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20万亿国资入社保，养老金五年将达千元

刘世锦表示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让这个被反复测算的数字摆在桌面上，关系到上亿人每月能领到多少养老钱。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月人均到手的钱，距离一个体面水平究竟还差多少？若要把这个数字大幅抬高，钱究竟从哪里来？

在6月27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6年中期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给出设想。

刘世锦抛出的一项核心主张，是力争在十五五时期，让覆盖人群最广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增至每月1000元。

在他的整体设想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包括国资划拨社保、财政补贴、短期刺激资金支持以及完善社保缴费。

作为参照，2025年中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143元，只是整个养老保障里最低的一道基础线。

在叠加省市县各级配套与个人账户之后，有代表委员在测算中，把全口径月均养老金大致放在287元。

从287元到1000元，这部分人群的月度养老金，大体要在整个十五五时期内提高到原来的3倍以上。

对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每月可支配的养老钱一旦变厚，他们在消费端的底气也会随之增强。

他反复强调，这是覆盖中低收入人群最多的一项基本养老保险，牵动的人群规模在所有社保项目中居于前列。

他给出的判断逻辑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点明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最突出的症结。

在他看来，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应当从供给侧转向消费侧，落到社保这块明显短板上。

他还主张，把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直接用于缓解供强需弱，重点投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目标定得并不低，真正的难点也随之而来，这笔每月多出来的养老钱，究竟要靠什么样的来源去填上。

刘世锦设想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把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划拨进社保基金，让国有资本为养老金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支撑。

他初步估算，目前A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市值大体占到40%左右，可供动用的资本基数相当可观。

据此他提出，可以从中划拨大约20万亿元进入社保基金，作为养老金长期增长可以依靠的本金。

按他的设想，前3年先行划拨第一个10万亿元，推动城乡居民人均养老金从眼下水平逐步增长到每月620元。

后2年再划拨第二个10万亿元，被划入的国有资本陆续进入资本市场，逐年获取相应的投资收益。

再叠加5年累计约1.17万亿元财政补贴，平均每年2000亿元左右，整个目标有望在5年之内落地。

他特别说明，被划拨的国有资本并不改变原有隶属关系，只是在已有机构之下新设养老基金来管理。

他算的另一笔账是，这项改革一旦落地将新增需求8.3万亿元，每年大致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至0.5个百分点。

他还提到，这项改革对稳增长具有关键作用，也有助于整体提高全社会的终端需求水平，从需求一侧注入新的动力。

在他列举的诸多消费刺激中，这一项对稳增长的拉动效果居前，而另一块更硬的短板，落在住房上。

刘世锦判断，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单靠商品消费补贴作用有限，关键要补上住房和社保两块明显短板。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农民工在农村老家，可能拥有一栋约200平方米的房子，一年里却返乡不了几天。

更多时间里，他主要挤在城市里约10平方米的地下室，实际居住状态与账面上的宽敞相去甚远。

按统计口径，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积达到210平方米，可真正能够安身落脚的空间却相当局促。

他想说明的是，纸面上21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进城务工人群在城市里真实的居住窘境。

在刘世锦看来，进城农民工等新市民群体，在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住房结构性错配。

他给出的解法，是通过住房保障政策和城乡资源的重组配置，加快化解农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困难。

在他的描述里，这部分人名下的住房资产大多沉淀在农村，真正的居住需求却集中在务工所在的城市。

住房困境的另一面，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国民收入里始终居高不下的储蓄。

刘世锦把国民收入拆成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他强调高储蓄如果降不下来，低消费就很难顶上去，这是一道硬约束。

他提出争取用3年左右的不长时间，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同时把企业储蓄率降到20%以下。

若能把企业储蓄当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全社会消费率就有望相应提升到60%以上的水平。

他认为这正是落实十五五规划中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一项具体举措，而最直接的途径是提高企业的分红率。

在他看来，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实际上就相当于国有资本分红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他还建议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数继续上升，逐步把它降到0.4或者更低，从而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压低住户储蓄率。

他援引国际经验指出，凡是由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尼系数大多落在0.3上下。

他认为收入差距如果更趋平衡，就能把更多的国民收入转化为消费支出，缓解高增长时期大量产能集中释放的压力。

他分析当前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偏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合理征税。

对于有人担心合理增税会影响高收入者的信心和预期，他判断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大，反而有助于增强政府保护产权的动力。

他借用一种说法，征税的能力边界其实划定了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税源。

从眼下的基础线到设想中的每月1000元，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数字，还有一个经济体在增长与分配之间的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