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政治立场被骂“洗血者”！伊朗侨民在澳洲遭孤立，信任去哪了？

虚假指控和不信任，正在从内部撕裂伊朗侨民群体萨拉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遭到澳大利亚伊朗社区一些成员指责，被骂作“洗血者”和“叛徒”。这名居住在墨尔本的数据分析师，只是众多伊朗裔澳大利亚人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一个长期遭受压迫性政权创伤的侨民群体，如今又被不信任、骚扰和孤立所困扰。

“过去几个月里，我最强烈的感受，主要是来自自己社区的孤独感。”萨拉说。出于隐私考虑，她要求使用化名。在波斯语中，“洗血者”指的是替伊朗政府在2026年初大规模示威中采取强硬处置并造成伤亡的行为进行粉饰或掩盖。

但这个标签也被用来指责那些不支持礼萨·巴列维的人。礼萨·巴列维是流居海外的前国王之子，许多反对现政权的支持者把他视为自己的代表人物。对这些人来说，不支持他，就等于在为现政权开脱。萨拉和她的家人虽然不支持君主制，但同样反对伊朗政府。

“我在伊朗时曾被逮捕，很多次被安全部门或其他机构盘问和恐吓。”她说。她的父母和一些亲属也曾因政治异议在伊朗坐牢。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的朋友——包括一位相识12年的挚友——指责她同情伊朗政权。萨拉说，墨尔本的伊朗社区已经变得两极分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去世后，在墨尔本一场集会上，一名君主主义者因为她没有高喊巴列维的名字，冲着她大喊，骂她是“叛徒”。

“我当时僵住了，说不出话，也动不了。他喝醉了。”她说。萨拉不确定，如果周围的人当时没有上前劝阻、缓和局面，对方会做出什么事。”“很多像我这样反对君主制的人，不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只要你反君主制，别人就会觉得你站在政权那边。”她说。

这种非黑即白的看法，反映出澳大利亚伊朗社区内部的撕裂，也让她不知道还能信任谁。“伊朗人民非常非常愤怒，也非常绝望。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玛丽亚姆说，出于道德和安全考虑，她不会和与伊朗政府有关联的人交朋友。这名大学博士生说，她“很喜欢”自己在墨尔本的生活，“不想住在别的地方”。

但由于她来自一个曾因政治异议在伊朗入狱的家庭，她在交友时格外谨慎。“我绝对、绝对不会接近任何哪怕和政府有一点点关系的人，绝不会……这是我的底线。”玛丽亚姆说。出于隐私考虑，她也要求使用化名。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机构已经承认，伊朗政府会实施跨国施压，也就是通过报复威胁，让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及其家人噤声。

他还表示，对一些不习惯以尊重方式展开讨论的社区成员来说，意见分歧很容易演变成充满敌意、针对个人甚至带有指控性质的攻击。“很多人来自那样的环境：政治分歧会带来真实后果，人们对制度缺乏信任，公开、民主的参与空间也有限。”他说。

这种情况可能进一步升级为恐吓、人肉搜索、抹黑行动和监视。拉兹马拉表示，数字空间已经成为社区的一大担忧，因为它会放大错误信息，加剧个人和心理层面的伤害。玛丽亚姆怀念曾经和父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日子。“你只要过去，躺在床上，尽量什么都不想……这不算奢侈，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已经没有的奢侈。”她说。

她的父母住在12000公里外的伊朗，家里老得还保留着一部固定电话。在互联网和电话中断期间，这反而成了一种幸运。但国际长途电话费用高昂，所以她和母亲——她最大的精神支柱——每次通话都很短。“1分钟的通话里，你根本说不了什么，所以你基本上只能撒谎：‘哦，我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的。’‘好，没炸弹，太好了！’‘保重，再见。’”她与母亲关系亲近，也始终担心父母在伊朗的安全。

她说，这种情感重负带来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再加上拿着奖学金读书的学业压力，以及缺乏经济支持，只有心理治疗和药物能稍稍缓解。“我们不幸生而为伊朗人。”她说。虽然她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但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她的经历。“他们会听我说，但也做不了更多，我也不期待他们做得更多。”她说。

拉兹马拉说，无国籍状态的长期不确定、家庭分离以及签证悬而未决，共同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创伤。许多社区成员私下承受着这种看不见、却沉重异常的痛苦。而更令人难受的是，伊朗人民的苦难常常被地缘政治博弈、经济冲击和能源价格所掩盖。“处决仍在继续。一些人不断消失。家庭生活在绝望和疲惫之中。但他们的故事很少能长久留在人们的公共记忆里。”拉兹马拉说。

“我们社区中的很多人，都深切感到一种被抛弃感：人道关切很快就让位于战略或政治评论。”今年1月，伊朗政府应对大规模示威后，数以千计的伊朗人死亡。但许多伊朗裔澳大利亚人最痛苦的，是澳大利亚社会中一些人对整个社区的怀疑。因为针对伊朗政权的公共和政治批评，往往会外溢，进而污染外界对伊朗人民的看法。

他还说，要增强澳大利亚更广泛社会中的凝聚力，公共评论不应继续助长民粹主义宣传。“我们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生活在澳大利亚而自豪。我们也为自己的伊朗血统感到自豪。这两种身份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