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栽花求突破 无心插柳获奇珍——裴李岗遗址发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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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腹地，双洎河畔，一片看似寻常的黄土岗地，埋藏着中国史前史的厚重书页。裴李岗遗址，长期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介绍的首个遗址被写入考古教科书，无疑是考古界的“圣地”。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此首次发现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遗存；1977年至1979年，三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出墓葬、灰坑、陶窑，确立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填补了中原地区前仰韶文化的空白，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但随着考古发现，裴李岗遗址却也留下重重谜题：遗址发现的“细石器”性质不明，聚落布局、生业模式、社会结构模糊不清。从20世纪50年代初露锋芒，到70年代正式定名，再到21世纪新一轮系统性发掘，这片土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依然藏着数不尽的谜团与惊喜。我们重启发掘的历程，恰如一场穿越数万年的探险，有心栽花求突破，无心插柳获奇珍，最终柳暗花明见真章，一步步揭开史前中原的神秘面纱。

有心栽花：为破题而来，锁定旧石器晚期遗存

中原地区作为文明探源核心腹地，始终是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近二十年来，环嵩山地区调查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晚期遗址，登封方家沟、新密东施、西施、郑州老奶奶庙、新郑皇帝口等一系列遗址相继开展了正式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演进序列依稀可辨。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更是将中原地区新石器早期遗存推进到万年前后，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早期的一段空白。然而，这些遗址普遍发掘面积不大，或为临时地点，或为单纯的石器加工场，或仅集中于其中某一阶段。中原大地上，旧石器晚期遗存与新石器遗存往往相互隔绝，文化序列断裂、传承关系不明，如同一条被截断的长河，让人看不清文化源流。

2016年，为探索中原地区早期新石器化进程，正式启动郑洛地区新一轮调查与发掘。目标清晰：寻找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存，建立旧新过渡年代框架，深化对裴李岗文化的认识。这是一场“有心栽花”的攻坚，我们坚信，这片厚土之下，必定藏着连接百万年人类史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书页。

调查涵盖了郑州西部、新密市大部分以及新郑市西部。我们到山地查看石料来源，到丘陵调查遗址分布与保存状况。队员们爬坡上坎、荆棘划破衣衫，扎破鞋底，每天徒步数十公里，踏遍每一道冲沟、每一处断崖，在寒风中观察剖面，在烈日下捡拾标本，不放过任何一块器物碎片，仔细观察地层堆积，记录每一处文化遗迹。随着调查深入，我们总结出了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规律，调查重点逐渐放在了堆积较为深厚的古河湖相沉积上面的台地之上。然而，要寻找既有旧石器晚期遗存又包含裴李岗文化遗存且值得开展发掘的遗址谈何容易，要么遗址被破坏殆尽，要么地处荒野远郊，工作条件极差，对于计划开展长期持续工作十分不利。

最终，我们还是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考古圣地裴李岗遗址。依据已有线索，我们推测，遗址理应隐藏着旧石器晚期遗存，又有以往对裴李岗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基础，是破解旧新石器过渡难题的理想选择。

遗址地处豫西山地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西部紧邻古洧水河湾，多级梯田遍布，断崖纵横交错。在遗址西侧冲沟，我们首先发现了石英石片及细石叶，明显是从遗址上部冲刷而来。随后在断崖剖面，再次发现石英石片、盘状石核，出自纯净的沙黄土层，层位清晰，没有后世扰动，初步判断文化堆积较厚，分布范围较广。

2018年，正式发掘拉开帷幕。我们聚焦遗址西部高台地，这里地势较高、保存完好，上部就是裴李岗时期的墓葬区。当第一件典型石叶、细石核出土时，止不住内心澎湃——细石叶形制规整平行，连续的石核剥片痕迹明显，又位于全新世黄土层之下，确凿无疑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场“有心栽花”，完美达到预期目标。填补了遗址旧石器空白，将裴李岗遗址的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到3万多年前。遗址上下叠压的旧石器与新石器遗存，实证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悠远绵长，为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人类迁徙、早期新石器化进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无心插柳：困境逢生，破败遗址藏意外惊喜

就在我们为旧石器遗存的重大发现欢欣鼓舞时，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发掘却陷入了困境。作为文化命名地，裴李岗文化遗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启动发掘前的现状评估，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历经数千年农耕扰动、平整土地、取土建房、河道侵蚀，遗址早已面目全非。1977年至1979年发掘后，遗址恢复为耕地，核桃树、桃树遍布，生活区文化层被严重破坏，大多仅存残损灰坑底部；墓葬区边界模糊，早年发掘记录不全，已发掘墓葬与未发掘墓葬难以区分；遗址中部、北部被现代路沟、大型取土坑、村庄房屋占压，断崖陡峭、冲沟发育，文化堆积支离破碎。

前期勘探屡屡碰壁。1平方米布设4个探孔的密集钻探，竟无法准确辨认墓葬范围，将现代房基误判为古代夯土，大部分灰坑形状探测失真，旧石器遗存更是未能及时发现。勘探结果显示，裴李岗文化遗存保存极差，核心区域破坏严重，我们一度陷入绝望：这座承载着无数期待的命名地遗址，难道真的被岁月彻底摧毁，再也无法重现昔日荣光？

沮丧之余，我们没有放弃。考古工作的魅力，就在于绝境之中藏希望，破败之下有奇迹。抱着“能多探索一点信息是一点”的信念，我们调整思路，精细化清理每一处残存堆积。先确认遗址分布范围，推断遗址可能的地位与性质；再探索生业经济结构，推断生存资源是否丰富，人口承载能力高低；也不忘建立遗址时空框架，了解遗址气候环境变迁，探索人群的环境适应与改造。

2019年，在遗址西北取土坑断面，北部房基下面，相继发现裴李岗文化灰坑，将遗址北界大幅拓展，重新确定了遗址范围可达6万平方米。对于该时期的遗址来说，面积已然位居前列，间接证实了遗址地位的重要性。浮选结果令人振奋，出土炭化粟、黍、稻等植物种子，确凿证实8000年前裴李岗人已掌握稻旱混作农业技术，是中国北方农业起源与扩散的核心实证。通过对流域及遗址旁地层、古河道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建立起遗址更新世晚期以来的河流演变模型。新发掘的两座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从陶壶中首次检测出红曲霉、酵母、大米等多种淀粉粒，初步证实了陶壶的酒器功能。从墓葬出土器物及人骨中检测出染色纤维，证实了裴李岗时期已迈出纺织业专业化的重要一步。

至此，我们对裴李岗的发掘与研究最初设定的目标已初步达成，是否要继续深入下去，调查钻探结果显示了遗址极差的保存状况，令人怀疑是否还有可以发掘之处。然而我们不放心不甘心，打算利用遗址原种植过核桃树留下的树坑，做一个地面式的调查，碰碰运气。老实说，这样的调查毫无把握，不仅1979年就在这片区域发掘过，没有发现过什么重要迹象，就连钻探发现的灰坑也极为零星。在挖掘了数十个树坑之后，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在一个树坑坑壁发现了半个陶壶，周围没有明显文化层迹象，也不像灰坑，直觉应该是被破坏的墓葬中的遗物。顺势展开发掘，一片全新的墓葬区重见天日，先后在此区域发现了近60座墓葬，墓葬位置成排或成组排列，有的有意错位连续打破，为研究裴李岗遗址墓葬分期、人口构成及组织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发现了最早的小口尖底瓶，将尖底瓶起源提前了近1000年。

另一个巨大惊喜，来自旧石器遗存的超乎预期。我们原本以为，旧石器遗存只是局部零星分布，文化内涵有限，可实际发掘彻底颠覆认知。最初确认的旧石器细石器工艺遗存，测年达到了距今2.6万年，远早于我们的估计。随之对旧石器第二层遗存的确认，找到了距今1.4万年至2.2万年遗存。第三层下部的小石片工艺，将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转变的关键环节呈现出来，测年超过了3万年。旧石器遗存厚度超过8米，年代跨度从距今3.6万年至1.4万年，连续堆积、层层叠压，完整保留了旧石器晚期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文化序列清晰完整，没有明显间断。

早期阶段，使用简单小石片石器技术；中期阶段，成熟掌握石核预制技术，能剥制出细长规整的细石叶，制作出刮削器、尖状器等精细工具；晚期阶段，工艺进一步变化，以楔形窄面小石核为代表，剥离细石叶更为窄短。

旧石器晚期早段典型遗物

旧石器晚期中段典型遗物

旧石器晚期晚段典型遗物

中期还发现了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全流程遗物，从毛坯、半成品到染色的成品，完整再现了2万多年前先民制作饰品的全过程。这些小巧精致的串珠，是审美意识、精神信仰的觉醒，可能是人群分别的标识，也可能是交换的物品或礼物，证明早在旧石器晚期，中原先民就已拥有精神文化追求，不再是简单为生存奔波的原始人群。火塘灰烬、石器加工废料、石磨盘，完整记录了先民数万年的技术演变、生活方式与环境适应。遗址地处平原岗地，实证3万年前人类已开始向平原地区开拓定居，适应近水环境、开发广谱资源。

紧接着，裴李岗文化遗存带来更大震撼。

西部墓葬区，我们新发现111座裴李岗墓葬，部分墓葬随葬品极其丰富。发现体量最大石磨盘，可谓磨盘之中的王者，初步估计加工制作时间至少需要数日。微痕及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该器物仅使用了很短时间，加工制作痕迹依然清晰可辨，加工如此体量的石器，必须远离遗址，去到至少十余公里之外的石料产地加工完成之后带回，却毫不痛惜将其作为随葬品葬于身侧，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念？对逝者的世界如何理解和重视？对重要资产的继承习惯是否尚未建立？部分墓葬或随葬较多陶壶、鼎、三足钵、石磨盘等，更是展现出内部已存在初步分化与分工。

西部墓葬区（局部）

在东部生活区，发现一座多室式建筑，周围遗存分布稀疏，室内发现多件陶塑，显示其功能较为特殊。其中部分人面陶塑刻划精细，尤其是人面獠牙形象，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空白，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人面獠牙形象之一，为探索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资料。

从绝望低谷到惊喜不断，这场“无心插柳”让我们彻底醒悟：裴李岗遗址表面的残破不堪，掩盖不了地下的灿烂辉煌；千年的扰动破坏，未曾中断史前文化的绵延传承。旧石器遗存厚重连续，裴李岗文化遗存屡获新突破，两大时代遗存上下叠压，共同揭示出一幅从采集狩猎到定居农业的历史画卷。

柳暗花明：墓葬与聚落大揭秘，还原八千年前中原文化图景

历经2018年至2025年连续8年发掘，4000余平方米探方精心清理，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制度、聚落结构、生业模式、精神文化终于柳暗花明，以完整、鲜活、立体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聚落布局的破解，勾勒出裴李岗村落的大致结构。首次厘清裴李岗文化遗存分布面积达6万平方米，这在刚进入稳定定居不久，尚较为依赖采集狩猎的新石器中期来说，无疑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

裴李岗阶段聚落结构

东部生活区，发现多组房址、灰坑及陶窑，构成基本生活单元，实证先民已实现长期稳定定居，扎根双洎河畔营建家园。食物获取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黍、粟、稻混作农业，食物来源广泛。遗址远离石料来源产地，又罕见对石器加工留下的石片，说明资源获取范围较大，应该尚有远离裴李岗的临时营地。

墓葬区此次发掘新清理墓葬180座，结合早年发掘遗存，遗址墓葬总数已近300座，南部、西部两大墓葬区，均采用竖穴土坑葬式，头南向，一般在头端随葬陶壶，表现出内部固定的葬式葬俗。核心墓葬区部分随葬品丰富，内部显示出分工与分化。墓区内部多成组错位打破或成排分布，显示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不同墓区或许代表了更高一级社会组织，显示出社会初步复杂化。

残留物分析证实，墓葬中头部随葬的陶壶，是酿酒器具——裴李岗人已掌握红曲霉发酵酿酒技术，以稻米为原料酿酒，并将酿酒习俗融入丧葬礼仪，揭示出稻作农业扩散的文化动因。以酒器随葬成为固定葬俗，对后世数千年丧葬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多学科研究同步推进，还原出裴李岗文化的繁荣全貌。农业方面，稻旱混作模式成熟，粟、黍、稻并行种植，农业生产稳定，为定居生活提供坚实保障；手工业方面，除制陶外，纺织技术已有发展，出土植物纤维与染色痕迹，掌握麻类纤维等的加工与染色工艺，服饰文化初具雏形；精神文化方面，精致人面陶塑、动物陶塑、玉管、绿松石珠相继出土，造型生动、工艺精湛，见证先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与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至此，裴李岗文化彻底摆脱模糊的文化符号形象，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有定居农耕、内部分工分化、葬俗基本统一、精神信仰显露端倪，为后续仰韶文化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起步阶段。

如今，2026年至2030年远期规划已全面启动，我们将继续深化发掘、系统研究，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万年文明走出探方、走向大众。这片黄土岗地，埋藏着中华文明的远古根脉，见证着华夏先民的奋斗历程。裴李岗的故事，远未结束；文明的曙光，正照亮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辉煌征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