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让不同文明相互照亮（圆桌谈）

从上至下依次为：高伯译翻译的《陶渊明全集》《孙子兵法》、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国最早从西班牙语原文直接翻译的全译本之一)、赵振江翻译的《红楼梦》。 资料图片

近日，西班牙汉学家、翻译家高伯译获得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本报约请高伯译及其他2位深耕中西互译的学者，就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展开一场文化“圆桌谈”。

主持人：本报记者 黄敬惟

对话嘉宾：

高伯译(西班牙汉学家、翻译家)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周思蕊(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英西复语方向负责人)

文明互鉴，交流对话

问：中国与西班牙的文明和文化存在哪些异同？这对双方的文明交流互鉴有什么启发与挑战？

高伯译：中国与西班牙的相似之处很多。我们都拥有非常悠久的文明积淀和文化传统，都崇尚文学与艺术之美，对于精神世界都很重视人文思想与传统传承，这为文明对话筑牢了根基。

文化差异从来不是交流的阻碍。差异或许会带来挑战，但它们更能够丰富彼此视野。文明交流无需追求同质化，而应尊重各自的特色，以包容心态看待不同。

赵振江：作为译者，尤其是诗歌译者，在我看来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语言：汉语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是单音节，而且有四声的变化；西班牙语，是表音的，每个单词的音节数目不等，可以长短搭配，产生鲜明的节奏。

这一差异在中国古典诗词译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西班牙语诗歌重节奏而不重押韵，因此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平仄、对仗等，在译介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只能译介原诗的“意思”。这让中国古典诗歌的译者经常需要“以诗译诗”，进行“二次创作”。

周思蕊：从塞万提斯到乌纳穆诺，从博尔赫斯到马尔克斯，西班牙语世界对命运、时间、个体与社群等母题有着独到的敏感，与中国哲学的很多思想有着共鸣，同时又同中存异。翻译是让不同文明相互照亮的光。唯有真诚的理解与表达，才能将差异从障碍转化为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源。

问：翻译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当下进程中，承载着怎样的功能与独特价值？

高伯译：翻译是思想的传递者。通过翻译，中国文学的真实内涵能够触达西班牙读者，反之亦然。这有助于人们与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产生好感并开展合作。借助翻译，中国古典典籍、思想学说得以完整触达西语读者，让西班牙民众读懂中国的历史、思想与精神。翻译让抽象的文明变得可感知、可交流，是加强西班牙与中国长期友好互动、实现文明互鉴不可替代的重要载体。

周思蕊：翻译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跨越文明的共建。它以朴素的方式完成着文明互鉴的伟大使命，让不同文明的人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照见自己，也看见更加完整的人类精神图景。

问：向西班牙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典籍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与文化使命？

高伯译：翻译中国经典的意义在于将中国的民族精神传递给世界。如今西班牙读者偏爱《道德经》《孙子兵法》《诗经》等经典，这印证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持续译介中国典籍，既能延续两国的文化交流脉络，也有助于打破文明偏见，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

周思蕊：中国古典典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基因，更是中国智慧的源泉。西班牙语世界拥有超过5亿读者，跨越欧洲、拉美、北非20余国，是一片广阔而多元的文化版图。持续推动中国典籍的西语译介，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以英语为主要媒介的单一话语体系格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古老而鲜活的东方智慧。

作品互译，寻找共鸣

问：中西古典文学双向互译的传播历程经过了哪些阶段？其主要成效及当下的整体传播格局是怎样的？

周思蕊：16世纪末，《四书》《明心宝鉴》等中文作品先后被传教士译为西班牙文，西班牙由此成为欧洲最早接触中国思想的国度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的中国典籍译介工作再次迎来高峰。

此后，中国典籍的西班牙语译介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缓慢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起的30余年间，在西班牙出版的中国古典作品及选集总计277部，约占20世纪以来中国古籍在西出版总数的70%，体裁涵盖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论，内容涉及言情、史传、哲思、宗教、志怪奇幻等多个领域。2010年后至今，受现当代文学译介热潮等因素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重点。

赵振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代洪武年间辑录的《明心宝鉴》有特殊意义。这是一本弘扬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的劝善书、童蒙书，1590年由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中文名高母羡)译成西班牙文并转呈给西班牙王储(后来的菲利普五世)，它比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版《论语》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近百年来，外国文学汉译远多于中国文学外译，这值得重视。我参与西班牙语版《红楼梦》的翻译时，当地报刊总以“中国文学的《堂吉诃德》”来介绍《红楼梦》，以此说明其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对比二者会发现，《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翻译版本多达80余种，而在西班牙语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较广的西语版《红楼梦》几乎只有这一个版本。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语地区有了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中国也有上百所高校设立了西班牙语系或专业。西汉、汉西互译工作有了全方位、可持续的繁荣和发展。这非常值得欣慰。

问：在互译实践中，怎样尽可能地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文本内涵流失？当前中国古典典籍向西语世界传播过程中，还面临哪些瓶颈或挑战？

高伯译：翻译中国经典，需根据文体灵活调整策略，在坚守原文内核的前提下适配西语文化。这也是我在翻译时的原则。

诗歌与散文、哲学文本的翻译思路差异显著。文学作品需要优先保留审美特质，思想典籍需坚守内容原意。翻译《诗经》这类古典诗词时，西班牙语无法复刻汉语依靠单音节、声调形成的原生韵律，我会采用西班牙古典诗歌的格律、句式与特征重构文本，保留诗歌的音乐美感与抒情意境。而在翻译《韩非子》等法家典籍时，我会借鉴西班牙黄金时代哲学文本的行文风格，保留原作严谨的逻辑与思辨性，仅微调句式适配西语表达。

从当下中国古典典籍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情况来看，还存在读者群体相对固化、对新译本接受度较低等现象。此外，专业译者人才缺口大、部分译本质量不高等情况，也影响着中国古典典籍在西班牙的原汁原味传播。

周思蕊：优秀的译文需要译者在深刻理解源语文本逻辑的前提下，想象自己正用通顺流畅的译入语进行写作。

对于文本中涉及文化差异的内容，我认为应适当保留其异质性并辅以恰切的说明解释。若能以注释的方式，在文化共情中激发读者对陌生文化元素的兴趣，则更为理想。

探索新路，共谱未来

问：想要助力推动中国典籍更好地走进西语大众的日常阅读与文化视野，还有哪些新的传播渠道和创新形式？

赵振江：我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这些年来我们持续在做的——建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培养更多未来的汉学家、翻译家。高水平的汉学家是推动更多高质量典籍翻译的重要前提，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由于当前高水平译者数量相对有限，我们还可以采取“转译加审校”的形式——遴选待译介经典的优秀英译本或法译本，请高水平西班牙语译者进行转译，再由中国的西班牙语学者根据原文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一些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有了足够多的高水平汉学家，也就无需再这样了。

周思蕊：中国典籍还可以寻求与当地人生活、艺术和情感产生共鸣的传播方式。2014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上演的加泰罗尼亚语版《赵氏孤儿》舞台剧，将中国古典元素结合地中海文化特点，融入瓦伦西亚当代诗歌、西班牙吉他与伦巴乐队手风琴配乐，一举包揽第十七届加泰罗尼亚戏剧评论奖的3项大奖，深受当地观众喜爱。这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此外，年轻人日常使用较多的新媒体平台，也可成为古典故事的新容器，让古籍从书架上的静物，变为可互动、可分享的文化体验。

高伯译：我认为还可以通过电脑游戏等方式让青少年接触到更多经典作品。比如可以把经典作家、作品融入游戏情节，或者制作短视频，用令人愉悦的画面搭配经典作品的语句朗读，扩大这些作品的受众面。

问：在多元文明共生的时代背景下，培育多语种复合型翻译人才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面向当下与未来，对于翻译人才培养应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与期待？

高伯译：多语种复合型翻译人才具备跨语言、跨文化视野，他们可参考多语种译本拓宽思路，为典籍翻译提供多元借鉴。目前，西班牙高校普遍缺少中国文言文课程，中国古籍专业翻译人才不足，补齐相关课程建设是当务之急。

如今AI翻译快速发展，新一代的译者既要深耕多语能力、吃透古典文化，也要主动拥抱新技术并发挥人工译员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中外院校与翻译界还应深化联动、资源共享。所以我十分期待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开展的合作，希望这套联合翻译模式能够为文明对话与文化互通注入持久动力。

周思蕊：多语种教育本质上是通过建立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系统认知，培养理解并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文化传播者。以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英西复语方向为例，以中、英、西3种语言开展文化对比，有助于突破单一语言和文化框架的限制，推动多元立体的文明对话。此外，拉美西语世界对华报道多经英语媒体转译，而培养英西复语人才有助于传递更真实的中国形象。

如今AI等工具给传统翻译行业带来挑战，也对翻译人才综合素养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既要善用这些工具，为翻译与传播工作提质增效；更要明确人机权责界限和各自优势，锤炼人工译员的价值判断、情感表达与职业伦理，做到“技文兼备、德能并修”。

赵振江：如今培养翻译人才，首先要教会他们使人工智能“为我所用”。他们要做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事情，要改正人工智能做错的事情，要润色和加工人工智能做得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外语水平，还要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文学素养，拓展他们的知识面，增强他们的创新力和想象力，这样才能把西汉和汉西的双语互译做得更扎实，更好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