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副厂长喝喜酒失踪，7年后向母亲托梦：我被困在阁楼

甘肃副厂长喝喜酒失踪，7年后向母亲托梦：我被困在阁楼

农历九月十七，早上六点半，李桂兰推开西屋的门。

屋里的陈设跟七年前一模一样，写字台擦得发亮，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

她在床沿坐下，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出一粒深灰色的夹克扣子。

儿媳端着小米粥进来，看见她坐着不动，碗往桌上一放。

“妈，又坐这儿了，先吃饭。”

李桂兰没抬头，指尖蹭着扣子上的划痕。

“昨晚梦见建国了。”

儿媳的动作顿了一下。

“又梦着了？”

“这回不一样。”李桂兰抬起头，眼睛红着，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掉，砸在裤腿上，湿了一小块。“他站在一个黑糊糊的木阁楼里，身上潮乎乎的，就反复说两句话，妈，我冷，我出不去。”

七年前的农历十月初八，也是早上六点多。

张建国端着碗蹲在门口吃烩菜，是前一天剩下的，白菜粉条炖豆腐。

李桂兰站在旁边给他递馒头。

“中午喝喜酒少喝点，晚上回来我给你热剩菜。”

“知道了妈。”张建国咬了一口馒头，“赵会计结婚，厂里都去，我坐主桌，少喝不了。”

他吃完抹了把嘴，从上衣口袋摸出两百块钱礼金，数了一遍揣进内兜。

身上穿的就是那件灰夹克，左袖口缺了粒扣子，是前个月搬机器刮掉的，李桂兰说给他缝，他一直没拿出来。

推上院门口的二八大杠，他跨上去蹬了两下，又回头喊。

“妈，晚上不用等我太早，散席得两点多。”

喜酒摆在县城中心的国营酒楼，二楼全包了。

陇西农机厂的职工坐了五桌，张建国是副厂长，跟厂领导坐主桌。

同厂的老刘坐邻桌，散席的时候刚好跟在张建国后面下楼。

那天张建国喝了半斤白酒，脸有点红，走路还稳。

赵会计拎着两袋喜糖走过来，说张厂长，顺路去我家拿下个月的报表不，就在老城区。

张建国说行，正好顺路。

俩人一起出了酒楼大门，往西边老城区的方向走。

老刘在十字路口跟他们分开，往东走回家。

这是所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张建国。

第二天早上，李桂兰没等到儿子回来。

她先去了厂里，厂里说张厂长没来上班。

又去了酒楼，酒楼说昨天散席人都走光了。

上午十点，儿媳去县公安局报了案。

主办案子的是王警官，干了三十年刑警，快退休了。

他先问了一圈跟张建国接触过的人，最后找到赵会计。

赵会计当时在厂财务室做账，看见警察来了，手有点抖。

他说昨天跟张厂长走到十字口，张厂长说要去看北郊的老战友，俩人就分开了。

他自己回了家，喜糖给了邻居家小孩，下午在家补觉。

王警官带人去了北郊，找到那个老战友。

老战友说半年没见过张建国，昨天根本没来。

线索断了一截。

接下来半个月，警方查了县城所有的车站、旅店、招待所，没张建国的登记记录。

查了他的银行账户，工资卡没动过，家里的存折也好好的。

查了他的人际关系，厂里同事都说他人随和，没跟人结过仇。

外面也没债务，没婚外情，什么异常都没有。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没了。

头三个月，警方连周边乡镇的机井、废窑都查了一遍。

黄河边的砂场也去了，没找到任何踪迹。

王警官熬了好几个通宵，把张建国的社会关系翻了三遍，一点疑点都没。

头半年，李桂兰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派出所。

她不吵不闹，就站在接待室门口，看见王警官出来就问一句。

“王警官，有建国的消息没？”

王警官每次都摇头，说还在查。

她也不多问，转身就走，第二天再来。

李桂兰有次揣着馒头，走了二十里路，去邻县的亲戚家问。

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裤腿磨破了，膝盖肿得老高。

到家也没说疼，先问儿媳有没有电话来。

儿媳说没有，她点点头，一瘸一拐去厨房做饭。

家里西屋的门从来没锁过，张建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里。

每天吃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

街坊邻居私下议论，有的说张厂长卷钱跑了，有的说跟外地女人走了。

话传到李桂兰耳朵里，她也不反驳，该干嘛干嘛。

半年后，案子没进展，成了悬案。

卷宗锁进柜子里，王警官心里一直压着这事。

七年过去，李桂兰六十八了，背驼了不少，走路得拄拐。

做完梦的第二天早上，她拄着拐去了派出所。

还是八点整，站在接待室门口。

王警官刚上班，看见她愣了一下。

这些年老太太偶尔还来，只是没以前勤了。

“大娘，你怎么来了？”

“王警官，我梦见建国了。”李桂兰扶着墙，语速很慢，“他在一个木阁楼里，说他冷，出不去。”

王警官叹了口气，把她扶到椅子上坐。

“大娘，我知道你想儿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都是念想。”

“不是念想。”李桂兰看着他，眼神很定，“你们去查，县城里有阁楼的老房子，肯定能找着我儿子。”

王警官没接话，给她倒了杯热水。

劝了半个多小时，李桂兰才走。

第二天早上八点，李桂兰又来了。

还是站在接待室门口，不说别的，就说查阁楼的事。

王警官劝，她也不顶嘴，就安安静静站着。

站到下班，她自己拄拐走。

一连站了七天。

所里同事都跟王警官说，这老太太太轴了。

王警官心里也不是滋味，当年这案子他办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直是个疙瘩。

第八天，他找了所长，打了个申请。

说顺着当年的线索，排查县城老城区带阁楼的民宅，就当给老人一个交代。

所长批了，抽了两个人手，跟他一起查。

排查名单是按当年最后接触张建国的人列的，一共八户带阁楼的老房子。

头两天查了五家，都没问题，有的阁楼堆着粮食，有的早就拆了改平顶。

第六天下午，查到赵会计家的老宅。

宅子在老城区最深的巷子里，土坯院墙，木门上挂着把锈锁。

王警官让人把赵会计叫过来。

赵会计这七年还是厂里的会计，头发白了不少。

他过来的时候手里攥着钥匙，指节都捏白了。

他说这房子空了五六年，没人住，阁楼早就封了，没什么可看的。

“打开看看。”王警官说。

赵会计站着不动，手攥得更紧了。

“真没东西，王警官，这房子我都好久没来了。”

“打开。”王警官又说了一遍，声音没提高，语气没变。

赵会计没办法，哆哆嗦嗦凑到门前，钥匙插了三次才插进锁孔。

院子里落满树叶，墙角长了半人高的草。

正屋的门都朽了，推的时候吱呀响。

阁楼在正屋顶上，木梯子斜靠着墙，入口盖着厚木板，上面压着两口旧樟木箱。

民警搬开箱子，掀开木板，一股霉味混着别的味道飘出来。

味道不重，闷得久了，往鼻子里钻。

一个年轻民警爬上去，手电照了一圈，回头喊王警官。

“王队，你上来看看。”

王警官爬上去，阁楼里堆满旧家具、纸箱子，灰尘厚得踩一脚一个印。

最里面的角落，堆着一堆旧棉絮和破麻袋，鼓囊囊的。

掀开棉絮，是一层又一层的塑料布，边角都发脆了。

最里面是一具尸骨，身上的衣服烂得差不多了，只剩点布料纤维。

旁边掉着半张印着红喜字的红包皮，还有一个铜制的皮带扣。

王警官蹲下去，拿起皮带扣。

侧面有个小坑，是当年修机器的时候，被扳手砸的。

张建国戴了这个皮带扣快十年，他认得。

楼下的赵会计听见上面的动静，腿一软就跪下了。

民警下来的时候，他瘫在地上，脸白得像纸，嘴唇抖得说不出话。

带回所里，没审多久，他全招了。

当年他迷上赌钱，输了三万多，偷偷挪用了厂里的公款。

喜酒那天，他本来想趁结婚的事缓一缓，没想到张建国说要去他家取报表。

俩人回了家，上楼开抽屉拿账本，张建国一眼就看见了挪用的记录。

张建国当时就沉了脸，说你这是犯法，明天我就上报厂里，再报公安局。

他当时急了，伸手去拦，推了张建国一把。

张建国往后退了两步，后脑勺正好磕在楼梯扶手的铁角上。

当场就不动了。

他伸手摸鼻子，没气了。

他当时慌得不行，不敢报警，也不敢喊人。

趁着天还没黑，他把人拖上阁楼，用家里旧的塑料布裹了三层。

又搬了一堆旧家具、旧棉絮堆在上面，挡得严严实实。

锁了阁楼的门，把梯子挪开，压上樟木箱。

做完这一切，他锁上老宅的门，摸着黑回了新家。

之后的七年，他从来没敢上过阁楼。

老宅也很少来，后来干脆锁了门，搬到单位家属院住。

这七年，赵会计在厂里越来越沉默。

以前还跟同事下棋打牌，后来除了做账，很少说话。

每年评优他都推，领导提他当财务科长，他也拒绝了。

有人说他是结婚后转了性子，顾家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怕出头，怕被人注意。

家里的老宅，他每年只去两次，贴春联和扫尘。

每次都只在院子里站站，从来不上楼。

阁楼的钥匙，他压在箱底，从来没碰过。

他说他天天做噩梦，梦见张建国站在他床边。

本以为时间久了就没事了，没想到过了七年，还是被找着了。

尸骨送去做DNA鉴定，结果出来，确认是张建国。

通知家属那天，李桂兰没哭出声。

她坐在西屋的床沿，手里攥着那粒夹克扣子，坐了一下午。

儿媳给她端饭，她摆摆手，说不饿。

直到天快黑了，她才站起来，把扣子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

下葬是在半个月后，埋在老家的坟地里，挨着他爸的坟。

下葬那天，天阴着，没下雨。

风有点大，吹得纸幡晃。

李桂兰蹲在坟前，手摸着骨灰盒，嘴里念叨。

“建国啊，回家了，不冷了。”

声音很轻，旁边的人刚好听见。

案子结了，县里传了好一阵子。

有人说这是母子连心，血脉相通，儿子死了也知道给妈托梦。

也有人说就是老太太天天想，想魔怔了，碰巧蒙对了阁楼。

到底是托梦还是巧合，没人能说清。

只有李桂兰，每天还是会去西屋坐一会儿。

写字台擦得发亮，床上的床单还是洗得发白的蓝格子。

桌上的碗筷，撤了一副。

那粒夹克扣子，她重新缝在了那件灰夹克的袖口上。

挂在衣柜里，跟七年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