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院士，走遍了牡丹、芍药的每一个“原生家庭”丨先生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在当院士以后，他耗时三十余年，以一副铁脚板，七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除南美洲外，世界各大洲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对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他如数家珍，证明九种牡丹皆为中国特有；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作了开拓性研究。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洪德元：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马上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2006年，69岁的洪德元在西藏米林考察大花黄牡丹

早晨八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

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那是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该有的节奏。

▲2026年，89岁的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

洪德元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我身体很好，是篮球三级运动员！去年我还在开车。1984年研究室从动物园搬来植物园这边，我不坐班车，自己骑自行车。大部分人骑50多分钟，我只要38分钟。在路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

徽州少年：

大山教他第一堂植物课

1937年，洪德元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小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洪德元最初的课堂。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峰。从小上山摘野果、挖笋、挖野菜，洪德元未曾料到，这些山野间的馈赠，将成为他一生叩问大自然的起点。

▲洪德元在安徽绩溪出生地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儿的洪德元，八岁才读一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四无”初级小学。

洪德元：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没有，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老师，那么像我这样就上山砍柴去了、放牛去了，我在小学就换了8个学校校址。徽州人讲“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

洪德元原本也是个要被“丢”出去讨生活的孩子，但启蒙老师的一句话，让母亲咬牙供他留在了书桌前。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像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洪德元：我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的科学家。我说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就很用功了，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复旦五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他随教研组去黄山实习认植物，去杭州周边考察地质地理。“没有复旦，也就没有我。”

▲1962年9月，洪德元（左一）与复旦大学同学合影

▲1960年，洪德元（左一）跟随复旦大学教研组在杭州周边的山地实习

1962年，洪德元考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重视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洪德元：他（钟补求教授）教我的一个思想就是“面要宽”，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变成第一语言，所以他也就让我写东西，然后他给我看、修改，我这功课都很不错。

▲钟补求教授（右一）在指导洪德元（左一）

▲1965年，洪德元在西藏少女峰冰川考察

坚定报国：

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1966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洪德元被下放劳动改造。在那种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洪德元：我30多岁了，什么贡献还没有给大家做。我就想到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总有一天可能会变，也许将来我能够作出贡献的。后来我开始读英文（书）了，大概一天读个两三个小时。学这些知识，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在瑞典，他每天都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两年里，洪德元发表八篇论文、出版一部专著。

洪德元：因为经费非常少，一个月200美元。冬天要取暖、要鞋子，我很节俭，（还是）不够。可是你看200美元，要（国内）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去为国家效力。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981年，洪德元在阿尔卑斯山采集标本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洪德元：因为类群都在喜马拉雅山上，有一个类群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的，非要到高山上去（不可），所以我带着我的学生去了3次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那次真是命悬一线，有一天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就非常陡，汽车就这样子贴着走，五六个车子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我们那个车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车就要碰了。我们的司机就往外转，一个轮子已经空了。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还好没掉下去。

▲1993年，56岁的洪德元在考察矮牡丹时攀爬峭壁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次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洪德元编写的《植物细胞分类学》

寻根国花：

证实“唯有牡丹最爱国”

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刘禹锡千古名句赞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洪德元：实际上你看见在公园里的牡丹，几乎都是杂交出来的后代。但是论“种”要论野生的，外国人研究了中国的牡丹、芍药，并不精准，他也不知道牡丹那些野生种长在哪里，芍药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搞得清清楚楚。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它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洪德元（右二）在陕西甘泉考察紫斑牡丹

▲2001年，洪德元在土耳其考察芍药

▲2014年，77岁的洪德元勇攀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五六百米爬到一千九百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当他们历尽辛苦终于发现一株还在开花的植株时，同行的学生半开玩笑地跟洪老打起了赌。

洪德元：我的学生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个根是什么样的？”因为根有两种类型，一种像萝卜，一种像土豆。我说那肯定是像萝卜一样的。他说洪老师，要是就像土豆呢？我说，要是不能预见这个，我院士就白当了，我就不是院士了！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笑）

记者：所以他给您照了一张照片，您笑得很开心。

洪德元：对，非常高兴，苦中有甜！

▲2001年，洪德元在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高山上考察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底注。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九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洪德元：为什么我们说牡丹最为爱国？国外没有，就是没有！我82岁了，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印度到底有没有（野生）牡丹。最后结论，过去印度就没（野生牡丹生长）了。所以我就很高兴，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

▲芍药科分类

▲中原地区5种野生牡丹经杂交产生“花王”牡丹示意图

守护大地基因库：

为“泛喜马拉雅地区”草木造册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

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四十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两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2017年，80岁的洪德元在西藏自治区米林县考察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洪德元：地形地貌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植物非常丰富。原来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植物志》，日本人每年去几个人调查来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虽然是出了个《西藏植物志》，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我就讲，我们国家来组织《泛喜马拉雅植物志》！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他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洪德元：差一点这个项目就搞不成，当时我们把这个地区分成13个区域，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的国界线，然后就讲把这一块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说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雅鲁藏布江、他们那边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域就叫“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区。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大家都同意。

▲2010年《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前排左四为洪德元

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

终于落地中国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年过七十的洪德元又接下了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的重担。他的心愿十分笃定：要让全球植物学界规格最高、被称为“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百年历史上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办过的“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洪德元：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点名声了，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给国际植物学会的会长，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这个都实现了。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洪德元：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没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哪些缺点，都没有。他们都说这是不可复制、史无前例的大会，能让（世界）看见咱们中国有这个能力，去办如此空前的一个大会！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海报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

▲2017年，洪德元获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恩格勒金奖”

▲2012年，洪德元获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首枚“拉·麦考瑞奖”

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洪德元：我一个农民的孩子，是在植物所长大，进入到世界圈子，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就）捐给所里了。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补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洪德元在观察标本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

步行三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国家植物园南园盛开的牡丹

▲2026年国家植物园牡丹科技文化展于4月9日-5月25日在国家植物园（南园）西门北侧展厅、牡丹园举办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朱歆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他一掌拍在桌上，震得瓷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锐利的，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语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初心的热血滚烫。

▲洪老为记者介绍野生牡丹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责任编辑：曹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