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巴黎酷暑众生相

Scenes from La Canicule in Paris

在一场历史性热浪的席卷下，空调已成为法国日益激烈的政治辩论中的核心焦点。

作者：多琳·圣费利克斯（Doreen St. Félix）

2026年6月27日

摄影：Dimitar Dilkoff / AFP / Getty

六月中旬，新当选的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戈瓦（Emmanuel Grégoire）现身圣马丁运河（Canal Saint-Martin）畔。周围满是赤膊的巴黎市民，他正准备上演一出“施洗约翰”式的戏码。留着卷发的二十多岁网红Lyas穿着破旧的“fashion pas facho”（法语意为“时尚而非法西斯”）T恤，张开双臂，准备接受市长在胸口轻快的一拍，随后顺势跌入水中。其他戏水者也纷纷效仿。

令格雷戈瓦略感恼火的是，他并非首位在巴黎举办“开水仪式”的市长——这座城市的升温速度简直像灾难片里的蒙太奇，且对当前的热浪毫无防备。这一“头衔”或许更应属于他的前任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格雷戈瓦曾担任她的副市长，两人后来的政治决裂让他背负了多年“前储君”（ex-dauphin）的尴尬称号，这是媒体给他贴的标签。

在巴黎主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前夕，穿着潜水服的伊达尔戈曾纵身跃入塞纳河。为了迎接奥运，政府拨出超过十亿美元用于清理这条河流；随后的夏天，塞纳河设立了三个配备救生员的游泳区。六月中旬，格雷戈瓦在圣马丁运河开通了类似的区域，将其呈现为都市绿洲，以此直接应对数周前袭击这座城市的酷暑。早在五月，一个来自北非的热穹顶就吞噬了整个法国，气温一度飙升至36摄氏度（97华氏度）。

但五月的酷热根本不算什么。到了六月底，当热浪席卷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捷克和荷兰时，格雷戈瓦、戏水者以及每一个普通人都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周三下午，一名行人刻意无视了确切的气温，偶然瞥见一家法国药房外闪烁的LED招牌：45摄氏度（113华氏度）。她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活像卡通人物一样。热浪直灌进她的嘴里，像棉花一样把她噎得死死的。她喘不过气来，恨不得把体内的热气吐出来。可就在当天早上，气温明明只有30摄氏度左右。

“La Canicule”是法国人用来形容漫长、压抑且往往极其危险的高温天气的词，它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热浪”（vague de chaleur）。“La Canicule”的精神内核更像“三伏天”（dog days）。通常，三伏天会在七月下旬或八月到来，那时全国正处于漫长的休假季，逐渐放松下来。而且那些日子的温度往往比现在低20华氏度左右。“La Canicule”是个古老又带着几分戏谑的词，如今却成了气候危机的最新写照。

美国《早安美国》节目借机大做“西方衰落”的对比文章，强调法国部分地区在短暂时间内比撒哈拉沙漠还要炎热。在巴黎，地铁里的标语呼吁乘客定期补水，多关注最脆弱的群体等等。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地铁站，近千名无家可归者露宿在帐篷里。数百家学校被迫停课。还在营业的商店用反光毯遮住橱窗，以反射光线颗粒。许多餐厅干脆放弃了白天的营业，手写告示牌上写着晚上7点后才开始接待顾客，因为那时的气温才勉强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都提前关闭了。湿毛巾敷在脖子上，喷雾瓶带来短暂的清凉，手摇扇疯狂挥舞；在咖啡馆里，人们把电动风扇举到陌生人面前，还有人干脆直接把水浇在胸口降温。还有什么比天气更能从根本上左右人类行为的呢？在这里，同病相怜是普遍的情绪；但在超市等其他公共场所，争吵却频频发生。在一家咖啡馆，食客们正谈论着酷热，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司机打开后门，推出一副轮床。车厢后部隐约可见一个冷藏隔间——他是来接遗体去停尸房的。一位咖啡馆顾客插话道：“欢迎来到巴黎。”

在咖啡馆里，客人们猜测那具遗体是不是在热浪中死去的老人。截至周五——预计是热浪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已有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50名溺水者（大多是为了在水中避暑），以及4名被留在高温车厢内的儿童。死亡的阴霾让一些人想起了2003年夏天的那场热浪，当时有近1.5万人在法国丧生。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Santé Publique）将那场灾难视为对新千年公共卫生危机的警钟。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尽管热浪影响了欧洲大片地区，但法国承受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促成了“热浪与健康警报系统”的建立，该系统本周在巴黎启动了为期七天的最高级别预警。本周医院不堪重负，促使格雷戈瓦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实际上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禁令将持续到周日。（该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在排队等候表态。）“我们绝不能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格雷戈瓦对公众说道。此时的他，与运河边那个嬉笑怒骂的市长判若两人。

悖论，这是唯一的形容词。西欧空气洁净，缺乏气溶胶等反射光线的污染物，反而导致这里的热浪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极端。“La Clim”（空调）已成为法国日益激烈的政治辩论的焦点。传统观念认为，适应任何天气都是法国人文化自豪感的来源。为了避免向“美国化”屈服——避免让这座城市沦为窗式空调和制冰机的天下——忍受几天的痛苦难道不值得吗？法国是一个具有气候意识的群体，他们理所当然地反感空调，认为它只是一块创可贴，甚至可能会加速气候危机走向毁灭性的结局。但与此同时，正如气候科学家本周在专栏文章和新闻节目中指出的那样，法国并没有迫切地推进城市“绿化”。此外还有基础设施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那个“标志性的巴黎”——那个奥斯曼的祭坛上，林立着各种建筑，它们的外立面绝不允许被外部制冷设备破坏。然而，长达十年的极端高温频发期清楚地表明，这关乎生死存亡。空调是必要的保护吗？近年来，极右翼站在了支持空调的一边，这是国民联盟（R.N.）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愤世嫉俗的延伸，他们嘲笑环保主义左翼是“吹风扇的人”；国民联盟前主席玛丽娜·勒庞本周重提了她的“气候计划”（Plan Clim），主张由国家补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普及空调。

非本国公民——我们最无足轻重的群体，那些在巴黎四处游荡的外国人——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乐观适应了高温。他们一整天沿着运河闲逛，大声说着含糊不清的外语，几乎听不到什么法语。尤其是在夏至“音乐节”（La Fête de la Musique）“La Canicule”拉开帷幕之际，大批伦敦人蜂拥而至。自1982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赞助这个全国性的单日狂欢，而在巴黎，它正变得像伦敦诺丁山狂欢节在黑人散居地文化中的镜像一样。说法语的黑人抱怨着伦敦人，抱怨他们的英语和品牌赞助。那些（有钱有门路的）外国人留了下来，参加周二正式开幕的巴黎男装周。亚麻和棉质等清凉衣物显得太过平民化；人们穿着皮夹克和低腰牛仔短裤，为街拍社交账号摆出高贵的姿态。他们可以在某个画廊或商店举办的品牌活动中避暑，那里冷气充足。当然，也得做些妥协：Rick Owens的户外秀提前到了早上，Jonathan Anderson执掌的Dior大秀也是如此。在三宅一生（Issey Miyake）的现场，工作人员分发了冷敷贴。有些计划确实被取消了。但这份酷热的折磨，只会成为他们日后回国在酒吧里喝着自然酒时，一段绝佳的谈资。♦

本文作者：多琳·圣费利克斯 (Doreen St. Félix)自 2017 年以来一直是《纽约客》的专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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