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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MDT团队携手,共探一例经多线治疗失败的HR+/HER2-晚期乳腺癌的诊疗路径!
2026年6月22日,《大咖风范 乳腺癌多学科诊疗交互栏目》线上学术交流如期与大家相见。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MDT团队联合呈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璐艳教授汇报了一例历经多线治疗的HR+/HER2-晚期乳腺癌病例,两大MDT团队围绕该病例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旨在推动乳腺癌诊疗的规范化、精准化与个体化发展。现将会议重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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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大MDT团队
一例晚期HR+/HER2-乳腺癌病例诊疗全程
病例分享环节由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傅佩芬教授主持,陈璐艳教授进行病例介绍。
患者为44岁绝经前女性,因发现左乳肿块4月就诊,既往史无特殊。
初诊评估(2024年6月):
查体:左乳外上象限片状增厚,范围约5*5cm,左腋窝触及一枚肿大淋巴结,右乳及右腋窝无殊,双乳头挤压后未见溢血溢液。
超声:乳腺B超示左乳较大一枚肿块,BI-RADS 5类,左腋下多发淋巴结肿大。肝胆B超示脂肪肝,肝内多发低回声灶,肝岛待排。
钼靶:左乳外上象限后部结构不对称影,BI-RADS 4a类。
MRI:乳腺MRI示左乳外上象限肿块(大小46mm*28mm),BI-RADS 5类,左侧腋下多发肿大淋巴结;附见:胸骨片状强化影。胸椎MRI未见异常。腰椎MRI示退行性变,L3椎体左侧异常强化小结节。
病理:(左乳)乳腺浸润性癌(非特殊类型),HER2-B(0,有细胞膜表达),ER(弱阳性,40%),PR(弱阳性,30%),AR(中等阳性,75%),Ki-67(+,60%)。左腋窝淋巴结查见癌转移。
PET/CT:左侧乳腺多发FDG代谢异常增高结节及团块,符合乳腺癌表现;左腋下、左侧胸肌深面及左侧锁骨区多发淋巴结转移;L3椎体及胸骨体偏左侧局灶FDG代谢异常增高,骨质密度略增高,考虑骨转移;肝实质密度弥漫性欠均匀减低,放射性摄取未见异常增高。
诊断:左乳癌伴左腋窝淋巴结转移性癌,cT2N3aM1,IV期,Luminal B型,成骨性骨转移考虑。
治疗历程:
▶ 晚期一线内分泌治疗(2024-06-20至2025-07-18):
卵巢功能抑制(OFS)药物+阿那曲唑+哌柏西利,每2-3周期评估疗效,同时应用地舒单抗。
基因检测示3个(PIK3CA、TP53、MDM4)I类致病/II类可能致病突变,5 个III类临床意义不明突变。
2025年1月行左乳单切+左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示左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非特殊类型,WHO III级)伴淋巴结转移性癌,MP评分为2级,肿瘤大小为35*25*15mm。免疫组化示ER(弱至中等约30%,强+约10%),PR(-),AR(中强+,70%),Ki-67(热点区+,50%),HER2(2+),FISH(-)。淋巴结转移12/30:(2、3组)2/4;锁骨下淋巴结1/1;胸肌间淋巴结2/3。
2025-03-06至2025-03-27完成术后局部放疗。术后仍行OFS+阿那曲唑+哌柏西利,并联合地舒单抗,每三月复查。
首次进展:2025-06-24肝脏MRI平扫+弥散+增强(3.0T),结果示肝S7、S3结节,较2024-12-19时MRI结果有新发,考虑转移瘤。一线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3个月。
▶ 二线治疗(2025-07-18至2025-11-21):
患者入组III期CAPItrue研究,于2025-07-18开始接受卡匹色替+氟维司群二线内分泌治疗。
2025-11-02全腹CT平扫+增强,结果示肝脏多发转移瘤,对比2025-09-06时CT结果增多、增大。
2025-11-04 PET/CT复查,结果示右乳外下象限致密结节,FDG代谢增高,较2024-12-18时PET/CT新增,考虑恶性可能大;左侧锁骨下窝两枚FDG代谢轻度增高小淋巴结,考虑转移;肝内多枚FDG代谢增高低密度结节,较前新增,考虑多发肝转移瘤;扫描区见多处骨骼骨质密度增高伴FDG代谢增高,考虑骨转移瘤伴肿瘤活性。2025-11-07评估确认第二次疾病进展(PD),出组临床试验,二线PFS为4个月。
▶三线治疗(2025-11-21至2026-04-01):
患者再次入组II期HLX22-BC201研究,于2025-11-21行重组人源化抗HER2单克隆抗体注射液(HLX22)+德曲妥珠单抗(T-DXd)治疗。
2026-03-25全腹CT平扫+增强(肝多发转移瘤复查)结果对比2026-02-07时CT结果病灶增多、增大。腰椎及骨盆组成骨多发骨转移。三线PFS为4个月。
▶四线治疗(2026-04-01至2026-05-29):
患者于2026-04-01开始接受伊那利塞+氟维司群+CDK4/6抑制剂治疗。
2026-04-08(肝占位穿刺标本)见癌浸润或转移,结合病史及免疫组化可符合乳腺癌转移,HER2-4B5(1+),ER-SP1 (中至强+,70%),PR-EP2(中至强+,30%),Ki67-MIB-1(+,约50%)。
2026-04-10,NGS-MRD1示PIK3CA、ESR1I类变异,TP53 II类变异;NGS-MRD2示517.67MTM/ml,阳性。
肝脏评估:2026-04-15肝胆B超示肝内多发占位MT(S7段:2.6*2.1cm);2026-05-19肝胆B超示肝内多发占位MT较前增大(S7段:4.8*3.3*3.2cm);2026-05-29全腹CT(肝多发转移瘤复查)结果对比2026-03-25 CT结果,部分病灶稍增大,增多。此外,患者出现右侧骨盆以及大腿处疼痛。鉴于患者PD,四线PFS为2个月。
▶五线治疗(2026-05-29至今):
2026-05-29患者行白蛋白紫杉醇单药治疗,主诉右侧骨盆以及右侧大腿处骨痛较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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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诊疗经过
问题讨论:1. 基因多节点突变是否与该患者疾病进展迅速、肿瘤负荷重及易产生耐药相关?2. 精准检测应在何时介入更为合适?3. 白蛋白紫杉醇单药治疗进展后,后续治疗方案应如何选择?4. PAM通路抑制剂的序贯使用策略应如何考量?5. ADC治疗进展后,是否可继续使用ADC?6. 该患者接受积极局部治疗的临床价值与意义如何?
病例MDT讨论
病例讨论环节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范蕾教授主持,两大MDT团队对上述病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深入探讨。
影像科:基线时转移灶的确定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志教授表示,该患者的基线评估较为完善。针对基线时已明确存在多发腋窝淋巴结转移,为评估转移负荷,进一步行骨骼检查,如胸椎及腰椎MRI,并于腰椎L3椎体发现转移性病灶。事实上,2024年12月PET/CT检测结果显示胸骨及腰椎L3左侧存在异常高代谢病变。经对比发现,胸骨病灶因超出胸椎MRI扫描范围而未能显示,但乳腺MRI扫描范围可覆盖胸骨层面,可见该处呈明显强化,与PET/CT所示相符;腰椎L3病灶则在MRI与PET/CT上均呈现出异常信号。此外,基线超声提示肝脏多发异常回声且未能定性,故于2024年8、9月行肝脏CT及MRI检查,以对肝脏多发细小结节进行定性评估。
病理科:肿瘤异质性及HER2表达变化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燕园教授首先回顾患者的病理学检测结果,即该病例从穿刺标本、新辅助治疗术后标本到肝穿转移灶标本,细胞形态和免疫组化表型虽存在一定异质性(ER、PR、HER2表达有所波动),但三次检测均呈现高增殖指数,可归为Luminal B型。此类患者生物学行为侵袭性强,本例如初诊即Ⅳ期,经积极治疗后新辅助疗效欠佳、肿瘤残存显著且多线耐药,提示除ER驱动通路外,尚存在其他关键基因驱动因素致其不良预后。至于ER/PR检测结果的差异,可能为肿瘤多克隆性或异常表达所致。关于多基因检测,李燕园教授指出,复旦分型或可适用于该例患者。结合患者检测结果,如三次检测增殖指数均>50%,伴有PIK3CA与TP53联合突变,肿瘤突变负荷(TMB)及总体突变负荷均较高,且多个基因存在多位点突变等,其可能为SNF3增殖型或伴有SNF4 RTK驱动型,期待这一模型将为患者的后续治疗提供指导。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左珂教授表示,对于该患者的HER2表达,3次免疫组化均呈现明显差异,这种时空异质性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总体而言,本病例为HER2非扩增、低表达,其对应用T-DXd等ADC的临床获益率可能与HER2空间分布相关,但具体机制尚待阐明。此外,患者自2025年7月起接受氟维司群治疗,至2026年4月肝穿刺时ER仍呈高表达,提示SERD药物诱导的ER下调效应并不显著。而临床实践中,氟维司群治疗后患者的ER多呈现显著下调甚至接近阴性的状态。基于此,患者更换SERD药物或其他ER降解剂以优化治疗策略有待进一步探讨。
乳腺综合治疗科(含外科、内科):PAM通路检测时机及联合PAM通路抑制剂的考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黄亮教授指出,INAVO120研究提示,HR+/HER2-患者常规进行PAM通路检测有助于指导精准治疗,个人建议此类人群越早检测越好,新辅助时期即可进行检测。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研究发现如果患者存在PIK3CA突变,其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率可能下降10%~15%。因此,HER2阳性且伴有PIK3CA突变患者或可通过联合PAM通路抑制剂来提高治疗疗效。对于辅助治疗人群,术后也是多基因检测的良好时机。如三阴性乳腺癌(TNBC)、HR+/HER2-且淋巴结≥4枚的高危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non-pCR)患者,辅助基因检测可为其提供预后价值。此外,晚期患者进行多基因检测更为必要。无论初治晚期、疾病进展或治疗过程中出现疑难状况时,均应积极进行多基因检测。同时,动态监测循环肿瘤DNA(ctDNA)或微小残留病灶(MRD)也有助于评估疗效,并可提前预测耐药或复发倾向。基于此,个人认为多基因检测应及早实施,且在随访及维持治疗阶段亦可定期检测。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梦烨教授表示,INAVO120研究虽未为该类患者提供直接的数据支持,但其亚组分析提示,PIK3CA突变合并TP53突变者预后较差。鉴于该亚组的不良预后及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建议联合PI3K抑制剂治疗。尽管该策略尚需更多临床研究验证,但在临床实践中,若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可考虑早期联合,以改善治疗结局。对于后续治疗策略,何梦烨教授表示,目前患者行白蛋白紫杉醇化疗有效,可明显缓解其症状。在该化疗药进展后,鉴于患者伴有ESR1突变,可口服SERD类药物进行维持治疗。在化疗及内分泌治疗失败后,再选择ADC药物治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贺敏教授指出,针对HR+/HER2-且伴有PAM通路突变患者的二线治疗策略,除阿培利斯外,近年来卡匹色替和伊那利塞的问世亦为此类人群提供了更多选择。尽管后两者作用于同一信号通路,但其靶点覆盖范围及临床应用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卡匹色替靶向谱更广,除PIK3CA突变外,AKT突变或PTEN缺失亦为其精准适用人群;伊那利塞目前仅针对PIK3CA突变患者。此外,伊那利塞主要适用于辅助内分泌治疗期间或停药一年内进展的患者,采用三药联合方案;卡匹色替可用于后线治疗,包括接受过不超过一线化疗的患者,采用两药联合方案。因此,临床实践中应按其医保适应症及临床研究的入组场景进行使用。对于该患者的后续治疗策略,贺敏教授表示同意何梦烨教授的治疗建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范蕾教授表示,若患者为SNF4型,可选用卡培他滨/长春瑞滨,或在白蛋白紫杉醇基础上联合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如法米替尼、阿帕替尼。同时,邵志敏教授团队提出的ADC“switch”平台提示,更换靶点与细胞毒性载荷的ADC治疗,可能为耐药后患者带来新选择。
最后,大会主席邵志敏教授率先肯定该病例为临床带来的诸多启示。首先,此例初诊IV期患者局部治疗时机的选择值得探讨,外科局部干预应以解决局部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为前提,并选择能够长期维持的时机实施。其次,腔面型乳腺癌首选内分泌治疗已成共识,但在CDK4/6抑制剂经治后进展的患者中,后续治疗选择日益增加,这主要基于多基因检测的加持。目前,本中心已对绝大多数晚期及部分早期患者常规开展多基因检测,以识别潜在靶点。在HR+/HER2-患者中,复旦分型及各类突变谱的检出,正为此类人群的精准治疗策略提供重要依据。综上,精准检测的价值不应仅限于TNBC或胚系突变筛查,在HR+患者中同样具有重大临床意义,值得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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