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35年整体人口增380万，东德五州降16%

人口下降如何暴露德国旧有的分裂

扬-尼克拉斯·胡斯泰特记得，在他家乡奥舍斯莱本，一家在统一后大幅缩水的泵厂的废弃食堂里参加电子音乐派对的时光。

他于1989年出生在东德，距离柏林墙倒塌仅几周。他自称“转折之子”。如今36岁的他回忆起那段岁月如何改变了他的社区。

在东德，许多企业被强行推入以利润为导向、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后，举步维艰，甚至直接倒闭。

“你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扬-尼克拉斯说，“很多人离开，因为机会在西边。”

统一后的35年里，德国总人口增长了380万，增幅为5%——这主要得益于移民。但在原属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五个州，人口下降了16%（该数字不包括东柏林）。根据去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奥舍斯莱本所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降幅最为剧烈，达到26%。

如今，在广袤的东德乡村地区，随着统一后的“人才外流”与全国性的低生育率趋势叠加，预计人口将进一步下降。观察政府人口统计学家绘制的地图：深蓝色区域——预计降幅最剧烈的地区——高度集中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东部地区。

只有环绕柏林、受益于首都辐射的勃兰登堡州逆势而上。

从长远来看，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到2070年，“几乎可以肯定”人口会减少。对于柏林以外的东部各州，预计“在所有情景下”都将如此。此类预测基于特定假设，并非板上钉钉。但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可能正在助推德国选项党（AfD）的支持率上升——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被国内情报机构归类为右翼极端主义政党。

然而正是在这个州，AfD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的选举中赢得执政权。这可能是德国一个具有地震意义的时刻。

1989年的新闻画面记录了人们涌过几十年来一直戒备森严的无人区——柏林墙——时的狂热场景。步行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过，而突然涌入的、喷着浓烟的前东德“特拉贝特”小汽车则在西方引发了关于污染的抱怨。

但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成为一段充满巨大失落感的时期——他们发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资本主义西方所吸收。

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是一个中央计划的国有制经济体。政权依赖严格的媒体审查和“斯塔西”——一支规模庞大、令人畏惧的秘密警察部队——来维持公民的顺从。

当局为防止人们逃往西方——几十年来已有无数人这样做——还对人们的离境自由施加了严格限制。

不过，东德人确实享有补贴住房、慷慨的育儿支持以及有保障的就业。但这一切建立在日益低效、债台高筑的经济之上，这意味着当快速私有化到来时，它变得残酷无情，并导致了大规模失业。

图表显示，东德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同时出现了两次大规模向西迁徙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在柏林墙倒塌后立即开始，而第二次浪潮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

第二次浪潮“规模较小，但后果同样重大，因为它具有高度选择性，”在卡塞尔大学社会学家卡特娅·萨洛莫博士说，她在东德乡村长大。“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女性，更倾向于离开。”

卡特娅·萨洛莫认为，女性离开的原因之一是东德女性劳动力在统一过程中被视为“事后才考虑的问题”。“所以她们去了西德，并在那里得到了工作。”

女性减少自然意味着孩子减少。虽然大规模外迁多年前就已结束，但与西部相比，东部仍然存在更明显的年轻人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以及幼儿园空置现象。

这是东德正在出现的一个现象：“Kitasterben”。字面意思是“幼儿园消亡”。在共产主义时代曾建立起广泛托儿设施网络的地区，如今在已经减少的人口中，低生育率是其主要驱动因素。

我在他的家乡奥舍斯莱本市中心见到了扬-尼克拉斯。包括周边村庄在内，该镇人口约19000人。那是星期三午餐时间。市中心不算荒凉，但也不繁忙。

用不了多久就能看到空置的店铺门面，或该地区日益增多的老年人中的几位。如今，扬-尼拉斯——他认为统一总体上是一个“成功故事”——正致力于吸引年轻人和家庭回归。

他说，那是“家”。“我喜欢这里的人。我认为他们值得过上好日子。”他十几岁离开，后来作为一家德国大银行的招聘人员积累了职业生涯，然后返回家乡。他的回归登上了当地新闻。

“13年后回到奥舍斯莱本，”媒体的标题写道。“返乡者呼吁采取措施应对技术工人短缺。”

这只是人口下降带来的一个问题：填补空缺职位，包括支持日益老龄化人口的关键社会和医疗岗位。人口减少还可能导致商店、产科病房和学校等服务减少。

尽管有大量移民或难民从乌克兰、叙利亚、土耳其以及欧盟其他国家来到德国，但这些移民主要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和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部地区。即使考虑到这些人，德国的人口仍在老龄化——婴儿潮一代日益退休，而全国出生率顽固地保持在低位。这意味着不断缩小的劳动力队伍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的成本。

出生率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下降，当时避孕药问世，女性更有可能进入职场。但根据初步数据，去年出生人数降至19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来自政府机构联邦人口研究所的马丁·布哈德教授表示，数据表明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等全球危机的影响加剧了这一趋势。

“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九到十个月后，德国的出生率下降了，”布哈德教授说。最新数据显示，非德国国籍女性比德国公民生育更多孩子，生育率分别为1.84和1.23（即所谓的生育率）。但两者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即人口代际保持稳定的水平。德国并非孤例。联合国已警告全球生育率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原因包括负担能力和缺乏合适的住房。

今天德国东部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低出生率发生在一个人口在不久前还如此迅速地被掏空的群体中。

多年来，德国东部有很多增加人口的举措。凯蒂·勒韦在哈尔伯施塔特镇管理着其中一项。该镇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茨山脉北麓，柏林以西120英里。我们在教堂广场见面，附近是二战结束时被毁然后重建的哥特式圣马丁教堂。这是路过游客的景点之一，但凯蒂的任务是让人们真正居住在本地。

由需要工人的当地企业资助的“Heimvorteil Harz”（意为“主场优势哈茨”），试图为求职者匹配空缺岗位，并宣传该地区的优势。驱车穿过该地区，会发现维护良好的道路和风景如画的小镇。东德的生活水平自统一以来已显著提高，尽管工资仍落后于西部，尤其与巴伐利亚等富裕州相比。

对于来自附近村庄的凯蒂来说，吸引人们回来是个人化的：“我认为主要问题是担心城镇会变得半空。村庄会变得半空。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以维持乡村地区的良好生活质量。”凯蒂说，“Heimvorteil Harz”没有精确记录他们吸引回来了多少人，而且像她这样的活动只能做到一定程度。“问题太大了。”

她说，这关系着让你的地区受到关注，因为各区域正在“相互竞争”人口。学术界花费数十年试图理解东西德之间——“东德人”和“西德人”——挥之不去的分裂，这些分裂跨越了多个领域。例如，所有在德国股票市场指数DAX上市的公司总部都设在西部或柏林，而东德人继承的财富也少得多。凯蒂认为，在统一带来的剧变之后，这也是心态问题。她说，东德人的心态特点是一种“对巨大损失的集体经历”。“他们非常害怕可能再次经历这种情况。这正是人们离开或按现行方式投票的主要驱动力。”

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人们的投票方式，可能即将改变德国的政治格局。

这里可能成为德国选项党（AfD）组建其第一个州级政府的地方。这在一个自二战以来极右翼从未掌握这类权力的国家将是一个爆炸性时刻，尽管AfD领导人强烈拒绝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并坚称他们是一场保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运动。

精通社交媒体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是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该党在9月选举前的民调支持率超过40%。这足以获得绝对多数。

人口下降可能是AfD受欢迎背后的原因之一。根据社会学家卡特娅·萨洛莫的说法，“研究表明，包括AfD在内的极右翼政党的选举支持率，在受人口下降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更高。”她说，虽然很难证明确切的关联——例如，停滞感和基础设施萎缩会使社区感到政治体制“不为其同类人服务”。这样的地区也可能对移民持有“更怀疑的态度”，即使原则上更多移民“有助于稳定东德的人口状况”。

2023年，国内情报机构发现，AfD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分支充斥着一种违反保障所有人“人类尊严”的德国宪法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该州是该党被归类为右翼极端主义的州之一。该党通常将这些定性视为政治迫害而予以拒绝。

在其宣言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AfD认为移民是“对本地人口灭绝的不当补救措施”。相反，它希望通过发放婴儿奖金等方式激励大家庭。批评者称，AfD更广泛的反对移民和驱逐计划，对德国本已疲弱的经济将是一场灾难，并且可能违法。但许多德国人看法不同。根据调查，AfD现在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政党，民调支持率在28%左右，尽管其支持率仍然严重偏向东部。

一些人可能会指出人口减少的潜在好处，例如更少的交通拥堵和更便宜的住房。“它可以让住房更容易获得，”马丁·布哈德教授说，他指出我们的生态足迹“会随着人口下降而略微减小”。但布哈德表示，低生育率总体上是一件坏事，因为它造成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不平衡——而人口下降可能导致当地社区的不满情绪。

布哈德说，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处于“生活高峰期”的人，比如那些努力保住工作并养育年幼家庭的人。“政策应帮助潜在的父母实现他们的愿望，”通过改善育儿、财政支持和生活空间。

德国统一常常被赞颂为一个充满巨大希望和变革的时刻，它使家庭和朋友重新团聚——也使整个国家重归统一。但事实证明，其遗产复杂而持久；旧的边界可能已经消失，但它投下了长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