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大举移居欧洲，从地理套利到重拾焦虑

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孤悬于北大西洋中央，世界地图上，这片群岛犹如一枚被大洋遗落的棋子：东距葡萄牙本土里斯本约1500公里，东南距非洲摩洛哥海岸约1600公里，西距美国东海岸纽约约3900公里，遗世而独立。

这一独特地理地位赋予其绝佳的战略红利，无数横跨大西洋的海底光缆在此交会，远洋轮渡在此停靠补给。由美军主导运营的拉杰斯空军基地位于其中的特塞拉岛（Terceira），二战及冷战时期曾是美国辐射欧洲与中东的军事行动中继站。

自19世纪末起，因岛内农业经济陷于停滞，加之火山爆发频繁，大批年轻的亚速尔岛民登上驶往美国的捕鲸船。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上扎根，用汗水浇灌出美式中产的果实。经过几代人的繁衍与“链式移民”，全美如今生活着约130万名有亚速尔背景的葡萄牙裔美国人。在波士顿以及新贝德福德的街区，至今保留着讲葡语的咖啡馆与传统的圣灵节游行活动。

△美国独立日游行活动中的葡萄牙移民。（图源：WikiLists）

这场绵延百年的迁徙潮，却在近年悄然停滞，甚至出现历史性“逆流”。在愈发极化的政治撕裂、阶层内卷以及居高不下的枪支暴力阴影下，越来越多的二代、三代移民选择放弃祖辈在大洋彼岸苦心经营的底牌，转身回到祖辈逃离的故土。数据显示，2019年前后，亚速尔群岛见证了近代首次移民净顺差，“出走史”转为“回流史”。

葡萄牙政府因势利导，推出旨在抢人的“回归计划”（Programa Regressar）。不仅为返乡的海外后裔提供安置资金，更开出长达五年、额度高达50%的个人所得税减免红利。

主动的寻根者之外，亦有被动的归乡人。受到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的阵痛波及，大批早年非法滞留美国的老一代岛民被强制遣返，逼得亚速尔地方政府不得不在2025年成立应急工作组，以消化这股突如其来的回流潮。

亚速尔人“反向航行”的故事绝非孤例。当政治抑郁与美式内卷的低气压笼罩北美大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论是拥有欧洲血统的移民后代，还是陷入中年迷茫的中产精英——正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他们背起行囊，奔向葡萄牙的海岸、爱尔兰的乡村、西班牙的阳光与德国的职场。

这场反向奔赴中，欧洲成了新的精神灯塔，这些人试图在旧大陆里重新拼凑出那个被当代美国社会所遗落的、关于安宁与平等保障的“逆向美国梦”。

破解“地理套利”的财富密码

去年，美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明确出现过的情况：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

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约18万名持蓝本护照的美国公民选择远走他乡，为几十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人口外流。据布鲁金斯学会测算，美国2025年的净移民人数达到负15万人左右，2026年的流出量或将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盖洛普于2025年年底发布的民调显示，多达五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表达了对于永久移居海外的渴望。这种“逃离”意志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呈爆发式增长，比例飙升至 40%，为同龄男性的两倍之多。这一前所未有的性别鸿沟，正将美国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推向大西洋彼岸。

△大批海外游客来到希腊雅典卫城。（图源：美联社）

一部分人更以近乎断裂的方式与母国决裂，完全放弃美国国籍。移民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宣告“弃籍”的美国公民逼近5000人，在遍布全球的美国使领馆，积压的申请预约如雪片般累积，已突破3万份。

在制度层面，这场身份的注销潮亦有某种“黑色幽默”式的助推——随着2025年弃籍手续费从2350美元骤降至450美元，曾经的经济门槛被抹平，变相激励了那些对美利坚梦幻灭的精英们按下人生“重启键”。

从北美大陆溢出的移民中，大部分被欧洲这块古老的“生活方式磁场”所吸引。目前，常住欧洲的美国公民总数已突破150万人大关。

葡萄牙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仅2025年一年，常住该国的美国公民数量就暴涨了40%，若将时钟拨回新冠疫情前的2016年，这一数字增幅更是达到惊人的500%。过去10年间，居住在西班牙的美国人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居住在捷克的美国人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

2025年，移居德国的美国人首次超过移居美国的德国人，大西洋两岸的“人才引力”发生历史性逆转。拥有宽松血统入籍政策、丰厚科技企业税收红利以及天然英语环境的爱尔兰也成为不少美国人眼中的避风港，该国2025年迎来10000名美国人，约是2024年的两倍。

得益于近一个世纪前签署的《美荷友好条约》，美国公民在荷兰无需本地雇主担保，只需创办企业并注入4500欧元的保证金，即可解锁两年的居留权。这一政策吸引到大批的美国创业者与自由职业者，让在荷兰常居的美国人总数飙升至 3.3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美剧《艾米丽在巴黎》讲述了美国女孩艾米丽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图源：该剧剧照）

法国推行的长期居留签证（VLS-TS），为渴望“法式慢生活”的美国中产开辟了一条财务绿色通道。尽管申请人必须承诺不进入法国劳动力市场，但该政策实际上默许了远程办公的存在。只要申请人的境外收入或存款跨过法国官方的财务红线，就能在无需本土雇主担保的情况下顺利续签，并在五年后合法解锁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永久居留权。

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与苦难、战争相连的难民潮，亦不同于小众的银发退休养老移民潮，这股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力的迁徙浪潮，很大程度上为新冠疫情所塑造。2020年起，硅谷、西雅图与纽约的科技巨头纷纷将工作模式切入远程办公的轨道，为这场跨洋迁徙提供了关键推力。

长期受困于内需不足的葡萄牙等南欧国家顺势抛出橄榄枝，在传统的“黄金签证”（购房换居留）之外，葡萄牙于2022年底实施“数字游民签证”，旨在吸纳全球的高净值人群与技术精英。西班牙也因为颁布类似签证，成为备受美国中产青睐的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不少人更是另辟蹊径，选择移居到性价比更高的巴尔干国家，如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今年年初，在搬迁服务公司Expatsi主办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近400名美国人报名学习如何移居阿尔巴尼亚。这个前斯大林主义国家提供一种特殊签证，允许美国公民在当地生活和工作，一年内免征境外所得税，且不会多加盘问。

大批美国年轻精英破解了“地理套利”的财富密码：他们一边拿着动辄十几万美元的年薪，一边落脚在月租仅一千多欧元的欧洲海景公寓。在显著稀释生活成本的同时，他们可以无缝享有当地医疗体系的庇护。

将美式中产焦虑带到葡萄牙

不过，这场看似潇洒的逃离，内里仍烙印着美国中产阶级标志性的焦虑。

位于里斯本核心地带的坎波德欧里克（Campo de Ourique）社区，俨然成为“新上东区”或“小波士顿”。在街区的中央公园和高档有机超市里，讲着纯正美式英语、推着婴儿车的美国女性随处可见。

里斯本周边的卡鲁斯美国国际学校（CAIS）等顶级教育机构，近几年的入学申请排起长队，学费也一路飙升。从父母的视角出发，搬迁是为了让孩子逃离美国校园周而复始的“防弹演习”，但在大西洋这一端，他们却忍不住用美元重筑起一道阻隔本地社会的“教育防火墙”。

与之呼应的还有里斯本的皇家王子区。这片坐落着19世纪浪漫主义与摩尔复兴风格建筑的古老街区，如今被裹挟着强劲购买力的美式“士绅化”浪潮所改造。精品咖啡浪潮店、贩售羽衣甘蓝的轻食沙拉铺，以及加州移民开办的冥想瑜伽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里变身为美国高净值移民、科技新贵与艺术拥趸的网红大本营。

△里斯本皇家王子区受到美国高净值移民的青睐。（图源：Flickr）

讽刺的是，这些人最初往往宣称要逃离美国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陷阱，去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欧洲日常生活。但当他们凭借强大的购买力将本地原住民挤出中心城区，并建立起一个只有他们才消费得起的“飞地”时，他们实际上在胁迫本地人用英语去迎合那些被精心包装过的“反叛理想”。

一些人口学者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特权移动下的空间美元化”。这些标榜个性化实验与身份重塑的“生活方式移民”，用逃离美式内卷和枪支暴力来美化自己的搬迁行为，并认为自身的道德立场高于跨国富豪与普通游客。

他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吃葡式蛋挞、听法朵音乐等生活方式，但现实中与本地社会的融合仅停留在消费层面，客观上反而造成本地人被驱逐，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衍生出新的全球不平等结构。

△里斯本古老街区阿尔法玛（Alfama）的一间咖啡馆。（图源：英国《卫报》）

2014至2024年的十年间，里斯本的房价攀升了近176%，核心历史街区的涨幅超过200%，让其从欧洲最经济实惠的宜居之城演变为最不可负担的城市。Numbeo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衡量大都市民生痛感的房价收入比（注：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上，里斯本已达到21.8，超过巴黎（19.5）和伦敦（17.2）等欧洲大城市。

这种外来资本对本地民生的搅动，在政治层面产生深刻回响。2019年成立的葡萄牙极右翼政党“够了”（Chega），精准收割那些被高昂房租放逐的本地中下阶层。该党在葡萄牙议会230个总席位中拥有60席，已是议会第二大党和主要反对党。

2026年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够了”党党魁安德烈·文图拉（André Ventura）一度进入决选轮次，推动葡萄牙政治版图加速右转。文图拉多次在议会辩论中抨击前政府颁布的外籍移民特殊税收政策，将其定义为对本土纳税人的“反向歧视”。

△葡萄牙“够了”党的支持者抗议游客推动当地房价上涨。（图源：路透社）

采取鲜明排外立场的“够了”党，其政治算计中带有典型的福利沙文主义双标。他们对来自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劳工移民持强硬排外立场，指责其带来了社会安全隐患，却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数字游民相对宽容，视其为“高价值外国人”。

眼下，“够了”党正在推动一项提案，旨在将申请入籍外国人的法定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0年。虽然其核心目标是限制欠发达地区的移民，但同样影响到指望在短期内获取欧盟身份的美国公民。可以说，这些宣称逃离特朗普治下政治极化的美国自由派，反而孵化了葡萄牙民粹主义的政治反噬。

在柏林实现加补丁版“美国梦”

如果说选择移居南欧国家的美国人是在追逐一种告别主流竞技场的“退隐式生活”，那么将目光落在德国的美国人，则希望进行一场意识形态与职场上的重构。他们并非美式竞争中的逃兵，只是不愿再忍受母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撕裂与“永远在线”的恶性内卷。

对于这群既无法放弃专业抱负又渴望捍卫生活尊严的年轻精英，既保有社会民主底线又能用法令捍卫劳工权益的德国无疑极具吸引力。美国自由派在性少数平权、性别平等和多元文化等议题上的价值诉求，均能与德国强固的社会共识无缝嵌合。

对很多人而言，德国社会可谓“美国梦”的加补丁升级版。德国奉行的“莱茵资本主义”（即社会市场经济），迥异于大洋彼岸那种自由放任、赢者通吃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福利国家网络构成强大的社会兜底机制，将绝大多数人置于安全网内，从根本上抹去因失业或罹患重病而陷入阶层跌落的底层恐惧。

26岁的简·佩雷拉（Jane Pereira）曾是美国二代移民。30多年前，她的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带着仅有的两个手提箱从斯里兰卡来到美国，最终定居科罗拉多州。由于半数家族成员生活在美国之外，简自幼在一种跨国界的坐标系中长大，看着同龄表亲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成长，让她对在国外的生活充满向往。

△一位街头艺术家在柏林东边画廊前表演。（图源：TripSavvy）

三年前，她面临和父辈相似的跨国抉择。彼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从事气候政策传播工作的简，迎来生活的转折点——她的伴侣获得了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得以赴柏林开展研究。

在华盛顿特区这座“权力之城”，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极其模糊，简被高度原子化的精英主义职场文化所驱动，日常需要随时回复老板的信息。在寻求职业锚定与生活平衡的权衡下，她决定和伴侣一起搬到柏林。

作为欧洲少有的英语母语者友好型城市，柏林拥有国际化的专业岗位，且接纳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步调。简顺利进入一家欧洲非政府组织，继续从事气候政策倡导工作。在这里，她发现劳工权益得到法令的保护。当地庞大的自由职业者、艺术家和多元社群，也重塑了她的社交圈。

“在华盛顿参加派对时，人们问你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你在哪工作’或‘你为谁工作’；但在柏林，人们更有兴趣了解‘你是谁’和‘你做什么’，机构和头衔没有那么重的分量。”简告诉《凤凰周刊》。

简在柏林落脚后不久，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美国政治史上最具颠覆性的周期。这让简的跨国移居在客观上蒙上一层“先见之明”的底色。地理上的距离让她免受美国政治急转直下的冲击，比如特朗普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推翻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让国内的气候政治圈遭受重创。

看着往日的同事和朋友仍在苦苦支撑，简反而有种“幸存者的内疚感”。她说：“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多多少少被灌输了‘美国是第一、是最伟大的国家’这种思想。亲眼看着这个神话分崩离析，许多人陷入了迷茫。”

在简的人生轨迹里，移民这一议题折射出复杂的代际与跨国阶层多维性。“9·11”事件之后，简的父亲在美国机场经常遭遇无端拦截；由于“肤色不对”，他在驱车经过得克萨斯州等美墨边境地区时，会成为警方种族执法（Racial profiling）的目标。

△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执法人员在对美墨交界处要求寻求庇护者排队检查。（图源：美联社）

这些深植于日常的种族歧视，逐渐消磨了父亲对“美国梦”的自豪感。因此，当简决定离开美国时，父亲表达了理解与支持。他告诉简，她正在重复自己当年的道路，只是这一次，父辈历经打拼赋予其的美国公民身份，让她能拥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作为美国公民，简在德国的落地经历与来自“全球南方”的难民或非欧盟国家的技术移民有着天壤之别。简向《凤凰周刊》坦言：“我深知自己拥有一种极大的特权。我是因为‘想来’而来到这里，且有能力在不同体制中自如穿梭，而不必面对太多歧视。”

仅仅花了几个小时，德国外国学历认证中心（ZAB）便承认了简在美国高校的学位，接着，她聘请的专业律师协助其办理了欧盟蓝卡，并快速办好了居留证件。尽管简仍需攻克德语的难关，但在柏林这个高度国际化的社会，语言壁垒并未对她的职业生存构成实质性威胁。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印度等非欧盟第三国的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想要获得居留许可，往往需要经历一部“西西弗斯式”的血泪史。

德国的移民系统一向运转低效，线上预约系统常年瘫痪，一些移民因此被迫于寒冬季节在外管局门前安营扎寨，仅为抢夺一个当天的号码。审批期间，他们还需遭遇办事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粗鲁问询。而在法律层面，由于没有西方国家的特殊签证豁免（如美国公民享有的《居留法》第41条特殊优待，即“先入境后办签”的豁免权），非欧盟移民一旦遭遇居留证件断档，将立刻面临被遣返的系统性风险。

这种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大批依靠技术签证在德扎根的年轻移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高压。

与欧洲人一起加入失业大军

“家人们，回旋镖来了，我被裁员了。”最新一则视频中，在社交平台Instagram坐拥24万粉丝的博主瓦妮莎（Vanessa Wachtmeister）神色沮丧地说道。这位35岁的博主来自美国洛杉矶，曾在中国教授英语，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德国丈夫。

五年前，两人移居柏林，瓦妮莎加入一家跨国旅游科技公司担任远程产品经理，并成功入籍德国。2025年，她将自己完美的迁徙体验发表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上——她拿着六位数美元的高薪，享受着柏林廉价而高品质的生活。她不仅迅速还清在美上学期间背负的10万美元学生贷款，每月还能结余上千美元用于理财投资。

△2025年，瓦妮莎在CNBC上分享了自己在柏林的生活。（图源：CNBC报道截图）

一直以来，瓦妮莎都经营着关于“地理套利”的叙事。她还制作了一份名为《90天内在欧洲轻松获聘》的实操指南，将跨境求职咨询做成副业。然而，这一由远程高薪红利与西欧福利制度共同编织的“欧版美国梦”，在实体经济接连失速的寒冬中遭遇撞击。

“整整八年付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是：因人工智能（AI）的介入不得不提高运营效率。”瓦妮莎自嘲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式体验德国的失业救济金该怎么领吧……”

自2023年宏观经济录得负增长以来，德国频繁陷入经济增长的“技术性衰退”泥潭。曾经的西欧经济火车头，如今饱受高企的能源成本与全球需求疲软的结构性拖累。中小型企业纷纷宣告倒闭或将生产线外迁，多家大型企业乃至制造业巨头相继启动裁员计划。最新消息显示，大众汽车集团考虑加大成本削减力度，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

德国联邦劳工局的职业空缺指数显示，面向高技术、管理类以及跨国英语岗位的招聘需求过去两年内骤降近30%。对于像简和瓦妮莎这样高度依赖全英语工作环境的移居者而言，他们所置身的互联网初创圈、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咨询行业，恰恰成为本轮经济失速之下冲击最厉害的领域。

△2024年9月26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路德维希堡，毕业生正在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招聘会。

研究机构Uniwunder的追踪报告指出，在德国，超半数年轻求职者的活跃求职时间已超过4个月，部分特定行业的求职周期甚至被拉长至一年以上。

当德国本土的毕业生面临过去十年来最严峻的求职寒冬，外籍员工不可避免成为最先受影响的群体。由于德国及欧盟明令禁止企业在招聘中出现基于国籍、种族或宗教的歧视，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招聘条件中筑起隐秘的合规防线：“必须具备商务母语级别（C1/C2）的德语听说读写能力。”这相当于宣告英语母语者跨国职场红利时代的终结。

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领取第一期失业救济金（简称ALGI）的人数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7.6万人。这项福利主要面向刚刚失业、此前持续缴纳失业保险的劳动者，一般可领取相当于税后工资60%（有子女者为67%）的补助。这意味着，德国失业压力已开始从传统的低技能岗位蔓延至企业中产和办公室岗位。

作为政治与科技重镇的柏林，情况更为惨烈：全市领取第一期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13.8%，常住失业人口中超四成是外国移民。

残酷的现实，无疑给“彼岸草更绿”的想象画上了句号。葡萄牙的住房危机正在催生更激烈的本土主义情绪，德国制造业的寒冬也让国际人才市场迅速降温。那些希望逃离美国的人会发现，迁徙可以改变地址，却无法改变全球化退潮、经济放缓和身份焦虑交织的时代。世上本没有完美的体制伊甸园能够豁免全球性停滞带来的时代阵痛。所谓的远方并非解药，而是另一种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