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改革科举：李德裕的“孤寒情结”

唐代科举不仅为寒门打开上升通道，至九世纪，它也成为皇权主动打压士族、重塑政治秩序的工具。本文即以李德裕改革科举为线索，说明唐代皇权如何借科举抑制士族、奖拔寒门。

大约公元845至846年间，在江南任刺史的杜牧，给宣歙观察使高元裕写了一封长信，控诉当朝“执事者”主张进士名额宜归寒门，而士族子弟“不可进”。这项政策执行得“坚如金石”，且极其严苛，令杜牧愤懑不平：它不仅堵住了士族科举进身的道路，也使已经由科第入仕者，被“浮华轻薄”的名目压低仕途。作为京兆杜氏的名相之孙，杜牧在信中为因此受限的士族子弟辩护，又枚举历朝出身显赫的贤臣，证明歧视士族本身便荒谬不通。在这番雄辩背后，不难听出杜牧为士族衰落发出的哀嚎：朝廷取进士时对士族“施设网罟，如防盗贼”，士族子弟遂“鱼潜鼠遁，无入仕路”。（《上宣州高大夫书》）而令杜牧如此愤懑的那位“执事者”，正是宰相李德裕。

在有关唐代“士族”的任何讨论中，李德裕都是无法绕开的人物。无论从何种标准衡量，他的家世都无可挑剔。他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房，是根正苗红的“五姓七望”。在中晚唐，这种显赫门楣本身所能提供的政治资源已大不如前，远没有父祖的官声与权势来得直接。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仕至御史大夫，以刚直忠义享誉一时；父亲李吉甫更是宪宗朝的骨干宰相，缔造中兴，名重天下。

德裕两朝为相，其主政期间最具争议的举措便是改革科举制度。他煊赫的家世以及父子两代皆由门荫入仕的事实，都使他对进士科的批判与修正极易被后世学者赋予阶级色彩。而其政敌牛僧孺则由进士入仕，家世远逊于他，更令这层色彩格外浓重。陈寅恪曾以“旧族礼法”与“进士文词”的冲突以及其背后的阶级取向，来解读围绕李德裕的派系斗争；后世则将这一框架进一步简化为“李德裕因出身士族而反对科举，牛党因出身寒门而支持科举”的阶级叙事。

然而，这一较陈寅恪原论更为简化的宏大叙事，早已被岑仲勉、Michael Dalby、王炎平、砺波护、渡边孝、傅璇琮等中外学者从多角度推翻。事实上，中晚唐的党争并非泾渭分明。即便牵强地罗列出所谓的“牛党”与“李党”名单，学者们也一再发现：无论是旧族出身的比例、父祖官品的高低，还是入仕途径（科举或门荫）的构成，两党之间都难以看出显著差异。

王、傅等人更是进一步通过对中晚唐史料的抽丝剥茧，驳斥了一些来自笔记小说及基于部分小说而形成的正史中对李德裕的消极记载。简言之，出身士族的李德裕十分重视奖拔寒门，特别是用科举的方式为寒门入仕开路。他并非反对进士科本身，只是反感其过于华而不实，而他两度为相都大力改革科举，去其浮华与仪式感，并增强其公平性。正如杜牧在信中所言，李德裕独揽大权之后，科举的大门甚至一度对士族关闭；而当这位“赞皇君子”被贬崖州之时，“八百孤寒齐下泪”的景象，也确实让人感到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意味。

唐代科举

看似支持阶级叙事的史料

我们也需注意到，用以支持上述简化叙事的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例如，一则出自《旧唐书·武宗本纪》，其中部分文本进入了更晚些成书的《新唐书·选举志上》的史料，就被经常拿来用作“李德裕出身士族所以打击科举和寒门”的证据。在此记载里，李德裕曾言“朝廷显官”须由士族担任，因为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寒门即使出类拔萃，科举入仕后也只能从零开始逐渐学习在朝为官的技艺，甚至依然“不能熟习”。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质疑该史料的可信性，但笔者认为，这条史料反而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唐廷在李德裕主政时，限制公卿子弟科举入仕，给寒门更多机会”这个观点。再度分析这则史料，也有助于我们从皇权的视角理解九世纪科举制度的政治功效。

《武宗本纪》的史料原文如下（笔者将整段话标为A、B两部分，便于下文分析）：

A 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入绝少，恐非弘访之道。”

B 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傅璇琮在论证中，首先质疑史料权威性（如行文与皇帝本纪的体例不符），并强调晚唐时人虚构史料毁谤李德裕的可能。但他最关键的分析是指出史料的自相矛盾之处。具体而言，该史料被笔者标注为A的部分，讲的是王起在知贡举时，经常先要把进士名单呈于宰相“预审”一遍，而宰相后来说这不太合适，因为进士科本来通过率就低，若再经宰相筛掉一些，“恐非弘访之道”。傅璇琮指出，A部分所言的宰相预审之惯例，早被李德裕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废除，而《本纪》中的这则史料是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的条目中出现的，此时又提及废除该惯例，与先前的历史事实矛盾。

笔者认为，这条史料很可能是由A、B两部分拼凑而成的。傅的“矛盾”之说只能用来否定A部分，但既然A和B并非有机整体，那么A的缺陷就无法形成对B的反驳，而B才是历来指责李德裕偏好士族而轻视科举寒门的根据。为何是拼凑而成的呢？首先，从逻辑上出发，A讲的是“宰相预审惯例导致通过率本就很低的进士科录取的人更少”，而B的“帝曰”之后，明显在讲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即“禁止科举录取公卿子弟是否矫枉过正”，这与A部分的宰相预审惯例完全是两回事，而A史料的语境也与子弟考科话题无关（子弟考科话题是中晚唐政治史的重要旋律）。《武宗本纪》的这则史料把A和B放在一起，显得逻辑不通。其次，A这条奇怪的记载，本来也是有迹可循，在《旧唐书》卷164《王播传附王起》里，就有王起于唐文宗时期知贡举经常送名单给宰相预审的记载。

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从之。议者以为起虽避是非，失贡职也，故出为河南尹。入为吏部侍郎……

《武宗本纪》史料里的A部分很可能是在书写时出现了移花接木的现象，而《王起传》接下来却没有再记载可以和B部分对得上的任何文字，这也说明《武宗本纪》史料中的A和B两部分，很大概率来自不同的两处。

既然《武宗本纪》史料里最大的硬伤是A的真实性，但A与B应分而视之，那么傅璇琮先生对A批驳之后，B依然立在那里。换言之，李德裕此时劝皇帝多重用士族而非寒门的这个记载，真实性恐怕不低。

而有关李德裕在某些情况下更重用子弟的记载，也不止《武宗本纪》这一处。五代时期的《北梦琐言》也记载了李德裕为相时更喜欢用子弟掌诰。

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洎受禅，拜翰林学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至于掌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咏而已，经国大手，非其所能。

注意，这则强调李德裕重用子弟的史料绝非抹黑李德裕，恰恰相反，这则史料想表达的观点反而是重用子弟是对的，并通过李德裕的偏好来为此“背书”。

既然没有充分理由否定B部分的真实性，我们不妨把它当做真实发生的对话来看。其实该对话恰恰说明在李德裕当政时期，打击士族子弟入仕是既定政策。我们结合语境，再看B部分中皇帝所说的话：

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

这里的唐武宗为我们展现了一副统治者们在政策“过热”后，把包袱甩锅给执行者的生动形象。那句“贡院不会我意”，仿佛就是在说，“我的科举政策是好的，只是你们考官执行的时候没理解我的本意！”唐武宗强调，他的“本意”是无论寒门、士族，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录用，而非刻意限制士族。然而，之前不分才学之青红皂白，直接把士族出身的杨知至、郑朴等人从进士名单里删掉，恰恰是武宗自己的决定。武宗不仅在这条史料里亲口承认此事，《唐会要》里也保留了更具官方色彩的记载，同样表明这位皇帝在限制士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这件事上是亲力亲为的（也和《旧唐书》卷177《杨收传附杨严》的说法吻合）。

续奏五人堪放及第。杨质至。窦缄。杨严。郑朴。源重。奉敕。祗放杨严及第。馀并落下。

《本纪》里归类于会昌四年的武宗与李德裕的这番对话，当然也没有改变打击士族通过科举入仕这一国策的继续落实。武宗继任者刚刚上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贡院还习惯性地继续执行前朝的这一政策，“不敢”放士族及第。

大中元年正月。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续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皆以文艺为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选。（《唐会要·卷76》）

因此，《本纪》里的B部分，反映的是唐武宗、李德裕一贯安排贡院打击子弟入仕，只是因为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或本应出现在A部分的那个位置），让武宗感到对士族的打压有些“用力过猛”，因此有“矫枉过正”之忧。而李德裕作为与武宗配合默契的宰相，此时当然也会给皇帝台阶下，说子弟当官有其益处，并给出一些理由。但这是在皇帝忽然高呼“矫枉过正”之时的一种附和。这个有关“矫枉过正”之对话的存在，恰恰说明“矫枉”是既成事实。

“抑士族”的必然

只要不再纠结于李德裕自己的出身，我们便能很清晰地看到他执政时是竭力抑制士族通过科举入仕的。除此以外，他的改革还剑指那些被视为“浮华”的科举内容和仪式。他在文宗朝为相时（833-834），把诗赋从进士考试内容中剔除；在武宗朝为相时（840-846），停曲江宴、雁塔题名等仪式。其实九世纪的唐朝皇帝们早已为科举赋予了远超其制度“初衷”的政治使命，即试图以“标准化考试”来同时实现招揽高精尖人才和扩大统治基础的双重目的。但科举的制度设计显然与其政治使命存在张力，而李德裕及其背后的皇权则试图用“抑士族”和“去浮华”来化解此张力。

自南北朝以来，按旧族门第决定起家官品的九品中正制，既无法为相对进取的统治者们提供经世人才，也并不符合因政变、军功等渠道上位的新兴权贵家族迅速变现的现实需求（尽管这些家族与旧族或有重合）。两汉的察举制因此复兴于北魏后期，终于在北周时期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再度成为官僚选拔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周、隋两朝的迅速中央集权化，使得全国各地的基层官僚岗位也被纳入吏部的任官职责。如此倍增的选官压力，在唐初又进一步加剧，因为隋末天下板荡的危险政局导致各地士人任官意愿急剧下降。应该说，“接盘”这个复杂局面的唐高祖李渊，用求贤若渴来形容绝不夸张。这种迫切的用人需求，使得隋朝时仍需五品以上高官荐举方能应试的察举制愈发不合时宜。武德五年（622），唐廷在隋炀帝察举诏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允许“投碟自举”的条款。对于大多数男性而言，进体制的参试资格终于不再由家世背景决定，我们所熟知的科举制度亦由此真正开启。

这种脱胎于察举的考试制度，从一开始便旨在为官僚体系招揽高精尖人才。五代人借唐太宗之口说出的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便是对科举初衷的精确概括。因此，仅从逻辑而言，唐代科举不同于现代人所理解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而更像今天的企业招聘、博士面试等甄选机制。这类选拔是无法匿名的，因为用人方需要洞察的才学，远非几张“试卷”所能充分呈现。个人名望反而是有助于“考官”们做判断的信息。有唐一代，种种原因使得统治者将“文”的神圣性推至空前绝后的高度（详见下文）。换言之，唐代科举本质上是一套突破门资限制的选官机制：它以文章与文名为凭，将文坛名流，尤其是善于经世治国的“大手笔”们招入朝廷。

尽管其初衷是选拔人才，而非巩固皇权，但既然参试资格不再由门资或与高官的政治裙带决定，投碟自举的选官制度也自然为皇权扩大统治基础。自高宗、武则天以降，门第本身的政治优势逐渐被科举出身取代，寒门凭科举跃进的现象至盛唐已成气候。娄师德、张说、苗晋卿、张嘉贞、张九龄们的涌现便是唐代寒门跃进的精彩注脚。中唐以来，寒门新贵甚至会在婚姻市场上鄙视“去天尺五”的旧门阀。门第寒微的张延赏家族在父辈凭借科举上位后一跃成为宰相世家，在为女儿择婿时竟“不识韦皋是贵人”。

武则天或许是首位意识到科举还有这般“维稳”作用的皇帝。从史料透露的蛛丝马迹来看，最晚在八世纪末，科举的这一政治功效已深得君心。贞元五年（789），唐德宗因为刘太真在掌贡举时偏袒“宰臣姻族方镇子弟”而将其外贬，这也是史料第一次在话语中把“子弟”与“科举”结合起来。皇帝一旦意识到科举有助于提拔寒门、扩大统治基础，便会格外注重对这一功效的保护，也因此对士族（“子弟”）参与科举格外敏感。

《武后行从图》（摹本）

这种敏感正是科举制度张力的体现。如上文所述，遴选文辞名士的现实需求是唐代科举采取实名甚至鼓励行卷的底层逻辑，同时也势必带来座主门生之间的“请托”及其他腐败现象，最终与提拔寒门的“维稳”功效相悖。而李德裕所活跃的九世纪，便是唐代帝王们不断用“一刀切”手段试图化解此张力的时代。除唐宣宗外（由于特殊的皇族政治因素，宣宗上位后尽反武宗、李德裕的“会昌之政”），几乎每任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士族的科举入仕渠道加以限制和打压。

在宪宗朝，出身顶级关陇贵族的于汝锡就因“世家子”的缘故被拒于进士榜外。（见《于汝锡墓志》）当然，于汝锡墓志成文于大中元年（847），志文的作者和读者都刚刚经历了竭力排斥士族的李德裕时代。因此墓志作者在解释为何墓主于宪宗时期未能任官时，恐有把九世纪中期的思维投射回世纪初的可能。

在穆宗朝，本来考取进士的荥阳郑朗等14人因被举报“子弟艺薄”而被复试，其中郑朗等十人未能出现在最终榜单。（《旧唐书.钱徽传》）

在文宗朝，即便李德裕罢相后，皇帝依然延续对士族子弟的高压政策，任用寒门出身的高锴连掌三年贡举，“抑豪华，擢孤进”。（《旧唐书·高传附高锴》）

在懿宗朝，甚至还出现了以作风清廉，及在主考时排斥请托现象而著称的萧倣，仅因某次放榜的进士名单里有几个士族，就被皇帝贬谪出京的过激之事。（《唐摭言·卷14》）

僖宗继位后，再次重用萧倣，并任命另一个志在澄清吏治的能臣崔彦昭辅政，“奸欺屏绝于多歧，请托销摧于正议”。同时，高锴之子高湘任科举主考官，有父之风，“选士得人”（注：高湘和高锴的事迹附在《旧唐书·高传》后，因此这里的“选士得人”与高锴事迹里的“颇得实才”意义相似，都是出现在同一文本内的“抑豪华，擢孤进”语境下的）。

史载颇为寒门开路的唐昭宗，当然也继续试图将士族排斥于科举渠道之外。乾宁二年的科场覆试即可为证。当时的知贡举崔凝在之前的一次政治斗争中同时得罪了宦官和昭宗。放榜后，士人们对进士名单颇为不满，舆论哗然，“物论以为滥”。昭宗借机决定覆试，并任用新主考官，“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同时，崔凝也被贬出京。昭宗因此一箭双雕，既惩罚了不合其意的官员，又利用科举将很多士族入仕之路堵死。而“无问文章高下”仅因是公卿子弟就要从榜单中被“退落”，也难怪士族中“屈人颇多”。昭宗的做法和李德裕时代对士族的“反向歧视”别无二致。

因此，李德裕对士族参与科举的矫枉过正，若置于整个中晚唐皇权政治的视角下理解，绝非特殊现象。既然科举的初衷是选拔“天下英雄”、文辞“大手笔”，那么它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举贤不避亲”，而一旦唐代统治者们意识到科举还有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的功效时，就会开始采取甚至有些粗暴的微操方式，手动实现“举贤避亲”，甚至“避亲不举贤”。李德裕的“孤寒情结”恰恰与皇权逻辑十分契合，这也是他能被两位皇帝重用的关键原因。杜牧们的哀嚎又岂止于会昌一朝，恐怕贯穿了整个九世纪。

“去浮华”的困境

若说“抑士族”是李德裕改革中最能与皇权利益合拍的一环，那么“去浮华”则更为棘手。如上文所述，唐代皇帝始终重视经由进士科进入朝廷的文辞人才，考试也日益向诗赋倾斜。但文采出众并不必然意味着长于吏治、财政、军谋或其他治国实务。更何况，过度推崇词彩，也容易偏离儒家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忠孝与实行。唐代有识之士围绕科举，尤其是以诗赋为中心的进士科的批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断累积。

唐初朝廷虽曾以“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封氏闻见记·卷3》）为由拒绝为个别文人擢进士第，但唐代科举的大方向，仍是逐渐把取士重心从德行、经术和经世能力推向诗赋文辞。七世纪末的朝臣回顾唐廷取士之弊，已批评其造成“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的局面，而不是“试以理官”，真正选取长于行政的人才。（《通典·卷17》）中唐以后，“主司褒贬，实在诗赋”的现象已成定局。（《通典·卷17》）杨绾、贾至等人相继指出，过度重视词彩会损害吏治与官僚风气。李华则直言科举导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杨骑曹集序》）类似的忧虑并不少见：这种制度使士人“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结果便是“当官少称职之吏”。（《通典·卷17》）至晚唐，清要显职早已预留给词科才俊，甚至有“不可以赏能吏”的潜规则，时人诟病此为“衰晋之风”。（《旧唐书·韦温传》）

以词彩为核心的浮华，也在进士及第之后继续膨胀，推动唐廷政治文化走向更铺张的仪式化表达。毕竟进士科不只是选官制度，也是一套有皇权深度参与的城市仪式和公共景观。晚唐京华故事中，进士宴游“渐加侈靡”，长安游手之民因此结成“进士团”，专为新及第者操办筵席；到曲江大会时，“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以至“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唐摭言·卷三》）曲江大会将至，进士团的操办者会“先牒教坊请奏”；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宫中若原拟作乐，也“为之移日”。（《唐摭言·卷三》）围绕及第展开的庆典，几乎把皇帝、教坊、公卿、士人、市肆和游民都带入同一个场面。其铺张之甚，至晚唐已达到令人瞠目的规模。

虽未经科举入仕，但以文采冠绝两京的李德裕依旧被同僚誉为“大手笔”。身在其中的他反而视进士科的浮华为必须剔除的痼疾。但李德裕“去浮华”的努力，似乎注定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必败之战。文宗大和七年，因皇帝忧心“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旧议，令进士“不试诗赋”而试论议。（《资治通鉴·卷244》）但次年礼部便以旧制“成格可守，所取得人”为由，称诗赋之试虽曾“暂改更”，终究“旋即仍旧”。（《唐会要·卷76》）武宗朝，李德裕又奏请限制及第进士参谒、置宴，并将“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一并停罢。（《停进士宴会题名疏》）可到宣宗大中元年，朝廷已明令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唐会要·卷76》）

经进士科而深入唐代政治骨髓的浮华之所以难以撼动，恐怕正与唐代统治者前所未有地倚重“文”的神圣性来塑造皇权合法性有关。自李世民以来，宫廷政变频仍，多数皇帝的继承或上位都伴随政治波折，礼仪与文辞遂成为皇帝权威合法化工程中的重要支柱，而科举正是二者交汇之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女皇武则天，在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下显然面对最严重的合法性缺口。也正是在她主政时期，科举加快了向诗赋词彩转向的步伐。这种高层政治文化的转向又牵动社会风气，至盛唐已蔚然成风。中晚唐以后，藩镇力量上升，唐廷对地方的行政、军事控制减弱，朝廷权威也愈发需要借象征性的政治文化加以维系。陆扬指出，以大明宫、翰林学士、代朝廷立言、进士词科及其礼仪为核心的清流文化，是中晚唐政治权威的重要来源。（《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换言之，在硬性控制受限的条件下，唐廷更需倚重文辞、仪式和政治话语来塑造皇帝权威。

李德裕最耐人寻味的矛盾，恰在于其志业与身份的张力。他出身清华贵胄，却借科举抑制公卿子弟；他以文辞名世，却力图剔除进士科的浮华。利用科举打击士族，是李德裕与皇权利益合拍的一面，因此终九世纪推进得较为彻底；但要根本改变进士科内容，甚至根除科举所生成的仪式性公共景观，却最终无法为统治者接受。后者的失败，盖因文辞、礼仪与科举景观早已深嵌唐廷政治文化，成为皇帝塑造权威、维系秩序的资源。此时的李德裕，既是清流，也是“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