的血痂，看着瘆人。
审讯的人问他，跟胡适到底什么关系。
他嘴唇干得裂了口子，渗着血丝，憋出一句：我是自学的，跟他没有关系。
这话谁说都行，从他嘴里说出来，最不是滋味。
1930年冬天，21岁的吴晗兜里比脸还干净，站在上海街头发愁。
刚从之江大学退学，考进了中国公学，连下一顿饭钱在哪儿都不知道。
胡适当时是校长，在教务处翻到一篇学生论文，叫《西汉的经济状况》。
文章把汉初的赋税制度掰开了揉碎了讲，那史料功底，根本不像个大二学生写的。
胡适把作者名字圈出来，旁边批了两个字——可造。
后来吴晗想北上考北大，数学交了白卷。
北大的规矩死，一科零分，一概不录。
胡适直接把他推荐给了清华。
找到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说这学生我担保。
清华破格录取后，胡适又帮他联系勤工俭学的岗位，学费食宿全给解决了。
吴晗在清华那几年发的几篇明史论文，胡适几乎篇篇都看过。
批注里全是毛笔字写的修改意见，密密麻麻。
有一封回信里，胡适写过一句：治明史不是要你写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这话吴晗后来在自传里翻来覆去地引用。
1937年抗战爆发，吴晗跟着学校南迁，先在云南大学，后来到西南联大教书。
在昆明那阵子，他思想开始往左转。
他老婆袁震早年就是党员，对他影响很大。
再加上亲眼看着好朋友张荫麟在贫病交加里死了，对国民党那帮人的腐败越来越失望。
1943年，经袁震介绍，他入了党。
1948年底，北平快解放了，吴晗两次上门劝胡适留下。
他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只要留在北平，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你随便挑。
胡适没答应，临走给他一句：面包是自由的，不要走错路，不要谈政治。
吴晗没听。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在北平东厂胡同胡宅门口。
胡适送他出来，站在台阶上。
吴晗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胡适朝他挥了挥手。
那扇门，从那以后再也没给他打开过。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
起初他对学问还留着点旧情，可没多久，批判胡适的风潮就铺天盖地卷过来了。
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正式开锣。
吴晗作为胡适最得意的弟子，被推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位置。
公开场合，他开始用“自学成才”这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学术生涯。
有人问起胡适当年的提携，他只说：我那时候就是自己读书，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1957年反右，那帮曾经救过袁震的恩人，比如罗隆基，被打成了右派。
吴晗不光没帮着说一句话，反而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把罗隆基当年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拿出来，当众念，逐段批，语调那叫一个激烈。
台下坐着不少知情人，散会时有人小声嘀咕：那封信，可是人家当年帮他的凭证啊。
好朋友沈从文落难的时候，吴晗选择了沉默。
没人逼他骂沈从文，他只是不再接电话，不再回信。
后来有人在会上提到沈从文的名字，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压根不认识这个人。
1960年，他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来了，直指这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吴晗随即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批斗、游街、体罚，一样没落下。
在秦城监狱，看守把他的眼镜摘了，让他站在强光灯下，几个人轮番上去抽他耳光。
关押期间，老婆袁震被折磨死了，养女吴小彦精神彻底崩溃。
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在狱里。
死前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没有错。
死后连骨灰都没找着。
1979年平反，恢复了名誉。
可到了90年代，当年跟他共过事的老知识分子提起他，还是会轻轻叹口气，说：当年他整别人，也挺狠的。
这话既是原谅，也是审判。
他活着的时候，亲手把所有的旧情都斩断了。
那些欠下的账，等他自己落难时，没人能替他扛。
说实话，我查这资料的时候，心里堵得慌。
前半生靠人提携才有的出路，后半生为了自保，把提携自己的人踩进泥里。
这事儿办得，忒绝了。
换作是你，当年你会怎么选？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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