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4月初，教学主任李老师来办公室汇报毕业照的事。大班年级组统计了家长意向，不少人希望请外面的摄影机构进园拍摄，想听听园里的意见。我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先问她：“你觉得，为什么要请机构来拍？毕业照对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老师想了想，坦言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每年都这么做，家长有需求就配合。当我追问去年拍摄的场景时，她回忆道：摄影师指挥孩子们“站好”“看这里”“笑一个”，孩子们穿着租来的衣服，被摆来摆去。“孩子什么感受？”我追问道。“孩子被要求、被控制，像木偶……”她回答说。
毕业照到底是拍给谁的？为家长，为商家，还是为孩子？今年我们不打算请外部机构，而是把拍照的权利还给孩子，由教师支持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完成。李老师虽有期待，但也感到忐忑，最终还是接下了任务。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时常去大班走动，不是检查，而是观察孩子们如何“工作”。
起初，李老师组织了一场讨论。孩子们围绕“什么是毕业照”“为什么要拍毕业照”展开思考。有人说“毕业照就是全班小朋友在一起的照片”，有人说“因为要离开幼儿园了”，还有人说“是留作纪念的”。一个扎马尾的女孩说：“因为以后就见不到了，我想记住我的好朋友。”旁边的小男孩立刻补充：“我也要记住滑梯，还有火山泥坑。”孩子们的表达真切而动人，他们不再只是“被通知拍照”，而是在用心思考“我想留下什么”。
第一次试拍集体照，李老师没有提前交代规则，让孩子们自由站上拍摄台。结果有人被挡住了半边脸，有人看左边有人看右边，还有人只露出一个头顶。看到拍出的照片，孩子们先是哄堂大笑，随即着急起来：“我被挡住了！”“这边空了一块！”李老师没有直接给出方案，只问：“那你们想想，怎么办？”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最终自己归纳出几条规则：要坐直站好，要看镜头，不能挡住别人，要听从统一指挥。第二次重拍，孩子们根据投屏实时观察自己的站位，主动调整，最终拍出了一张每个人都清晰可见的集体照。
李老师后来感慨：“孩子们自己总结规则时的那种兴奋劲儿，比我说一百遍‘站好’都管用。”这正是区别所在——当孩子们自己发现问题、寻找办法，就从“被摆弄”变成了“主动做”。自主学习的本质不过如此。
拍照过程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姓氏创意照”的诞生。一次讨论，一个男孩突然举手，指着另一个孩子说：“李老师，我俩都姓王，我们可以一起拍个‘王’字吗？”班级瞬间热闹起来，其他姓氏的孩子也纷纷响应。李老师顺势调整计划，引导孩子们先统计班上每个姓氏的人数，然后商量拍摄方法。拍摄“王”字时，6个孩子在地上反复尝试，怎么摆都不像。在不断尝试、争执、妥协、调整之后，他们终于拍出了满意的作品。
毕业照展示那天，孩子们轮流介绍自己的作品——爱心造型代表对班级的热爱，滑梯前的留影记录着最爱的游戏场所，“创意姓氏照”讲述着同姓之缘。每张照片旁都贴有初次试拍与最终作品的对比，进步一目了然，但更动人的，是孩子们讲述时脸上的那份自豪。
李老师在分享中说：“以前觉得拍毕业照是个任务，做完就行了。现在才明白，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课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几张照片，更是孩子们从“提线木偶”到“创意主角”的转变。这背后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幼儿园里，谁是真正的主体。
这次实践给我的管理启示是：管理不能止于简单的批准或拒绝，而是要带领团队追问“为什么”。当教师们习惯了“年年如此”，管理者有责任帮他们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教育价值在哪里？有没有更好的可能？管理者的成就感，不应该只是“事情办成了”，而应该看见教师在过程中的成长、孩子在过程中的绽放。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新丝路幼儿园）
《中国教育报》2026年06月28日 第02版
作者：吴丹 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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