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甘肃发现一块孔雀石，不啻于在我国工业史上爆响“原子弹”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命脉，就拴在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

这话听着悬，但1958年的新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全国上下憋着一股劲要搞工业，特别是国防尖端，可不管是想让飞机上天，还是想让潜艇下海，都缺一样要命的东西——镍。

这玩意儿自家地里头怎么也找不着，想从国外买，人家把门关得死死的，价钱开上天也不卖给你。

正当负责这事儿的领导们愁得直挠头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法子，居然是两个地质队员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不经意间用脚踢出来的。

一、戈壁滩上的绿疙瘩

1958年5月，甘肃河西走廊的黑虎山，这地方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野岭。

放眼望去，除了黄沙就是石头，风一刮，能把人吹个倒仰。

地质普查队的唐东福和郭春山，两个人背着水壶和地质包，在这片荒凉地界已经转悠了好些天。

他们的正经任务是找铀矿，就是搞原子弹用的那个东西，这是国家下的死命令，是头等大事。

找别的矿，都得往后稍稍。

天天在外面跑，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凉水，太阳晒得人脱层皮。

每天的工作就是敲敲打打，把石头样本一块块收好，编上号，记下位置。

这活儿枯燥得能让人发疯，但这是任务，得干。

那天下午，俩人爬上一个山坡，累得不行，正准备找个背风的地方歇口气，郭春山的脚底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他低头一看，嘿，几块长着绿锈的石头，跟周围土黄色的石头长得完全不一样。

在这满眼都是黄褐色的地方，那抹绿色就跟黑板上的白点一样扎眼。

他喊了一声唐东福。

唐东福过来蹲下，用满是口子的手扒拉开石头上的土，那绿色看着跟孔雀石差不多，是铜矿的标志。

这在野外勘探里不算什么稀罕事，但唐东福拿起地质锤，在石头上“铛”地敲了一下，掰开断面一看，里面有金属的光泽。

他凭着吃饭的本事——多年的经验判断，这可能是铜矿，而且看样子，铜的含量还不低。

在当时，能找到个富铜矿也是大功一件。

俩人挺高兴，小心地把这块“绿疙瘩”用布包起来，塞进背包里。

他们没想太多，就觉得这趟出来没白跑，至少给国家又找到了点资源。

回去后，他们按规矩把样品交到了设在永昌县河西堡的报矿点。

在他们看来，这事就算完了，顶多就是为当地争取个小铜矿。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块被他们随手装进包里的石头，几个月后会在北京掀起一场谁都没预料到的风暴。

二、化验室里的一道“加试题”

时间一晃到了10月份。

唐东福刚从野外勘探队回来，正在乡政府的土院子里拍打着一身的土。

突然，一辆吉普车扬着烟尘，嘎吱一声停在了院门口。

车上下来几个人，看穿着就是干部，领头的那位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的队长汤中立。

汤中立脸上又是土又是汗，神情却异常严肃，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唐东福面前，话都说得有点急：“唐东福同志！

你快说，你们之前送去化验的那块绿色石头，到底是在哪个山头找到的？

具体位置！”

唐东福被问得一愣，心里还在琢磨是哪块石头。

原来，那块被他和郭春山当成普通铜矿石的“绿疙瘩”，在酒泉的化验室里惹出了大动静。

第一轮化验结果出来，确认了铜含量很高，这已经是个好消息。

可当样品和报告送到地质队总工程师陈鑫的桌子上时，事情发生了转折。

陈鑫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家，搞了一辈子石头，眼光毒得很。

他没只看报告上的数据，而是拿起那块矿石样本，对着光反复地看。

他总觉得这石头的结晶、伴生的矿物，跟普通的铜矿不太一样。

他脑子里把各种矿物组合过了一遍，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

他拿起电话，直接打给化验室，下了一道命令：“这块样品，不要光测铜，给我重点分析一下里面的镍含量！”

在当时，这算是个“额外要求”。

化验室有自己的工作流程，测什么元素都是有计划的。

突然加一项，不仅麻烦，而且在大家看来没什么必要。

这明明就是一块铜矿石嘛。

但陈鑫是总工程师，他的话就是命令。

化验员虽然心里犯嘀咕，还是照办了。

几天之后，一份加急的化验报告送到了陈鑫手里。

他打开一看，手都有点抖了。

报告上的数字清清楚楚：铜含量16.05%，这个数字很高；但更惊人的是下一行：镍含量0.9%！

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就像一道晴天霹雳。

要知道，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工业开采品位，镍含量有个0.4%就算有价值了，0.9%简直就是富矿中的富矿。

一个被断言“贫镍”的国家，脚底下竟然埋着这么个大家伙。

一个沉睡了亿万年的宝藏，就因为一个老专家的较真和一道“加试题”，被叫醒了。

三、从戈壁滩到国家命脉

消息用最快的速度，通过电报传到了北京。

在那个什么都缺、什么都想自己造的年代，这个发现的份量，决策层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叶片、核潜艇的耐压壳体、特种钢材，都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冶金工业部立刻行动起来，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最短时间内被制定出来：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到那个叫黑虎山的地方去，把镍给挖出来！

1959年，一场规模浩大的“大会战”在戈壁滩上打响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学家、采矿工程师、冶炼专家，还有大批刚出校门的年轻技术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片荒滩上。

他们之前可能在繁华的上海，可能在古老的北京，也可能在湿润的南方，但一纸调令，就把他们的人生轨迹拉到了这片风沙之地。

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国家需要镍，我们就是来干这个的。

千百年来除了驼铃声就再无声响的戈壁滩，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

一排排的帐篷扎了起来，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停。

更大规模的勘探开始了，一排排钻机向地下深处打去，要把这个宝藏的家底彻底摸清楚。

最后探明的储量让全世界都闭上了嘴：镍金属储量超过550万吨，排到了世界同类矿床的前三名。

更不得了的是，矿里还伴生着铜、钴、金、银、铂族金属等二十多种宝贝，这些副产品的价值加起来，甚至不比主矿的镍来得少。

这哪是一个矿，这简直就是个聚宝盆。

1961年，以矿床所在地的谐音“金川”命名的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挂牌成立。

第一代建设者们就是在“地当床，天当被”的条件下开始干的。

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喝口热水都难；夏天地面温度能烤熟鸡蛋。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靠着人力和简单的机械，硬生生在戈壁滩上建起了选矿厂和冶炼车间。

到了1964年，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来临了。

当第一炉闪着银白色光泽的电解镍水缓缓流出时，整个厂区都沸腾了。

工人们、技术员们，这些在戈壁滩上熬了好几年的人，全都冲了过来，很多人激动得眼泪直流。

那第一批出产的22.43吨镍，虽然数量不多，但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新中国靠自己，终于有了自己的镍，工业和国防的脊梁，从那一刻起，才算是真正挺直了。

那块最初由唐东福和郭春山发现的绿石头，最终被命名为“一号矿体”，也叫“金娃娃”。

金川公司后来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给予了奖励，并为他们立了塑像。

一个因缘际会的发现，加上一代人的牺牲和奋斗，最终在戈壁滩上催生了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1981年设立的金昌市，它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