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每天偷走一根油条，老板假装不知，27年后老板泪目了！

那条巷子在城南，叫柳叶巷。

巷口长着一棵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能把整条巷口都罩在阴凉里。树下摆着一个炸油条的摊子，摊主姓刘，四邻八舍都叫他刘油条，至于本名叫什么，反倒没人记得了。刘油条的摊子简陋得不像话——一张矮脚木桌，两口黑铁锅，一个和面的粗陶盆，桌角拿砖头垫着，因为地面不平，不垫的话油锅会往一边歪。每天凌晨三点半，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还没灭，刘油条就准时出摊了。他系着那条洗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围裙，把前一晚发好的面团从盆里捞出来，在撒满干面粉的案板上揉、摔、叠、拍，揉透了再擀成巴掌宽的面片，拿刀咔咔咔切成指头粗的条。两条叠在一起，筷子在中间压一道印，往滚油里一丢，滋啦一声，白生生的面坯在油浪里翻几个身，眨眼就变成了金灿灿、蓬松松的油条，夹出来的时候还滴着亮晶晶的油。

老刘炸了大半辈子油条，练就了一手绝活。他炸出来的油条，外皮酥脆得指甲一碰就掉渣，里面的面瓤又软又韧，嚼起来带着一股淡淡的碱香，就算放凉了也不会发硬。整条柳叶巷的居民都是闻着他的油条香起床的，他的摊子前面从早到晚都排着队，有人端着搪瓷盆来买，有人拿着旧报纸来包，还有人就站在摊边趁热吃，烫得直哈气也不肯放。

1985年的冬天，一个瘦巴巴的男孩开始在刘油条的摊子前出现。

那孩子大概七八岁的光景，个头比同龄人矮了大半个脑袋，穿着一件不知道是哪个大人淘汰下来的蓝色棉袄，袖子长出一大截，被他挽了又挽，在手腕上堆成两个鼓鼓囊囊的球。棉袄的肘部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像两朵开在冬天里的蒲公英。他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准时出现在巷口——那个时间刚好是柳叶巷小学开门前的二十分钟，也是刘油条摊子最忙的时候。

男孩从不排队，也不往摊前凑，他只是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假装在等同学。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油条摊的方向，盯着那些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金黄灿烂的油条，盯得眼珠子都快掉进油锅里了。他的眼神里有饥饿，有渴望，还有一丝和他这个年纪不相称的克制。他从不伸手，从不开口，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像一棵被种在槐树底下的小树苗，风一吹，棉袄的下摆就呼啦啦地飘。

刘油条当然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干了几十年早点生意的人，眼睛比锥子还尖，什么人买油条给现钱、什么人赊账、什么人天天来、什么人只路过，他心里有一本比账本还清楚的谱。老槐树底下那个蓝棉袄小男孩，他记在心里了。这孩子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准时出现，七点准时消失——那是柳叶巷小学的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刻。他不买油条，也不走，就那么眼巴巴地盯着油锅看，看一会儿就低下头，用袖子擦一下鼻子，再抬起头，继续看。

老刘心里酸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家里是什么情况，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个点，别的孩子都是手里攥着五毛一块的早餐钱，买一根油条、喝一碗豆浆，吃得肚子圆滚滚地去上学。这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背着一个瘪书包，肚子里装着昨天晚上的残羹剩饭，每天早上站在槐树底下闻着油条的香味，闻够了就去上学。

从那天起，刘油条每天收摊之前，都会“不小心”剩下一根油条。

说是剩，其实是他故意的。他在炸最后一锅的时候，会多揪一团面，擀成条，捏好，下锅，炸得比别的油条稍微久一点——因为男孩拿回去不一定马上吃，炸老一些放凉了也不会软塌塌的，口感依然脆。他把这根油条装在一个小纸袋里，放在摊子最右边那个竹篮里，竹篮上盖着一块白纱布。他放的位置很讲究，竹篮挂在矮脚桌的角上，从老槐树的方向看过来刚好是视线死角，但走过来伸手就能拿到。他放的时间也很讲究，每天六点五十分左右，摊子前面排队的人差不多散尽了，巷子里除了几个赶早班的大人没什么人，他就把那根油条放上去。

然后他转过身去收拾油锅，背对着摊子，把锅里的油倒进油桶里，用铁刮子刮锅底的油渣，刮得呲啦呲啦响，声音大得像放鞭炮。他一边刮锅一边扯着嗓子自言自语：“哎呀，今天又剩了一根，剩了可不行，油条过夜就不好吃了，谁爱拿谁拿去吧。”

他这句话说得很大声，像是在跟整条柳叶巷的人宣布，但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回头看。他就在那呲啦呲啦地刮锅、擦桌子、收拾面盆，把摊子上的瓶瓶罐罐挪来挪去，忙活好一阵子才转过身来。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竹篮里那根油条已经不见了。而老槐树底下那个蓝棉袄的男孩，正飞快地往巷子深处跑，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棉袄袖子鼓着风，像一只偷到了松果的小松鼠，撒开腿拼命往窝里跑。

刘油条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嘴角咧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擦他的油锅，嘴里哼起了他最喜欢的黄梅戏。第二天，照旧。第三天，照旧。第四个早晨、第五个早晨，竹篮里的那根油条都会准时消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油条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竹篮里偶尔会多出一点东西——有时候是一颗水果糖，那种用彩色塑料纸包着的硬糖，糖纸上印着一只小兔子。有时候是半截铅笔，削得整整齐齐，笔尖上还带着牙印，显然是男孩自己用过的。有时候是一片银杏叶，叶脉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字，笔画不太对，但能认出来，是“谢谢”。

老刘把那片银杏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夹进了记账本的塑料封皮里。那颗水果糖他没有吃，放进了围裙口袋里，一揣就揣了好几年，后来糖纸都磨花了，小兔子的图案模糊成一团彩色的影子，他还揣着。

柳叶巷的人渐渐也发现了这件事。有老街坊端着碗蹲在槐树下喝豆浆，看到男孩偷油条的全过程，等男孩跑远了，站起来冲刘油条喊：“老刘，你那油条被偷了，你咋不管管？”刘油条头也不抬：“什么偷？那是我剩的，谁爱吃谁拿去。”街坊又说：“你天天剩一根？你当我是傻子？”刘油条把抹布往桌上一甩，瞪着人家说：“我炸多了不行啊？我老眼昏花数不清面坯不行啊？你要管闲事，去居委会管，别耽误我收摊。”街坊被他怼得无话可说，端着碗走了，一边走一边嘟囔：“这老刘，脑子让油锅炸坏了。”

一转眼，春天来了，柳叶巷的老槐树抽了新芽，柳絮飘得满街都是。男孩还是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准时出现，还是穿着那件蓝色棉袄——棉袄已经洗过了，袖口磨得更破了，但干净了不少。他的气色也比冬天好了一些，脸上那层蜡黄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浅淡的血色。

有天早上，刘油条发现竹篮里的油条没有被拿走。那根金灿灿的油条安安静静地躺在纸袋里，从六点五十放到七点，从七点放到七点十分，一直放到刘油条收摊，男孩都没有出现。老刘把油条收起来，心里有点空落落的。第二天，男孩又没有来。第三天，还是没有。老刘站在槐树底下朝巷子深处望了很久，那条窄窄的巷子笔直地通向柳叶巷小学的红色砖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在晨光里闪着冷冷的光。他叹了一口气，把油条倒进油锅里回了一下，自己吃了。

他知道，那孩子大概是搬家了。这年头，租住在柳叶巷的外来户太多了，今天来明天走，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他心里有点怅然，但他活了六十多年，经历过的事太多了，知道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就是会在你的摊子前停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他只是有点遗憾——他连那个孩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男孩消失之后，竹篮里的“剩油条”就真的成了剩油条。刘油条没有再故意多炸一根，日子恢复了正常。柳叶巷的居民照样每天早上排着队买他的油条，照样蹲在槐树下喝豆浆聊闲天，照样喊他刘油条。一切都没有变，只有老刘自己知道，围裙口袋里那颗水果糖还在，记账本里那片银杏叶还在，而那个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准时出现在老槐树下的瘦小身影，不会再出现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春去秋来，柳叶巷的梧桐叶落了又长，老槐树开了又谢。刘油条的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背也驼了下去，揉面的手开始抖了。但他还是每天凌晨三点半出摊，风雨无阻。有人说他该享福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月月往家寄钱，他何必起早贪黑炸油条。老刘说闲不住。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万一那孩子哪天回来了呢？回来要是吃不上这一口油条，该多失望啊。

二十七年，弹指一挥间。

2012年秋天，柳叶巷已经被列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巷子两边的老房子拆了大半，青砖碎瓦堆在路边，推土机的履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老槐树还在，但树冠被施工队削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歪歪斜斜地撑着，像一个被剃了阴阳头的老人。刘油条的摊子也还在，他今年九十多岁了，腰已经驼成了虾米，手指关节粗大变形的样子像是在面团里埋了几十年，但他还是每天凌晨三点半出摊。有人劝他别干了，他说不干就真的老了。

这天早上，巷口停了长长一溜黑色轿车，车门一开，下来一群穿西装的人，簇拥着一个中年男人往柳叶巷方向走来。那男人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量不算高，但很挺拔，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料子一看就是好东西，皮鞋擦得锃亮。他的鬓边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眼角也有细纹，但整个人精气神很足。他在柳叶巷口站了很久，目光从老槐树扫到那棵还剩半个树冠的梧桐，从那些被拆掉的老房子废墟扫到巷子深处那面还残存着柳叶巷小学红色砖墙的断壁，最后停在了巷口那个油条摊子上。他看着那个佝偻着腰在油锅前忙碌的白发老人，眼眶红了。

旁边的人想跟上，他摆了摆手，示意所有人原地等着。然后他一个人朝油条摊子走过去，走到摊子前面，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刘油条正在往油锅里丢面坯，滋啦一声，油烟腾起来，他眯着眼睛用长筷子翻着锅里的油条，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要几根？”

“一根。”

刘油条夹出一根刚炸好的油条，拿纸袋包了，习惯性地往摊子最右边那个位置一放。然后他转过身去继续炸下一锅，背对着摊子，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刚出锅的，趁热吃！”

身后没有动静。老刘又喊了一遍：“趁热吃啊，凉了就不脆了！”还是没动静。他有些不耐烦地转过身来，准备催这个磨磨蹭蹭的顾客赶紧付钱。但当他转过身的时候，他愣住了。

那个穿羊绒大衣的中年男人没有去拿竹篮里的油条。他站在摊子前面，站得笔直，然后缓缓弯下腰，对着刘油条深深地鞠了一躬。起身，再鞠躬。再起身，再鞠躬。三鞠躬。一躬到底，每一次弯腰都超过九十度，额头几乎要碰到膝盖。他鞠躬的时间很慢、很重，像是在完成一个积压了二十七年的仪式，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周围的人都看傻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大老板模样的中年人，跑到一条快被拆光的老巷子里，给一个炸油条的老头鞠躬？这是什么剧情？

刘油条也愣住了，手里的长筷子悬在半空中，油顺着筷子尖滴在锅里，滋啦滋啦地响。他眯着眼睛，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的脸。这张脸很陌生，西装很陌生，羊绒大衣很陌生，那双锃亮的皮鞋更陌生。但那双眼睛——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面藏着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

那个中年男人抬起头，看着刘油条，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有点抖，带着一种只有在最亲近的长辈面前才会流露的脆弱：“刘叔，是我。我就是二十七年前，每天早上偷您一根油条的那个小孩。”

刘油条的手猛地一抖，长筷子从手指间滑落，啪嗒一声掉进了油锅里。油花溅起来，烫到了他的手背，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是你？”

中年男人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眼角往下淌，淌到下颌，滴在羊绒大衣上。他哽咽着说：“刘叔，我找了您整整三年。柳叶巷拆了，我去了居委会查，没查到您的档案。我找了派出所，找了老邻居，一个挨一个地打听，有人说您搬走了，有人说您不在了。我不信，我每个星期都开车来这边转一圈，就想看看您还在不在。”

刘油条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水光在闪。他伸出手，那只被油烫过不知道多少次、关节粗大变形的老手，颤抖着拍了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拍了又拍，拍了又拍，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你小子，现在出息了？”

中年男人使劲点头，哭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告诉刘油条，他叫陈小树，老家在安徽农村，当年他爸在柳叶巷旁边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他妈在服装厂踩缝纫机。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来，没人给他做早饭，也没人给他早餐钱。他每天早上空着肚子去上学，饿得前胸贴后背，闻到巷口飘来的油条香味就走不动路，但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刘叔，您知道我为什么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到，七点就走吗？因为我想吃，但我没钱。我不敢伸手要，也不敢跟您开口，只能站在槐树底下闻闻味儿。您放竹篮里那根油条，我知道您是故意留给我的。我第一次拿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我怕您忽然转身把我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我跑过那条巷子的时候心跳得咚咚响，我以为我跑了就没事了，但我跑回家以后，咬了一口油条，我就哭了。”

他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住呼吸，又说：“那根油条，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我一边哭一边吃，我对自己说，陈小树，你记住今天，以后你要是混出个人样来，你一定要回来报答这个炸油条的爷爷。”

刘油条听到这里，老泪纵横，泪水顺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淌。他这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没有儿女，炸了一辈子油条，从来没想过要图谁的报答。他只是觉得那天早上站在槐树下的小男孩太瘦了，棉袄太破了，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他这个见惯了世态炎凉的老头心里发酸。

“你当年，怎么忽然不来了？”刘油条问。

“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我们全家在城里活不下去，就回老家了。走得很急，那天晚上收拾东西，第二天一早就坐长途车走了。我连跟您说一声再见都来不及。”他擦了擦眼泪，挤出一个笑容，“这二十七年，我白手起家，从开小卖部做起，后来做建材生意，再后来搞房地产，天南地北到处跑。到哪儿我都先去找当地的油条吃，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也吃，街边小摊也吃，但我吃过这么多油条，没有一根比得上您炸的那根。”

刘油条抹了一把脸，眼泪混着手指上的油，在脸上糊了一片。他转过身去，拿起面盆里的面团，使劲揉了几下，然后用那把跟了他大半辈子的菜刀，咔咔咔切出一排面坯。他切得比平时更慢，因为他的手在抖，但每一刀都切得整整齐齐，每一根面坯都擀得匀匀称称。他把面坯叠好，筷子压印，下锅，油炸。这一次他炸得格外用心，火候控制到秒，翻身翻到油条每一面都炸成完美的金黄色。夹出来的时候油条还在滋滋地响，他拿纸袋包好，转身递到陈小树面前。

“尝尝，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陈小树接过油条，吹了两口气，咬了一大口。酥脆的外皮在他齿间碎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里面的面瓤又软又韧，碱香在舌尖化开。他嚼着嚼着，眼泪又下来了。他用羊绒大衣的袖子胡乱擦了擦眼睛，仰着头往嘴里塞油条，烫得直哈气，但就是不肯停。他把整根油条吃完，连掉在衣服上的碎渣都捡起来放进嘴里，咽下去，然后对刘油条说了一句话。

“刘叔，还是那个味道。一点都没变。”

那天中午，陈小树没有走。他让手下的人把车都开走了，自己一个人坐在老槐树底下，跟刘油条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聊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知道傍晚的时候陈小树走的时候，眼圈还是红的，但他走路的步伐比来的时候轻松了很多，像是卸下了背上扛了二十七年的一个包袱。

故事到这里，按理说就该结束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一根故意“剩下”的油条，一个知恩图报的男孩，一段跨越了二十七年的人间温情。足够感人了，足够让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抹一把眼泪，然后继续刷下一条短视频。

但这不是结局。

陈小树从柳叶巷离开之后，事情开始往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助理去柳叶巷街道办事处，调取了刘油条的全部档案。档案很薄，比一个普通人的档案还要薄得多。刘油条，本名刘德厚，1932年生，祖籍山东德州，少年时随父母逃荒至本省，父母双亡后独自谋生，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档案里没有他的学历记录，没有工作单位记录，没有社保缴纳记录。他唯一的“职业”，就是在柳叶巷口炸油条，从1958年开始，到2012年，整整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凌晨三点半起床，和面，揉面，擀面，切条，下锅，夹出来。五十四年。

陈小树拿着那份薄薄的档案，坐在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给了他在房地产圈里认识的几个朋友，这些人在本省地产界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平时为了一块地皮能争得头破血流，但接到陈小树的电话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你要多少，我出多少。”

一周之后，一个名为“刘德厚公益基金”的慈善项目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成立。基金的原始资金是陈小树个人捐赠的两千万元，加上他圈内朋友跟投的数额，总额接近六千万。基金只有一个用途——专门资助那些无儿无女、没有社保、没有退休金的孤寡老人，尤其是那些像刘油条一样，在街边摆了一辈子摊、修了一辈子鞋、蹬了一辈子三轮车的老手艺人。基金的名字就叫“一根油条”。

消息传出去之后，媒体蜂拥而至，记者们扛着摄像机在柳叶巷口蹲了整整三天，把刘油条的摊子里里外外拍了个遍。刘油条被这阵仗吓坏了，躲在槐树后面不肯出来，嘴里直念叨：“我一个炸油条的，上什么电视，丢人。”陈小树亲自去请他，说刘叔，您不是丢人，您是给所有人长脸。好说歹说才把老刘从槐树后面请出来。

记者问他：“刘大爷，您当年为什么每天故意剩一根油条给那个小男孩？”

刘油条挠了挠头，一脸的不好意思。他张了半天嘴，最后憋出了一句在柳叶巷流传了二十七年、同样没说出口的话：“他站那儿的样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说完他摆摆手，说不行了不行了，再说下去丢人了，然后拎着长筷子回去炸油条了。

他说的是实话。老刘这辈子有个秘密，从来没跟人提过——他九岁那年冬天，跟着逃荒的父母路过德州城外的一个集市。集市口有个炸油条的摊子，摊主是个胖乎乎的老太太。他站在摊子前面，肚子里三天没进过一粒米，饿得眼冒金星，但他不敢伸手，不敢开口，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油锅里翻滚的油条。那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转身拿了一根油条，塞进他手里，说了一句：“小崽子，拿着吃，别让旁人看见。”那根油条他只吃了半根，剩下半根掰给了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母亲。母亲吃完之后抱着他哭，说咱们欠人家一个人情，将来你要是活出个人样来，一定要记得还。

后来母亲没能熬过那个冬天。那个老太太的油条摊子，他再也没有找到过。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等到还那个人情的机会，但他用五十四年的时间，把那根油条的温度，一根一根地传给了柳叶巷的孩子们。他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个故事，连陈小树也不知道。他只是每天早上多揪一团面，多炸一根油条，多往竹篮里放一次。

采访播出之后，省电视台把这段节目做成了一个专题片，片名就叫《一根油条》。短短一周内，视频点击量数亿，评论区内无数网友讲述自己和那些默默无闻的街头老手艺人的故事。有人说小时候学校门口的卖糖葫芦大爷总是多给他一颗山楂，有人说起早贪黑在学校门口卖烤红薯的婆婆会偷偷把最大的红薯埋在炉灰里留给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陈小树在手机上一条一条地翻着这些评论，翻到凌晨三点，翻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他坐在黑暗里，窗外城市的灯光明明灭灭，他忽然又想起了二十七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他第一次从竹篮里偷走那根油条的时候，手指触到那个尚有余温的牛皮纸袋时浑身颤抖的感觉。那不仅是一根油条的温度，那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一盏灯——当它在你最寒冷、最饥饿、最无助的时候被递到你面前，你接过来，你以为你接住的只是一根油条。直到很多年以后你才会发现，那不是一根油条，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条件的善意，是把你从绝境中打捞出来的一双手。

而他如今要做的，就是把这盏灯传递下去。

2013年春天，柳叶巷被正式拆除。老槐树没有被砍，被园林部门移栽到了市中心的市民广场，树干上挂了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柳叶巷古槐，树龄约一百二十年”，旁边还有一块小牌，上面刻着一行小字——“此处曾有一油条摊，摊主刘德厚，在此炸油条五十四年”。推土机推倒最后一面墙的第二天，老刘正式封锅。他把那两口跟了他大半辈子的黑铁锅捐给了市民俗博物馆，把矮脚木桌和长筷子留给了陈小树。

有人问他，炸了一辈子油条，腻不腻？他说不腻。又问，想不想再炸？他摇摇头，说不炸了。然后他笑了笑，露出仅剩的三颗牙，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的话——“我炸了五十四年油条，就等到了一个小崽子回来。值了。”

2020年，刘德厚在养老院安详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消息传到陈小树那里时，他正在外地出差。他推掉了当天所有的会议，连夜开车赶回。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车窗摇下来，让夜风灌进车里，吹得他鬓边的白发一根一根地竖起来。

养老院的护士交给他一个布包，说刘大爷走之前交代了，这个包一定要交到陈小树手里。陈小树打开布包，里面装着一根炸过的老油条——放了不知多久，已经干成了化石，硬得像石头。一张已经字迹模糊的记账单，上面的铅笔字依稀能认出“剩一根，竹篮”几个字。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旧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登着他和陈小树在油条摊前的合影——那是2012年省电视台来采访时拍的，刘油条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围裙，陈小树搂着他的肩膀，两人都在笑。还有一封信，不是老刘写的，是陈小树自己写的。那是二十七年前，他还在柳叶巷小学上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语文课上写的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愿望》。

老师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优”字，旁边还加了一句评语——“有真情实感，望你梦想成真。”全文只有短短几行字，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

“我的愿望是，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找到那个每天早上给我油条吃的爷爷。我要给爷爷买一件新的棉袄，请爷爷吃一顿饭，对他说一声谢谢。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