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期，越来越多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宣布实施单独署名投稿制度。
有的设置了例外条款，诸如《文学评论》明确，“仅支持独立署名，不支持双署名等（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除外）”；有的则一点口子都不留，诸如某文学研究期刊决定，“所接收的稿件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受联合署名的作者投稿”，目的是“明确作者创作权益与责任，维护学术创作和内容发表秩序，并与诸多权威刊物的现行发表规则保持一致”。
论文该如何署名，国内外学术界早有共识，即按照对论文的实际贡献大小来。而现实中，产生不少变种：有研究生担心“学生独作不收”，选择挂靠导师的大名；有学者出于人情、利益考量，用署名交换资源；有高校还通报了多起校领导利用行政身份获取署名，抑或是帮亲戚“搭便车”的案例……不当署名乱象扭曲了学术评价体系，更侵蚀了科研诚信基石，危害不容小觑。
“荣誉署名”“署名寻租”“权力挂名”等，若出现在依赖团队协作才能产出智力成果的学科中，还颇具迷惑性。事实上，相较于自然科学甚至部分需要调研、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而言，不少人文学科的合著论文比例或平均作者人数，总体上相当低，但仍不免有人蹭抢署名，表现为不必要或比例过高的多人署名。
针对高度个体化学科领域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有利于减少“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缓解“署名通胀”，这也是上述期刊赢得些许支持的重要原因。
也要看到，当下学术领域的“署名通胀”，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种下的果。青年学者需要论文应对“非升即走”，博士需要论文才能毕业，课题申报需要借助资深学者影响力提高中标概率，期刊也乐见名家大咖论文来提升自身影响因子。
从课题设计到研究实施再到成果发表，“指挥棒”影响着科研全链条各环节，仅从末端限制作者数量，对青年学者并不友好，于规范署名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来源：南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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