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莫迪政府如何清洗印度的新闻界，把如今印度的国内舆论环境彻底变成印人党和其政府喉舌的一言堂？
6月27日，印度独立媒体《Newslaundry》发表了一篇题为《总理专机之外：印度外交事务格局的重塑》的深度报道。
印度政府的做法并非直接查封报社或取消媒体的运营资格，而是通过停止提供核心信息来源、限制记者直接接触决策层的权力，从而引导媒体进行符合官方意图的政策宣传。
在2014年之前，印度总理出国访问时，专机的后舱通常会为随行的核心记者团留出一些固定席位，为记者提供在长途航程中与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进行直接沟通的机会。
当时的记者们不仅会询问印美关系、印巴冲突等核心外交议题，还可以直接就国内的敏感政治事件进行质询，自由度很高，而总理得在没有预设方案和提问单的情况下进行了直接回应。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莫迪以减少财政开支并提升行政效率为由，下令取消了媒体随总理专机出访的传统，将不信任的记者直接踢出专机之外。
最终莫迪政府几乎完全切断了媒体与决策层之间直接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导致国家领导人与高级官员的外交活动在航程中处于完全隐秘的状态，而独立记者们失去了获取第一手现场信息的直接路径，彻底改变了印度新闻界。
取消专机席位不仅改变了沟通机制，更在财务和后勤层面给中小型独立媒体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由于无法跟随专机，独立媒体如果希望继续报道总理的外交行程，就必须自行承担购买商业机票及跨国转运的费用。总理出访通常涉及多个国家且行程紧凑，普通的商业航班往往需要多次转机、等待行李以及重复办理各国的过境签证。
这导致中小型媒体面临高昂的财务成本和复杂的后勤障碍。2015年莫迪出访中亚多国时，由于中亚各国之间的商业航线极为繁琐，且差旅成本大幅增加，最终没有任何一家印度独立媒体能够完整跟完全程。
因此当年的出访活动缺乏独立的媒体报道，直接导致出访报道大面积空白，甚至令莫迪本人也感到不满。但这恰恰是政府自身限制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在和政府官员的直接接触渠道被切断后，印度新闻当中独立报道的部分快速退化。
为了应对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印度外交部于2014年7月，即莫迪政府上台两个月后，为负责外交口报道的记者建立了一个官方WhatsApp工作群。
无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主流大报，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获取的信息源完全相同。这种高度集中的接触控制使得记者无法直接接触到高级外交官员，也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新问题，只能在群组内进行同质化的新闻发布。
由于缺乏对外交议题的长期深耕与独立调查，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呈现出高度相似性。此外，该机制具有排他性，如果记者在提问时偏离官方口径或提出尖锐问题，可能会被排除在群组之外。
而且在目前的体制下，一旦脱离了官方的群组，媒体就会被排除在核心信息循环之外，从而失去对外交事务进行及时报道的能力。
在印度记者们深挖新闻的能力大幅度退化之后，印度的各大主流新闻报道领域，随后被大量支持政府政策的“主流媒体”和电视台主播所占据。
印度电视屏幕上的外交报道内容随之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民粹主义与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宣传成为主流。电视节目中很难再看到对外交战略得失、关税壁垒、边界后勤危机以及双边贸易逆差等核心利益的审慎推敲。
这些主播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解读领导人与外国元首互动时的肢体语言上。比如在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媒体很少客观分析联合声明背后的利益博弈，而是花费大量篇幅分析印度总理莫迪与外国元首拥抱的持续时间，以此来证明印度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西方的认可。
同时，媒体镜头会被反复对准海外印度侨民高呼口号的集会场景，通过渲染这些画面来引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浅薄的政治宣传忽视了外交关系中复杂的利益平衡，导致公众讨论高度两极分化。
最后，原本应当履行社会监督职能的媒体，在这种机制下演变成了官方政策的单方面宣传渠道。
外交谈判和利益权衡在报道中被淡化，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定向归功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决策。
当整个国家的媒体普遍转向对官方外交姿态的赞同和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动员时，真实的战略短板和政策失误便被有效地掩盖了。
目前，新德里在国际上坚决否认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对印度的低位排名，指责其带有政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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