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4年,扬州城的一场叛乱被摁了下去,但真正让整个大唐帝国感到骨头发冷的是随之而来的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来自当时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女皇武则天。
命令的目标,不是活人,而是一个已经躺在坟墓里十五年的死人:开国元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英国公李勣。
命令的内容很简单,也很残忍:把他从坟里挖出来,劈开棺材,把他被皇帝赐予的“李”姓收回,让他变回原来的“徐”家人。
于是,这位生前风光无限,死后有资格陪葬在太宗皇帝昭陵旁边的一代名将,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毁了坟、劈了棺。
他那曾经战功赫赫的骸骨,被扔在了荒郊野外。
紧接着,他的子孙后代,凡是能抓到的,一律人头落地。
侥幸活下来的,也只能一辈子东躲西藏,改名换姓。
李勣这一辈子,最出名的就是他的“精明”和“会算计”,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里,他都站对了队,活成了人人羡慕的官场不倒翁。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落得个死后被刨坟、家族被灭门的下场?
他那些看似完美无缺的人生选择,到底是铺就荣耀的台阶,还是早就给自己的家族挖好了一个巨大的坑?
要搞明白这事,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隋朝末年,看看那个时候还叫徐世勣的年轻人,是怎么一步步走上他那条长达五十多年,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的政治道路的。
隋朝末年,天下乱成了一锅粥。
在山东,一个叫徐世勣的十七岁小伙子,家里有钱有地,本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
可他没有,他带着家产和朋友,加入了家门口的一支起义军——瓦岗军。
这支队伍的老大叫翟让,是个草莽英雄。
徐世勣脑子活,仗打得漂亮,很快就成了瓦岗军里说了算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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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徐世勣的眼光,比他老大翟让要远得多。
没过多久,一个叫李密的亡命徒也来投奔瓦岗军。
李密是前朝的贵族,见过大世面,有名气,也有政治头脑。
徐世勣立马就看出来了,翟让顶多算个山大王,而李密才有可能带着大家干成一番大事业。
于是,他开始张罗着劝翟让把老大的位置让给李密。
这在当时,是一次风险极高的政治投资。
他把宝押在了李密的身上,赌的是瓦岗军的明天。
事情一开始很顺利,翟让让位,李密当上了老大。
可是,权力的交接哪有那么简单,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猜忌,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很快,李密摆了一场“鸿门宴”,当场就把翟让给杀了。
在那场血腥的清洗中,徐世勣作为当初劝翟让让位的“功臣”,也没能躲过去。
他被乱兵砍中,脖子上拉开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倒在地上。
要不是王伯当在旁边拼死护着,加上李密看他还有用,及时喊了一声“住手”,这位未来的大唐名将,可能当场就没命了。
从血泊里爬起来的徐世勣,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权力这东西有多么冷酷。
你费尽心思扶上台的人,他的刀子随时也可能砍向你。
他没有想着为旧主翟让报仇,而是擦干了血,继续跟着李密干。
这不是他不讲义气,而是在那个乱世里,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
忠诚这东西,得看跟着谁,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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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瓦岗军被另一路人马王世充打垮了,老大李密实在没地方去,只好投降了刚刚建立的唐朝。
这个时候,徐世勣手里还握着一大片地盘和重兵,驻守在黎阳。
他的人生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他完全可以自己拉杆子当老大,也可以去投靠别的势力,比如河北的窦建德。
可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自己管辖的地盘、人口、粮草,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然后派人送去长安,上报给唐高祖李渊。
他在信里说:“这些地盘和人马,都是魏公李密打下来的。
现在他投降了大唐,这些东西自然也都是大唐的。
我只是个代为看管的,现在原物奉还。”
李渊收到这份报告,简直乐开了花。
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奖徐世勣:“懂得感恩,不贪功劳,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啊!”
立马下令,赐他姓李,让他改名叫李世勣,还给了他极高的官位和爵位。
他这一手玩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既给自己捞了个“忠义”的好名声,更重要的是,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新老板李渊:我这个人,懂规矩,不贪心,你用着放心。
这种姿态,比直接献上十万大军更能让一个刚刚当上皇帝的人安心。
可老天爷好像总喜欢考验他。
没过多久,李世勣在跟窦建德的战斗中打了败仗,被俘虏了。
更要命的是,他爹李盖也一起成了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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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挺看重他,让他继续替自己守着黎阳。
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下子肯定得老老实实给窦建德卖命了。
但他又一次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他找准一个机会,设计除掉了窦建德派来监视他的人,毅然决然地逃回了唐朝。
他跑的时候,把他亲爹一个人留在了敌人的大营里。
这在那个把“孝”字看得比天还大的年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人骂他心太狠,连爹都不要,还能指望他忠于谁?
可从李世勣的角度看,这可能又是一次精准的计算。
他赌的是两件事:第一,窦建德这个人向来名声不错,不至于轻易杀一个没用的老头子来泄愤;第二,他自己活着跑回唐朝,对李渊的价值,远远超过他爹的性命。
这一次,他又赌赢了。
窦建德果然没有杀他爹。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他在乱世求生的小聪明,那么后来来自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次“死亡测试”,才是对他政治智慧的终极考验。
贞观晚年,李世民病得很重,他开始为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铺路。
他看着眼前这位战功赫赫、心思又深得像海一样的李世勣,总觉得不放心。
有一天,他把太子李治叫到跟前,对他说:“李世勣这个人,太有本事了,但你对他没什么恩情,我怕我死后,你驾驭不了他。
我现在要把他贬到外地去,如果他接到命令,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等我死了,你再把他叫回来当宰相。
如果他有一点点犹豫、观望的样子,你立刻派人去把他杀了!”
没过几天,一道贬他去做叠州都督的圣旨就送到了李世勣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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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任何一个正常人,从朝廷重臣突然被贬到那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心里都会有怨气,至少得回家跟老婆孩子交代一下,收拾收拾东西再走。
但李世勣没有。
史书上只用了七个字来形容他的反应:“受诏,不至家而去。”
他接到命令,连家门都没进,直接在朝堂上领了旨,调头就往几千里外的叠州赶。
他用这种近乎绝情的果断,完美地回答了李世民出的这道送命题。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在他接到圣旨的那一刻,皇宫内外,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有多少把刀在等着他犯错。
经历了这么多风浪,李世勣似乎已经成了官场上的一个神话。
然而,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赌博,也是最后的一场,却让他输掉了身后的一切。
唐高宗李治想废掉王皇后,改立自己喜欢的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
这件事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
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事情僵住了。
这时候,作为军方第一人、硕果仅存的开国元勋,李世勣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
在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上,大家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
李治把目光投向了李世勣,问他:“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他们死活不同意,这事你看怎么办?”
李世勣站出来,只说了一句话,但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整个大唐的走向。
他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话的意思是:这是您皇帝的家务事,跟我们这些外人商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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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听起来,他好像是两不相帮,置身事外。
但实际上,这是对皇帝最强有力的支持。
他一句话,就把“国事”变成了“家事”,让长孙无忌他们所有的反对理由,都变得站不住脚了。
这毫无疑问是李世勣一生中说过的最“聪明”的一句话。
他看透了李治的决心,也预见到了武则天未来的能量。
他再一次,稳稳地站到了胜利者的一边。
他用这句话,换来了自己在武则天时代的荣华富贵和安然善终。
可是,他算到了一切,却没算到这件事的“后坐力”。
他亲手扶上位的这个女人,她的政治手腕和权力欲望,远远超出了他一辈子见过的任何一个皇帝。
他更没有算到,他那个自己都曾经评价为“这孙子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将来要毁了我全家”的孙子徐敬业,会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武则天统治的人。
当徐敬业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号在扬州起兵造反的时候,李勣生前所有的“政治正确”一下子都变成了笑话。
他支持武则天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亲孙子却要推翻武则天的统治。
在女皇看来,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讽刺和背叛。
李勣一生都活在精准的计算里,每一次换老板,每一次政治站队,他都像个最优秀的棋手,落子无悔,步步为营。
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赢得了生前的所有荣耀。
但他的孙子徐敬业,却在他死后,用一场注定失败的造反,把他所有的算计成果,连本带利地输了个精光。
于是,在他死后十五年,那口原本应该在皇陵边上享受万世安宁的棺木被砸开。
曾经的“李”姓被剥夺,那个叫“徐世勣”的年轻人,以一种最不堪的方式,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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