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能坐在同一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缘分

文|张永军

车到聊城的时候，正是中午。四月的风从车窗外掠过去，带着鲁西平原上熟悉的、混着青麦气息的土腥味。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翻着手机里订好的酒店信息，偶尔抬头看一眼路牌：“快到东昌湖了吧？”我应了一声，心里却莫名地有些紧张。

三十年了。1995年夏天离开，到如今再来，超过三十年了。半个甲子，说起来只是四个字，落下来，却是一生的好光阴。

聊城师范学院还在，校门口的牌子换成了“聊城大学”，我们毕业后新建起的门楼。我没有把车开进去，也没在校门口久留，只是从校门前那条熟悉的路上缓缓经过。梧桐树还在，粗了许多，枝干伸向天空，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路还是那条路，又好像不是了。妻子问：“不想回母校看看？”我说：“变化太大，不去了，我们去古城吧。”

车拐进东昌路，远远就望见了光岳楼——那座矗立在古城正中的木楼，还是老样子，灰瓦红柱，四四方方，像个沉默的老者。三十年前看它，觉得高得需要仰视；如今再看，似乎矮了一些。其实它没有矮，是我见过太多更高的楼了。

妻子去买票，我站在楼下仰着头数檐角。二层、三层、四层，还是那些飞翘的檐角，每个角上都蹲着走兽。我记得大二那年秋天，一个人爬上光岳楼，趴在栏杆上看东昌湖的水，看湖上的帆影点点，心里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毕业以后去哪里，能不能做成点什么，会不会遇见一个懂自己的人。那时候的风是轻的，天是高的，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再站在这楼上，妻子在我身边，指着湖面说：“你看，还有画舫。”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湖水还是那样阔，那样静，只是当年的帆影早就不见了。

从光岳楼上下来，肚子有些饿了。妻子说：“聊城有什么好吃的？”我脱口而出：“呱嗒”,这个名字一出口，自己都有些意外——原来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呱嗒是聊城的特色小吃，一种长圆形的馅饼，外皮酥脆，里面填着肉馅和鸡蛋。读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有一个摊子，下了晚自习，几个同学凑钱买几个呱嗒，站在路灯底下分着吃，烫得直吸气，还抢得不亦乐乎。一块钱能买两个，顶一顿夜宵。

古城里果然还有卖呱嗒的。一家不大的门脸，炉子烧得正旺，老板用长筷子从油锅里夹出金黄的呱嗒，搁在铁架子上沥油。我们要了两个，一人一个，咬开一个小口，热气冒出来，鸡蛋和肉的香味混在一起，还是从前的味道。妻子吃了一口，说：“好吃，就是有点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不知道，我吃的不是油，是二十岁那年冬天的晚自习，是路灯下分食的同学的笑脸，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吃完呱嗒，沿着古城里的石板路向西走。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街边的店铺卖着东昌毛笔、牛筋腰带，也卖各种网红小吃。古城的商业气息比从前浓了许多，脚下的石板路还是老的，磨得光滑发亮。转过一个弯，一个门楼出现在眼前。

最后要去的地方，是山陕会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地方保存得最完整，变数最小。当年读书时，门票不过几毛钱，我们常去。有时是和同学，呼啦啦去一帮人，在戏台子底下学戏角走路；有时是和舍友，两三个人，在石狮子旁边坐着聊天；有时只是我一个人，坐在大殿前的石阶上，什么都不做，就是看那些雕花的门楣、盘龙的柱子、檐角的兽头，一看就是一下午。

买票进去，院子里的地砖换过了，殿宇的彩绘也重新描过。我一眼看见那座大殿，看见殿前左右那两尊石狮。它们还在，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左边的雄狮脚下踩着一只绣球，右边的雌狮爪边卧着一头幼狮，神情还是那样不怒自威，又透着几分慈祥。

就是这里了。我绕着石狮转了一圈，找到了印象中曾经坐过的地方。在大殿正前方的月台上，右侧石狮的一旁，一块被磨得有些光滑的青石。那时候我总坐在这里，面朝院子，看天光从戏台的檐角慢慢移到碑亭的顶上。

“就是这儿？”妻子举着手机问我。“就是这儿。”我说。

我坐下来，背对着殿堂，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出去，双手搭在膝盖上。这个姿势，我居然记了三十年。做出来的时候，肌肉的记忆比大脑的记忆更诚实——我的身体还记得怎样坐，怎样靠着那块石头才舒服，甚至记得抬头时眼睛应该落在戏台飞檐的哪一片瓦当上。

妻子蹲下来，举着手机找角度。阳光从大殿的檐角斜射下来，正好打在我身上。她挪了几步，又侧了侧身子说：“光线好，你别动，别动。”我听见快门的声音。在这个声音里，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一个和今天一样的午后，我也这样坐着。那时没有手机，没有数码相机，照相用的是胶卷，要洗出来才能看见。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同学用理光相机拍的，我坐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姿势，头发黑得像墨汁染过，脸上连皱纹的影子都没有——那张照片，仍然留在老相册的塑料膜底下，只不过已有些褪色。

妻子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屏幕里的我，花白的头发在午后的光线里格外显眼，像落了霜。脸上的皱纹在笑的时候挤在一起，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可是眼神不对了。三十年前的眼神是往远处看的，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好奇；现在的眼神是往回看的，什么都懂了一点。“挺好的，”我说，“就是头发白了。”“白了就白了，挺好的。”妻子说。

妻子把手机要回来，没再让我多看。有些东西不能盯着看，盯着看，就看出时光的样子来了。时光是什么样子？就是你明明坐在同一个位置，摆着同一个姿势，可是照片里的人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建筑还是那些建筑，石头还是那些石头，可是人的头发白了，心老了，走过的那些路、经过的那些事，都刻在眼睛里了，抹不掉，也藏不住。

我看着妻子在院子里拍照，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暖意。她没有经历过我的大学时代，但她愿意陪我回来，在假期的短暂时光里，驱车几百公里，来看这些我念叨过的石头和房子。她帮我找角度的时候，比我还认真。她拍下我坐在石狮旁边的样子，拍下我的白发和皱纹，没有滤镜，没有美颜，只是忠实地记录下五十岁的我，在三十年前的位置上。

从会馆出来，我们沿着古运河走了一段。运河还在，水是绿的，流得很慢，几乎看不出在流动。码头上停着一艘画舫，漆成朱红色，雕着窗棂，像是从旧戏文里驶出来的。妻子喜欢这艘船，我们上了船，站在船头照了几张。她特别喜欢其中一张，说光线好，说我的表情自然，说身后的水纹好看。

我看着那条河。一千多年，它就这么日夜不停地流着，流过无数个春天。它见过多少人像我一样，站在岸边，看着自己的倒影发呆？它听过多少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欢笑声、叹息声？

妻子在画舫上又喊我过去照相。我走过去，揽着她的肩膀，对着镜头笑。河风吹过来，带着水草的气息，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我想起那时候，一个人站在这里，从来没有注意过河水的味道，从来没有想过五十岁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什么都来得及，什么都可以等。等毕业，等工作，等恋爱，等成家，等孩子长大，等自己变老。等着等着，忽然发现不用等了，因为该来的都来了，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这条河，这些石头，这座城，还有身边这个人。

回程的路上，妻子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夕阳从西边照进来，把她的脸映成暖橙色。我没有叫她，自己开着车，想着下次再来，不知是哪一年。也许是十年后，也许是二十年后。那时也许我已经走不动了，也许会馆又翻新了一次。

恍然间，我看见二十岁的自己坐在旁边，穿着略显宽大的西服，头发被河风吹乱，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望着远处。他看见我了，朝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都知道，能坐在同一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缘分。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