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然 柴文华丨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路径与特色

摘要：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对传统儒学进行多维度反省，积极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等；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别，例如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对儒学的分殊等。对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进行比较，可以从多维视角认识其儒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时代价值、理论贡献及局限，从而进一步把握他们对传统儒学的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早期现代新儒家；儒学研究；现代转化

导 引

• 共同特征：立场、反省、应对

• 区别：理念、方法、观念

• 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

早期现代新儒家就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他们并非有组织的学术阵营，而是具有共同学术倾向的“学术群落”。他们有的是“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他们虽然立本于儒学，但对西方思想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承认中国传统儒学的消极一面，肯定西方某些思想的合理性，并对中国传统儒学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他们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个性等现代价值理念，尝试运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等。张君劢和钱穆属于“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宣传启蒙和弘扬儒学相同步，很像早期现代新儒家中的“启蒙派”，其对中国其它传统学术的批判之烈，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热情之高，为其他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所不及。钱穆所要坚持弘扬和发展的不限于儒家精神，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有明显的相同之处，立足于儒学，弘扬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对儒学进行反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建构形上学、注重直觉，等等。但在治学理念、治学方法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通过对他们儒学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儒学研究的特色、贡献及局限。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对儒学现实和未来生命力充满自信，并对其进行了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儒学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共同特征：立场、反省、应对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君劢、钱穆同属于早期现代新儒家，尽管在学术思想上有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揭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传统儒学进行反省、积极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构建本体论以及直觉与理性并重等。

（一）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揭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都有一个确定的立场原则，即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根基，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梁漱溟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坚定地站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立场，致力于对原始儒学尤其是孔孟之学进行现代价值的提升。梁漱溟将孔孟儒学看作是活的生命智慧，努力试图：“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重新透露其真面目。”并由此重建儒家生命哲学与心性哲学，提出他独到的人生哲学，阐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试图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在梁漱溟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实在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是其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立，自如也”。儒家道德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孔子的深刻影响，从而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以道德代宗教”的理性之路。他主张将儒学中“仁”“礼”“乐”“孝”等思想运用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实行，强调儒学复兴的实践性。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援引西学和佛学，归宗于儒学。在研究诸子学时，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共同源头便是儒家思想，“其余五家其源皆出于儒”，并以新儒学作为尺度梳理先秦至清末的儒学发展史，其中宋明理学作为与熊十力哲学思想联系最为密切的理论形态，便是熊十力梳理儒学史的重心之一。熊十力批判地继承了宋明理学，并以宋明理学的缺陷作为自身儒学研究的突破口，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新儒家思想体系，真正地发扬孔子之学，奋力推进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张君劢虽然在政治方面积极倡导民主政治，抨击君主专制，但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对儒学的地位极为推崇：“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基础，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在张君劢看来，儒家思想在未来的中国思想界仍然会占据重要的地位，即便一时面对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会被暂时埋没，将来却总会复活。张君劢坚持认为，重视人伦道德的儒家思想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成果，我们自己更要知道珍惜。冯友兰的“新理学”主要概念源于儒家思想，是对儒学“理”“气”“道体”“大全”“太极”等概念范畴的重铸，对宋明道学进行现代转化。冯友兰的“道德境界”充满了儒家思想中“舍生取义”等公私观、义利观的内容，是极明显的儒家思想立场。他还倡导“知行合一”，主张将儒家的思想价值落实到实践中。贺麟虽然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说，但是他展望儒学的新开展时依然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作为主体：“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对宋明理学的新的阐释彰显了他对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理论努力。钱穆不仅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都抱着“温情与敬意”的心，还肯定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把儒家看成是“一个不断与时俱新的活的传统”，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领先于世界，便是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自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力。

（二）对传统儒学的多维性反省

面对现代化的浪潮，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都会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纠结。早期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意识到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等的现代化会带来文化和观念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最终还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弊端，人与社会的异化问题、人与自然的生态问题，特别是人类精神价值与生命存在的冲突问题。面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对传统文化进行多维的反省是早期新儒家学者们的共同选择。他们反对僵化的保守主义，主张在守持儒学核心价值的同时，对其进行批判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梁漱溟承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认为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中，只有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才能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他指出，儒家最明显的特征是“头脑开明而务实际”。但是他也指出：“应当不忙去赞扬儒家……而先要人们从客观上认识得它。”梁漱溟批判汉代学者的经学忽视了人心与人生的问题，并对宋明理学的偏激固执、压迫社会人生的自由等提出批评，强调了心性儒学的重要性。熊十力把孔子之学分成“大道”与“小康”，认为几千年来在中国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被孔子本人清除的糟粕“小康学”，并非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推翻了汉儒构建的道统，认为汉儒扭曲篡改了孔子儒学。对于宋明理学，熊十力认为依然是沿袭了小康派的学统，未能获得儒家思想真意。张君劢坚持当时中国之所以没能适应现代化并非儒家之过，倘若学者能提出“如何解释儒家”这等有建设性的意见，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张君劢也承认，儒家思想当时正在遭受挫折，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也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埋没才能恢复。冯友兰批判了传统儒学思想缺乏逻辑分析的弊病，认为其面对西方哲学体系冲击时，势必难以维持原生态。因此，冯友兰在对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方逻辑分析哲学的建构方式，采纳维也纳学派等逻辑分析哲学对传统形上学的批评，重铸了中国传统儒学，形成极具冯氏特色的“新理学”形上学。贺麟为宋明理学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批为“吃人的礼教”提出了辩驳，他并不否认程颐此话的问题，但指出“守节”并没有错，也符合儒家“舍生取义”等思想。在贺麟看来，文化思想在不同时空具有特殊性，“守节”思想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现为宁死不屈、贫贱不移的人格精神，正是传统文化的精意，要依据时代的需求对传统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贺麟认为，面对国家危难存亡，宋明理学家还可以是一种饱含爱国主义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宋明儒之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钱穆批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分，打破了经学今古文的门户之见，倡导考据、训诂、校勘、义理并重的会通之学，认为这才是儒学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学术探讨的较好方法。

（三）积极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融合中西方学术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能正确认识到西方学术思想对于重构中国文化的作用与价值，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将中西方学术思想进行有效的结合，进而创造了新的学术思想体系。梁漱溟虽然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根本上还是要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但是也承认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缺乏科学精神的失误。梁漱溟也倡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等精神，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会沿着西方走过的路亦步亦趋，而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批评”地重新拿出“中国原来态度”，让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他融合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心理学学说，重新挖掘儒家生命哲学的意蕴，并提出梁氏特色的心性哲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虽然援引佛学又归宗于儒学，但其参照了西方哲学，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等。在熊十力看来，虽然现代文化价值中的科学、民主、权利等范畴并不能圆满地展现在儒家思想文化中，但是过度发展科学技术导致的人文危机和人性的异化却也需要儒家思想中的有益之处来调和。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便已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后来同梁启超在欧洲巡游期间又学习了德国哲学和德国魏玛宪法。张君劢希望用传统儒家的政治资源接引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将儒家的道德与西方的法治思想结合，调和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念与政治现代化的需求，从而推进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冯友兰的“新理学”是融合宋明理学和西方维也纳学派逻辑分析方法的成果，他梳理澄清并重建了传统儒学的哲学体系，通过借鉴西方现代逻辑主义思想，为中国哲学史建构起一个既有传统的形上学体系色彩、又有较为明细透彻的逻辑结构的形上学。贺麟赞成主动的“化西”：“所谓‘化西’，即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贺麟认为只有认识才能把握西方文化，真正理解了西方文化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文化，他的“新心学”即使从康德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出发，对宋明理学进行梳理和批判的继承，但他希望以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从而让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拥有新的开展。钱穆虽然钟情于中国文化，但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甚至对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表示赞赏。钱穆在对儒家心性学研究中指出，“灵魂”的观念在西方思想中，与“肉体”相对立；中国文化谈到的“神”“魂”等概念，都与西方“灵魂”所指含义有所不同。中国儒家哲学思想重视人的内心生活，以心性论学说为长，其侧重点在于“心”而非“灵魂”，故而中国人谈“不朽”指的是人世间古往今来心与心的交感不停；西方人谈“灵魂不朽”，却是寄意于上帝和天堂，饱含宗教色彩。钱穆通过中国古代先贤思想和经书典籍与西方种种学说进行比较，根据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不同文化观念进行剖析，如人之生死、魂魄、心灵等问题，指出“心灵世界乃是广大宏通，悠久无疆，一入其中，人可各得满足，而又欲罢不能”。在谈到人之心灵与民族文化大义时，钱穆指出中华几千年文化是我们中国人一条心的大生命，至今仍然存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只是有着深浅与多少之差别，并盼望大家能“策动此心，各把每人的个别心会通成一群体之共同心，又能上接古人心，下开后世心”，从而滋长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心和文化心，这便能使我们每个人的“心生命”得以在天地间永存不朽。

（四）构建本体论

早期新儒家学者们在面对西方哲学冲击中国传统哲学时，大多选择重建具有现代化形态的本体论，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现代化的框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将“意欲”作为文化产生的本体基础，以内在的实体代替外在的实体；随后将“理性”（非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而是梁漱溟所言的生活的真理或者说生活的“对”）作为其文化理论的纲领，融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基本精神和儒家道德哲学，最终形成了梁漱溟的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熊十力从儒家哲学思想中重新挖掘并重建“大本大源”，将儒家哲学的心性哲学和道德哲学等问题加以体系化，创建了“新唯识论”，提出了“体用不二”的哲学，并以“本体论”命名自己的哲学思想，一生强调“见体”。冯友兰通过西方维也纳学派经验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构建了“新理学”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张君劢认为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本体论的问题，在他看来虽然心物并存，但是“心”为先、“心”为主，因此张君劢的文化观也以心为其总根源。贺麟的 “新心学”以“心即理”为核心，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钱穆虽然较少涉及本体论问题探究，但是他对中国文化本质的探寻和研究方法也体现出他深厚的思辨能力。

（五）直觉与科学并重

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注重科学实证，而早期现代新儒家在重视科学理性的同时对儒家“直觉”主义依然十分推崇。“东方人从来不那样向外为静的好知的观察，而总是行为的、主情意的，尚直觉的派头，所以在中国就绝对产生不出科学。”在梁漱溟看来：“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其中，“理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直觉”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梁漱溟受到孔子和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认为“直觉”是直接的情感体验，是人类认识内在生命的一种方式。后来在其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特征，并将“理性”作为其“直觉观”的核心概念，让理性与直觉互相调和。熊十力非常推崇儒家的直觉主义方法，以此“证会”“体悟”，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方法“理境极广远幽深，而以不重析物的方法故，即不易发展科学”。熊十力据此提出了“性智”“量智”两个概念，以“性智”为体，以“量智”为用。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贵在见体”，认为他的哲学目标在于把握实体即内在本心，而科学实证主义与逻辑方法则是内心向外求索的工具。在贺麟看来，直觉既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方法，但直觉并不反理智、反理性，一方面直觉可以向内反省，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外透视。

二、区别：理念、方法、观念

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们虽然同属于新儒家阵营，都对儒学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现代化诠释，他们的儒学研究有着共同的特征，但由于学思历程、思想观念等的差异，在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挑战时，也会选择不同的文化应对。钱穆作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其儒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及核心观念都与其他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治学理念的差异

梁漱溟自述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他早年思想经历几次转变，其中一大关键便是他的父亲在他幼年至少年时期未曾教他读过儒家典籍，因此他早期思想并未先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而是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较为接近。后来出于对人生苦乐的观察，梁漱溟自发走向了佛学一路：“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我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梁漱溟经历几次思想转向，最终以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为标志，思想彻底转向了儒学，并且此后的思想发展都是在儒学观念立场中进行的。因此，梁漱溟的治学理念以中西印哲学为基本内容，其中又以儒学为核心，强调儒学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作用，并希望通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比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熊十力的思想受到佛教唯识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其创立的“新唯识论”融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以重建儒家本体论为根本目的，主张以内圣开外王。其治学理念既重视传统又开放包容，并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君劢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政治学，又受到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近思录》的影响，主张“尊德性”，其哲学思想是对儒家的心性哲学、倭铿（鲁道夫·克里斯托夫·欧肯）的精神生活哲学的融合，但其核心依然是以儒为本，并提倡在儒家心性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哲学思想，从而使儒学进一步发展。冯友兰早年就读于北大哲学系，后又留学美国，哲学根底极为深厚。他治学倡导中西哲学思想的融合，主张用西方哲学实用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梳理中国哲学特有的智慧，使儒学系统化，并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话语进行转化，他强调辩证思维在治学中的重要性。贺麟曾在美国、德国留学，潜心钻研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擅长康德、黑格尔哲学，并将德国古典哲学与儒家思想融合，重建儒家心性哲学，提出他独特的“新心学”思想。贺麟虽然倡导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运用更加稔熟，其“新心学”哲学体系西化程度较高。钱穆自幼就在家庭传统儒学教育的氛围中启蒙，后又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并未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也未曾有过留学经历。但其少年时期遇到的几位名师，都为钱穆的国学功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如钱伯圭先生就曾耳提面命年仅十岁的钱穆思考中国历史政治问题，为钱穆后续对中西文化的得失、优劣等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基础。钱穆的史学功底极为深厚，因此其治学多从史学出发，强调历史文化的连续性，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强调儒学的文化主体地位，彰显儒学在历史实践中的生命力。钱穆还特别强调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对朱子读书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释。尽管钱穆对西学研究并不深入，但其对西学依然秉持包容、学习的开放的文化态度。

（二）治学方法的不同

梁漱溟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时候，更多地坚持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其特征，坚守任一方都不是发展文化的最佳方式，只有将西方文化的“动”与中国文化的情感融合，才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在梁漱溟整个哲学体系中，其治学方法坚持知行合一的理念，堪称现代儒家学者的典范。梁漱溟不仅在理论方面建构了生命哲学、文化本体论、文化三路向说等，还将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为了寻求中华民族面对冲击的自救之路时，梁漱溟在山东、河南等地进行多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这条路被证实并不能走通，但其知行合一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精神值得推崇。西方哲学一般会将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哲学分开谈，但是熊十力受儒家哲学影响，极为关注人的思维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问题。熊十力在治学中就强调“思修交尽”，他说：“玄学亦名哲学，是固始于思，极于证或觉，证而仍不废思。亦可说：资于理智思辨，而必本之修养以达于智体呈露，即超过理智思辨境界，而终亦不遗理智思辨。亦可云此学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思修交尽”，即思辨与修养的交互统合，这便是熊十力治学思想最终落脚点。熊十力从区分科学与哲学到将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可以看出在其哲学观念中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张君劢曾思索过自己的治学方针：“一、博学；二、慎思明辨；三、知类通达；四、斟酌权衡。”在张君劢看来，注解考据之学和科举应试之学都不是活的学问，他主张恢复孔孟之学的人生实论学问传统，其次要辨明概念、对事物进行分类、比较，从而找到规律，最后对复杂世界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进行斟酌权衡，避免盲从迷信。冯友兰晚年强调两条治学思想，其一是“深入社会实践”，他从“理在事先”转向“理在事中”便是以参加清华大学京郊土改的社会实践作为契机；冯友兰另一条治学方法是“修辞立其诚”，即写文说话要表达出自己的真实见解。贺麟的学术思想中阐释过较多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主张，辩证法是他采用的第一条治学之法。但是贺麟也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不足，认为其于中国文化并不能完全适配，因此贺麟采用的第二条治学之法“直觉法”：“一方面将黑格尔辩证法中这神秘的和艺术的一维从非理性主义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的非概念型的思想特点做了理论上的辩护。”钱穆一生治学无数，淹贯经史子集四部，他十分重视德性教育，在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视治学方法。钱穆创办了香港新亚书院，并在新亚书院授课讲演中，多次讲授关于学问、知识、治学方法等为学方面的问题，让学生们更加清楚、深刻地明白应该治何等学、如何治学。钱穆为世人提供了一套普遍适用的治学方法，即：以智慧治学、以功力治学、以德性治学，倡导朱子读书法，讲究治学要学会从专门走向会通。钱穆还在研究儒学的过程中，采用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即注重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在遵循客观经验的前提下，将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相结合。钱穆认为，治学就是要经过一个从专精到博学、再由博学到专精、最后由专精到会通的过程。“古今文史著述，得跻于专门成家之流者盖不多，大率专门成家者必具别识……然专家既贵有别识，尤贵有通识。”钱穆在肯定“别识”的同时，更加强调“通识”的重要性。在钱穆看来，只有这样进行儒学研究，方能品得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丰富之美。而钱穆本人也始终贯彻他这一治学理念，将这些治学的方法运用到了他的每项学术研究之中。

（三）儒学观念的分殊

梁漱溟的儒学观聚焦于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问题，认为文化都是特殊且具体的，不存在普世的抽象的文化，他将孔孟儒学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即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梁漱溟希望以儒学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却没有一味地只着眼于儒家思想，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文化，其思想高度远超过当时其他哲学家、思想家。在熊十力看来，儒学的根本是为了建构“仁”的系统，但是熊十力也注意到西方哲学对于认识论的重视以及“智”的重要性，因此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思想强调把握实体，以佛家唯识学思想和宋明理学心性论重构儒家哲学体系，就“体用”问题提出了“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的观点，主张“仁智”一体。张君劢通过反复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他也承认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要比儒学更加系统化，且对科学的重视也要多于传统儒学。因此，张君劢倡导的新文化是要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希望可以由此诞生更加有生命力、更适合现代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新儒家思想。冯友兰致力于对儒家哲学进行现代化与逻辑化的转化与建构，在宋明理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冯氏特色的“新理学”体系，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更符合现代哲学规范。贺麟提倡打破传统道德带来的束缚，推翻旧道德，翻新旧文化，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奠定基础。并且贺麟也提倡诸子之学，希望能以诸子之学发挥丰富孔孟儒学，从而形成新的儒学。此外，贺麟还向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与逻辑学深入学习，融会了西方的唯心论思想，以黑格尔哲学体系构建了独特的“新心学”思想。钱穆将儒学史划分成不同时期，其中先秦儒学，涵盖孔孟荀及其他同时代儒家学者的儒学思想；两汉至唐朝的儒学则主要以经学的形态展现于世，甚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扩大到了史学的领域，隋唐时期转进到文学的领域；宋元明时期和清朝的儒学虽然都叫“综汇期与别出期”，但不论是综汇的对象还是别出的方向，宋元明儒学与清代儒学都完全不同。

三、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

早期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研究各有特色，这些不同的研究理念、方法与观点都体现出他们对儒学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的努力。早期现代新儒家对儒学深度挖掘的目的是对儒学进行现代转化，他们转化的内容体现在哲学、伦理、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但转化的主要方式是借鉴西方思想和方法转化儒学。

梁漱溟的儒学社会化探索了儒学现代转化的新路径，并对儒家思想中伦理、心性、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现代阐发，其文化哲学的核心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致力于对孔孟儒学进行现代性价值的提升。熊十力的本体论是对儒学的哲学化，他以儒家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的理论作为思想框架，重建儒家本体理论，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局限。张君劢虽然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民主制度、批判君主专制，但是在儒学问题上依然赞扬宋明理学，提倡复兴宋明理学，以儒家道德理念为基础重建中国现代道德。冯友兰“新理学”的核心概念来自于儒家特别是宋明道学，并以西方逻辑主义分析方法对“理”“气”“道体”“大全”等传统话语进行现代转化。贺麟的心物论、文化观等思想都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他对宋明理学部分学说的新阐释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为传统儒学提供了辩护，彰显出贺麟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关爱。钱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抱有“温情与敬意”，特别肯定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儒学研究是希望通过复兴儒学为复兴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奠定基础。可以说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观念，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现代转化，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术研究的多元范式，为儒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多维度的解决方案。

早期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代转化为我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掘井及泉。《孟子·尽心上》：“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做事情如掘井，不坚持到底就会半途而废，掘井及泉才算成功。儒学的命运多舛，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包含丰富的内容。我们今天对儒学的认识有如葛洪所说：“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儒学是一座丰富的宝藏，需要我们像早期现代新儒家那样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从而一步步深入把握儒学的本来样貌，为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奠定深厚的基础。第二，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掘井及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对水进行重新认识，我们研究儒学是为了从现代视域重新审视儒学。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历史上的所有文本在不同的时代都需要重新解释，类似于早期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代转化。转化的现代视域和古代有关，但主要是现代的，主要是西学、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属于他山之石。他们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学提供新的视角、框架、评价标准等。第三，关注现实，激活儒学的内在生命力。这是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个传统和目标，如梁漱溟的涵容说、张君劢的并存说、熊十力的融会说、冯友兰的继往开来说、贺麟的内在提升说、钱穆的融化开新说等。我们今天掘井及泉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水服务于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儒学虽然产生于过去，但本身包含许多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价值，具有旺盛的现实和未来生命力。以前我们总是讨论儒学有没有现代价值，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儒学对现实的影响已经是“实然状态”。不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人类共同价值，都包含了诸多儒学基因。儒学有助于解决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传统和中国智慧，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明冲突问题、和平与战争问题等。她还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等提供许多优质资源。那么，这些中国智慧、儒学基因、优质资源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希望学员们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其中谈到过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司马迁、文天祥所说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和林则徐所说的报国情怀：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范仲淹所说的政治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仁者爱人、求同存异等。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和平”“和谐”“和睦”，指出：“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中国曾经长期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都是与儒家的价值理念息息相关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伟大精神力量。

早期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过于理想化，并不适用于现代农村的发展。张君劢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但是这种调和是一种形式的调和，对旧文化道德的批判力量不足，无法供新文化道德建设的路径。他的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脱节，只能在现实政治面前进退两难。熊十力忽略了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本体价值，从而导致其思想中心性论和宇宙生成论的矛盾，进一步造成了他理论的混乱与逻辑的错误，将中西哲学思想融合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冯友兰以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传统儒学进行转化，创立了“新理学”体系，但是他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理解的偏差以及对逻辑分析方法不够准确的运用，导致了他对形上学命题的理解模糊。贺麟创立的“新心学”是调和中西哲学的产物，却过度着眼于对中西哲学共性的追求而忽视了中西哲学思想的差异性，其逻辑之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的时代问题，但其却只停留在意识层面而无法落到实践中。钱穆虽然对西方哲学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但是受困于学思的局限，始终未能真正系统学习西方哲学，导致他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具有局限性，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更多地停留在同情和敬意层面。这些局限反映了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的理论或实践的缺失，也留下了我们要进一步解决儒学现代转化问题时所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总之，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对传统儒学进行多维度反省，积极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等；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别，例如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对儒学的分殊等。对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研究进行比较，可以从多维视角认识他们儒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时代价值、理论贡献及局限，从而进一步把握他们对传统儒学的深度挖掘和现代转化，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迟浩然，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柴文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齐鲁学刊》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