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律师口述：我帮原配打官司，最怕小三在法庭上说这句话｜离婚律师甄会唠03

大家好，我是陈拙。

谁能请我喝杯奶茶？

最近听说有人靠让别人请喝奶茶致富了的。

我研究了一下，花钱的人买的不是那杯奶茶，是一种“被人惦记”的感觉。

十几块钱买一次被需要，不贵。

但同样的需求，有人两年花了近五百万。

我们的作者甄会唠是婚姻家事律师，干这行十年，代理原配追回财产的案子没少接。

她说这次碰上的，是从业以来最厉害的第三者——不是最能哭的，不是最能装的，是那种敢坐在被告席上，还能比你沉得住气的。

甄会唠说，开庭那天她就知道，这场官司不好打。

马小兰独自坐在被告席上，穿着深色的宽松衣服，头发松散束在脑后，素颜，有点憔悴。

她身边没有律师，桌上一个皱巴巴的单肩布包，没有证据、答辩状，任何打印出来的纸质材料，只是轻飘飘地坐在那里，好像压根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坐在原告代理人位置上，抬眼看她，她回视，目光没有一丝闪躲。

如果不是了解过她，很难想象这个灰头土脸的女人，是林秋萍婚姻的第三者，短短两年，从林秋萍的丈夫手里撬走近五百万。

庭审中，她面朝着法官，怯生生地说：

“我不是他的情人，我是有偿陪侍。”

这句话声音不大，没有情绪起伏，像是在陈述天气，却让我、林秋萍和法庭上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连法官也愣了数秒，不知道下句该说什么。

她不是普通的第三者，而是一个职业化、懂法、懂得拿捏人心的可怕对手。

我做婚姻家事业务已经十年了。

像这样原配起诉第三者，要求归还婚内财产的案件，我们业内俗称“打小三”，是婚家律师最常见的业务，我代理过很多。

法庭上，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第三者，有的辩称是朋友、生意伙伴，有的装死不认账，有的说是真爱没拿过钱，无论哪一种，她们从不亲自出庭。

可是马小兰不单亲自出庭，而且一张嘴就是王炸。

原配林秋萍那时就坐在我身边。她穿着一身职业装，一袭短发，看上去精明干练。听到马小兰那句话，她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快速说了句：“真能装。”

最早见我以前，林秋萍已经在微信上咨询过很多回。

电话里，她说：“甄律师，我想咨询一下，老公给第三者花了钱，能不能追回来？不怕您笑话，我也是学法的，这些年在家带孩子，遇到事还是搞不定。”

我约林秋萍见面，她比约定时间迟到一个小时，我什么也没说，理解。很多遭遇背叛的原配都没有做好面对痛苦的准备，潜意识一直在给自己踩刹车，越需要律师帮助的，往往越难真正走进律所。

她的穿着和后来在法庭上一样，短发，职业装，像是谈业务的企业法总。刚一落座就说出自身经历，速度很快，像是呕吐般想把这段不堪讲出，说着说着，跑了题。

林秋萍毕业后做过法律工作，最近几年一直老家陪孩子读书。丈夫周建明和她青梅竹马，在另一座城市创业，主要承接政府项目，做软硬件系统。

奋斗多年，两人在老家和北京都买了房，日子本该越来越好，可是近两年公司债务不断，连家里都负债累累。

林秋萍察觉到不对劲，杀到周建明所在的城市，发现他在举债养小三，也就是马小兰，现在逼老周和她一同起诉。

“甄律师，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他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啊！”

林秋萍故意省去她揭露真相的过程，反复讲述以往的经历。

我打断她，将她拉回案子上，“他一共赠与对方多少财产？”

“总计500多万吧。我让老周整理了材料，证据都很清楚。”

两年，五百万。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数额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些讲感情的第三者，对方就是搞钱的，林秋萍的老公被盯上了。我试探性地问：

“现阶段，周总愿意配合咱们的诉讼吗？”

“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林秋萍随即道出她家的境况。现在他们有几百万的债务，房子都用来抵押贷款，即使卖掉也还不完债务，而且利滚利，连利息都快还不上了。

“周总举债赠与第三者，这属于他个人的债务。”我说。

“我签字的债务也是他个人债务吗？”林秋萍的回复让我心头一紧。

“他借款您为什么要签字呢？”

“他跟我说是公司经营需要，我不同意，他就回来跟我闹。”林秋萍无奈地说。

两年来，老周都是以公司经营周转需要为借口，向银行贷款，每次都把林秋萍一同带到银行签字。

后面越贷越多，林秋萍渐渐觉得不对劲，不同意签字，他就在家里闹，说如果不继续贷，公司无法运行，前面要回款的项目也会出问题，到时候损失更大。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基本上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老周的公私账目混同，说不定涉及到税务问题，但那不是我目前需要关心的；

第二，搞定马小兰以前，林秋萍没有空闲琢磨离婚的事，现在就算离婚，也只能分到一屁股的债。

林秋萍想要尽最快的速度立案，我便选择了老周和马小兰的部分转账作为材料，递交了立案申请。转账的备注有很多亲昵的附言，比如大量备注“给老婆花”等。但是法官打电话，觉得这些不够，还需要提供一些照片之类的证据。

我只能继续催林秋萍。很久以后，她给我发来一堆信件和照片、一厚摞马小兰妇科检查的医疗单据，还有一本婚纱照相册。

我不怪她迟迟不发证据。婚家案件里这样的当事人很常见，有的看到证据会生理性呕吐，有的出现选择性失忆，毕竟那是她们血淋淋的伤口。

和往常影视剧里不同的是，民事诉讼其实在开庭前，双方就要互换证据，大家从一开始就清楚对方要在法庭上演什么。

马小兰的证据有四大摞，上百页，还有一份洋洋洒洒十多页的答辩状，那是她的“剧本”。

读完这些，我马上给林秋萍打电话，让她把周建明叫过来。

周建明不愿意配合。见面那天，他走进办公室，浓烈的烟酒味扑鼻而来。随后我问一句他回答一句，答完看表，随时准备走人，我只能让他把事情的经过写成材料。

没想到，一个要把他活活嚼碎的骗局，在他笔下成了一部悲剧爱情小说。

故事发生在2022年初，周建明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周总您好，我是马小兰，您知道我姐姐在哪吗？”

马小兰的姐姐是周建明在商务KTV里认识的。那两年受疫情影响，周建明的生意很糟，他将精力放在应酬上，有一阵每天泡在商务KTV里接待不同领导。

电话里，马小兰说找不到姐姐，请周建明帮帮忙。给姐姐打过去，姐姐却请周建明劝马小兰回老家。

几个月后，周建明在商务KTV里见到马小兰。

她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城市里，和姐姐同样在商务KTV工作。见到周建明，她像是见到老熟人。周建明也觉得他俩挺有缘分，于是问起马小兰的过往。

据马小兰说，她生父曾因命案进过监狱，妈妈不止一任丈夫。她有很多兄弟姐妹，哥哥患精神疾病，自幼她便要照顾家人，帮助妈妈带孩子。

辍学以后，马小兰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的建筑工地工作，睡工地的自建房，热得睡不着。她从没有吃过麦当劳和肯德基，猜想汉堡一定很好吃，但是舍不得花钱。为找姐姐，她独自流浪过很多地方，因为没有钱住宾馆，还曾在马路边的椅子上冻了一夜。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周建明在材料里说。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女人会把他嚼得骨头渣都不剩。

两人见面的次数渐渐增多。起初周建明只是心情好了，给马小兰发红包，后来有一回马小兰向他求助，说信用卡里两万块还不上，希望周建明能帮帮忙。周建明去见她，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困难，却看见流着泪的马小兰，楚楚可怜地走向他。

周建明说：“自那以后，她嘴巴越来越甜，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生理期，提起自己的胸，我觉得这都是对我的暗示。”

后来周建明和她去连锁快餐店，“她吃着吃着哭了，说她这辈子第一次吃牛排。”

那明明只是碗预制的中餐牛肉饭，哪里是什么牛排。周建明不清楚，这其实是情感操控里的话术，俗称“第一次体验”，将两人做的事夸张成人生第一次，能让对方印象深刻。

熟络以后，周建明劝马小兰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马小兰却说自己没有学历，什么也做不了，“要是我真想帮她，不如给她开个店，做食品不需要什么文化。”

应该就是那天，马小兰把周建明带回自己的出租屋，说做饭给他吃。两人喝了酒，马小兰突然一丝不挂地出现在周建明面前。

自那以后，周建明不断地给她钱，陪她逛商场买黄金首饰。根据消费记录，两人的足迹遍布十几家不同的金店，几乎每日都要消费，仅是黄金首饰这一项，就足足有四十万，更别提周建明还给她买了房子和车。

以上这些内容，全部源于周建明的手写材料，他特意嘱咐我，别让林秋萍看到。

材料里，周建明特意讲述一件事。

马小兰担心黄金首饰被要回去，让周建明签署一份无偿赠与协议。当时两人在外面吃饭，周建明不同意签，怕对自己有不良影响，马小兰开始哭闹，周围渐渐有人围观，周建明担心影响不好，答应回去以后一定签。

马小兰立刻从包里掏出纸和笔。最后不光签字，还在马小兰的要求下按了红手印。周建明在材料里写道：“签完协议后，小兰破涕为笑，从没见她笑得那么灿烂过。”

很难说，看完这份材料我是什么心情。

写得像小说，但是真正需要的细节有很多缺失，读起来像做完形填空。例如她是靠怎样的说辞，和周建明第一次见面就抓住他的心，让他觉得两人有缘分？再比如马小兰怎样说，让周建明签署无偿赠与协议，还按下红手印？

这些细节不一定能用作证据，但是能让我在法庭交锋中更了解对手。

但也就是这部“爱情小说“让我明白，周建明根本不了解马小兰。在他眼里，马小兰只是个出身悲惨，爱钱的女孩而已，甚至现在他都称呼对方“小兰”，可能是觉得人家对他有真感情吧。

他到现在都看不清骗局的真相。

其实读完马小兰的答辩状，我就意识到，自己碰上一个从没见过的对手。

马小兰绝不仅仅是懂得撒娇，会说话，能提供情绪价值。她真正可怕的地方，都藏给法院的证据里。那些证据严丝合缝，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那个故事里，马小兰和周建明最初的关系是有偿陪侍，随后是稳定的劳务关系。

马小兰收费陪他以及他的客户应酬，商定的劳务报酬是每月3万元，怕自己乱花钱，都在周建明手里保管，需要用钱的时候再支取这部分报酬。

周建明给她买车、买房的钱，都是她支取的劳务费。

单单这一步，我就断定马小兰不是一般的第三者。

通常的小三，虽然享受着冤大头给予的丰厚物质，但是依然有自己的日常社交，倘若奸情曝光，被原配闹到单位、街区很不好受，更别提说自己是有偿陪侍，

马小兰完全不在乎这些名声，她之所以说是有偿陪侍，因为这事虽然违法，但是脱离了赠与范畴，不能按照赠与返还。

我们打的是民事官司，法官不会特意处理这个，只能通过报警，没收她的违法所得。可是这类行政违法行为追诉时效只有六个月，最早的转账已过追诉期，报警也很难追缴。

马小兰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所以才说“只有最早期”是有偿陪侍。

后来，两人变成生意合伙伙伴，不但签订合伙协议，还共同注册两家公司。她和周建明都是股东，周建明大量通过银行、微信直接转账给她的款项，都是投资款。

在马小兰的证据清单里，有洗车房、小吃店两桩生意的合伙协议。上面写明，周建明全部出资，赚到钱两人分，赔了，损失由周建明独自承担。

不止那份签字协议，工商注册等企业信息一应俱全。看起来，就是合法生意。

马小兰还提供了大量的旅游等消费记录凭证，说这些都是陪周建明去调研项目时支出，周建明转给她的部分款项是报销款。

更绝的是，马小兰手里还有一张欠条，写着周建明因为资金周转，向她借了40万现金。另外是一张结清证明，说马小兰曾帮周建明取过现金，周建明转了20 万到马小兰账户，这笔钱已经两清。

现金是没有办法追溯的，从银行取出来，到底放在谁手里，只有他们两个清楚。根据马小兰提供的证据，周建明虽然在她身上花了500多万，现在还倒欠她的钱呢。

“把赠与财产洗白”，是近些年“打小三”这类案件我观察到的变化与趋势。以前，多数出轨方给第三者转钱，只是走个人账户转账，或者直接消费珠宝首饰鞋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以前就遇到过，一对男女来到律所，想让律师帮忙拟定劳务合同，一番询问后我了解，女方曾是男方同事，辞职后依旧帮他处理工作，签合同是为支付劳动报酬。

表面上看，一切都合乎情理。可当我问到劳务费金额，得知一年要支付三百万元，我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两人分明是想利用律师见证，把私下赠与财产的行为“合法化”。

倘若日后法院认定赠与无效，他们还会以此为由追究见证律师的责任，毕竟律师见证需要保证协议合法有效。

马小兰应该也是后来才清楚，即使有赠与协议，原配依旧有权起诉追回财产，因为这套签署自愿赠与协议的操作模式，仅适用于未婚男女的财物往来。一旦涉及已婚身份，即便签下白纸黑字的自愿赠与协议，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根据法律规定，婚内一方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而赠与他人财物，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赠与协议自始无效，第三者无法凭借此类文件保住非法所得。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小兰还要搞合作协议、欠条、结清证明，她就是要在法律层面，将赠与财产洗白为劳务报酬、经营款项、借款，将周建明给她的钱牢牢锁死。

但这恐怕还不是她的全部手段。

所以我那时才急着见到周建明，只有当事人有能力找到这些“假故事”的破绽，再为律师提供更多的情报，没想到他连事情的详细经过都讲不清楚。

记得约周建见面的那天，原本我约了他们夫妻俩一起见面，因为案件的情况一起沟通效率最高，但那天我只见到了周建明一个人。林秋萍跟我说，她没法见周建明，见面就吵架，让我先见他。

周建明身高不到一米七，身形微微发福，头发有大半花白，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他精神亢奋，进来说：“秋萍让我来找您，详细讲一下马小兰写的这些假话。”

我以为他会详细地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或者对马小兰提交的材料逐一向我进行说明。但他什么都没说，把问题抛给了我。

“甄律师，你有什么想问的，您问我吧。”

我只能从证据入手，拿出马小兰提供的那些合作协议、欠条和结清证明，指着落款处周建明的名字问：“周总，这些文件都是您本人签字的吗？”

周建明看着那些签字文件，若有所思，告诉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欠条是肯定没签的。我让他看看，那个字是不是他写的，他说，字像是我写的。

周建明说：“那时候我和小兰在一起，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应酬喝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没准儿让我签过一些东西，我都记不清楚了。”

这样的说辞说服不了我，也说服不了法官。

民事纠纷里，拒不认可本人签字文书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人推说毫无印象，有人辩称签字前压根没细读条款，还有周建明这类，拿酒后神志不清当作借口。

可现实里，不少人签下明显有损自身权益的材料，往往只是一时迁就、哄劝对方，纸面内容和真实情况也对不上。等到对簿公堂时，甩出一句含糊的“记不清” 搪塞。

“马小兰提供的这些证据，都是真的吗？”

“都是一派胡言，假的，都是假的。”周建明说。

我等着他澄清，既然是假的，真的什么样，总该说两句吧？结果他突然说：“是秋萍非让我来，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周建明坐在我对面，身体歪来歪去，像随时准备站起来走人。

眼见挖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让他走了。

比起其他出轨的当事人，周建明的表现让我想起那些陷入投资骗局的老年人，哪怕是警察站出来说上当受骗，他们也不能承认，因为一旦承认，整个人就会垮掉。

对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来说，承认自己被骗、被操控，比亏钱更难受，哼歌、看表这些表现，恐怕都是一种自我防御。

唯独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以及身上强烈的酒精味让我一眼看穿他。这个人眼下正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曾经的甜言蜜语，发酵成致命的毒药，浸透了他。

后来林秋萍告诉我，等待开庭的这段时期，周建明每天喝得烂醉，晚上不怎么睡觉，平时往来北京和工作的城市，经常打开自动驾驶，边开车边打起呼噜，感觉随时可能死掉。

我想知道马小兰手里还有什么牌。

可是周建明指望不上，我也不能直接质问马小兰，只能从类似的案件寻找规律。

我代理过一桩离婚案件，做男方律师。女方声称在婚姻中遭受严重心理创伤，长期接受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还拿出了总额约七万元的支付凭证。

我提出，这些凭证无法看出收款方是医院或是正规咨询机构，于是她补充了和相关机构沟通的微信聊天截图。

不了解心理咨询行业的律师，看到聊天记录和收款凭证，通常不会多加怀疑。但是我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想弄清她到底接受过哪些咨询与治疗，就找到这家机构的社交媒体。

结果发现，这家机构核心传授情感操控手段，教学员拿捏伴侣，借此实现精神控制。最终目的就是把对方的全部财产，不管婚前婚后，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女方缴费七万，属于超级大客户，或者说超级大韭菜。机构派出五名老师，建立客户群二十四小时监护，男方说的每一句话女方都转发进群，再由老师们出谋划策，给出回复。

比如女方会突然对男方百般殷勤，主动为他洗脚；可一旦男方出现一点差错，哪怕只是一句话说得不妥，她就会冷暴力，反复刁难对方。即便明知男方第二天还要上班，也会拉着对方争吵数个小时。

比如女方会故意对男方置之不理，男方再三搭话无果，便上前质问她为何装作没听见。她只辩称自己确实没听到，反问男方，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她听见了？男方气愤不已，直言难道还要特意录音才能让她承认吗，两人就此爆发争执。

整个过程里，她语气平缓、柔声细语，反观男方早已怒火中烧。她悄悄录下全程，转头就向亲友哭诉男方脾气暴躁，还将这段录音作为证据在离婚案件中提交到法院。

还有一次，她故技重施激怒男方。男方情绪失控，扔出手中物品，没有砸中，但是女方掩面躲进房间，锁门报警。事后宣扬遭遇家暴，同时微信诱导男方承认施暴行为。

可是警察来了以后，没有发现女方身上的任何伤痕，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家暴，最终法院也没有采纳这一点。

这些事情一部分源自男方的讲述，但更多的是女方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即使经过删减，整个群里的内容也始终围绕钱财，以及如何拿捏、制服对方展开。机构的老师每天都帮她分析男方的性格，一步步教她软硬兼施的应对办法。

离婚案过后没多久，这家机构被查税，多平台封禁。

虽然这桩案件和马小兰的手段有区别，但是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想要获得钱财，就必须拿捏对方，掌握对方的软肋。

我给周建明打电话，他含糊其辞，什么也说不出来。没办法，我只能转头去问林秋萍，让她去施压。结果林秋萍告诉我，其实找我以前，周建明就从朋友口中得知，马小兰回到老家以后，很快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让他情绪彻底失控，他给马小兰打电话，让她把收的钱都还回来，没想到反而遭到了马小兰的威胁，她特意强调两点：

第一，她有很多周建明陪各种领导喝酒的照片；第二，她有哥哥患精神疾病，常年服药。

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手里有你的把柄；我家里有精神病人，杀人不用偿命。

周建明没被吓唬住，倒是骂了她一顿，马小兰急了，直接在电话里说：“要钱没有，大不了牺牲一个哥哥，换你两个孩子的命。”

很难说这桩案件我有必胜的把握。对方从两年前就精心布局，所有证据一应俱全，而我的当事人，就连把整件事的经过复述一遍也做不到。

但我还是想在法庭上搏一搏。

我想尽可能地了解马小兰这样的职业骗子，了解什么样的男人会成为她们的猎物。

开庭前一晚，我带上做刑事律师的老公来到周建明所在的城市，想让周建明和他聊聊，这样能从刑事的角度看看有什么破解的方法。

但是周建明执意不见他。我们和他的房间就隔着一堵墙，他让我们有什么问题，直接发微信给他。说到底，还是不愿意面对。

我也是习惯了，从代理这起案件一直到开庭几个月，想从他嘴里撬出啥，比警察审犯人还难。

我只能把林秋萍再找来，从她嘴里问出更多信息。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周建明的童年，那就是自卑。他外貌矮且胖，在同学里不受欢迎，就连家里都不待见他。

周建明读书时是北京一所理工类大学的高材生，技术能力非常强。他创业的第一家公司直到现在都非常赚钱，但是将这家公司扶上正轨后，突然有一天，他将公司打包送给弟弟，从此以后跟家人再没有往来。

林秋萍问过他，现在家里揭不开锅，能否从弟弟那里借点钱，解燃眉之急？

“老周就给我回复了仨字，不可能。”

再往后的创业，周建明像是急于想证明什么一样，不再踏实下心，将重点放在业务和技术上面，而是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和领导吃饭，请客应酬上。

钱确实挣到了，但是签下的订单合同里满是漏洞，甚至有的连合同都没有。林秋萍跟他吵过很多回，她学过法律，知道这样做的风险。

可是周建明执意要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干，是你懂还是我懂？你说的那些法律风险，我不是没想到。可是不那么做，压根就没订单，没人跟你做生意。”

林秋萍说不过他，她劝过丈夫不要吊死在那一亩三分地，也许可以试试跨境贸易。但是周建明始终不肯，他已经习惯从酒桌上赚钱，未知的挑战对他来说意味着危险。

再劝，周建明就暴怒，说自己每天搞工作已经够累，还要应付她的盘问。

随着钱越赚越多，周建明一种潜意识里的需求好像被激活了。他需要别人崇拜，需要认可他的价值，童年他都在压抑这种需求，成年后在林秋萍那里也得不到，可是这种对认可与崇拜的渴望，往往最能吸引骗子。

马小兰就在这时，恰如其分地出现了。

我跟老公简单聊过这桩案子，他说：“老周太傻了，居然相信这种套路。”

但是我觉得，人性是禁不起考验的，说道理、讲马后炮谁都会，遇到这种被设计好，被围猎的情况，几乎不太可能幸免，想要杜绝，就只能远离环境。

况且周建明走南闯北那么多年，在酒桌上遇到过各种人，也不是纯粹的人傻钱多。作为旁观者，我猜他未必完全看不透这套话术，只是太渴望那种被崇拜的感觉，宁愿自欺欺人。

我没有证据证明马小兰也报过这类课程，但她的话术逻辑，和机构的拿捏手段如出一辙。

比如，周建明没钱挥霍以后，中断过对马小兰的供养，马小兰哭着说，这样自己只能继续回到商务KTV上班，周建明不愿意，只能负债养她，实在掏不起，就要面对马小兰的冷脸。

于是有一阵子，周建明每天去给马小兰下跪。

但是这招没用，马小兰根本不吃这套，直到他贷款恢复供养，疯狂消费黄金首饰，马小兰才喜笑颜开，像注射毒品一样，给他续上那份崇拜的眼神和甜言蜜语。

在材料里，周建明写过这样一句：“ 我就像被精神控制一样，一会清醒，一会迷糊，多少次想要断绝关系，却始终没法脱身，压力大承受不了，曾两次去寺庙祈福，寻求解脱。”

马小兰回到老家，开着周建明买的特斯拉，朋友圈里晒出新房装修的照片，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但是周建明一家的生活却陷入崩塌。

周建明每天醉醺醺的，公司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林秋萍忙里忙外，想要撑起一家，却得不到孩子们的理解。

他们有两个孩子，原本成绩都不错，但是在父母的争吵中，隐约得知爸爸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女儿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学习直线下滑；儿子处处和父母做对抗，周建明一跟他提学习的事，他就说：“你公司欠那么多钱，你解决了吗？你凭什么说我呀？”

整个家庭的未来都被榨干了。

聊到这里，房间里陷入沉默，林秋萍感慨道：

“他从来都没送过我什么像样的黄金首饰。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什么钱，一起去商场买三金，一看价格根本买不起，最后选了一条最细的金项链，花了一两千多块钱，也根本没钱再买金手镯和金戒指。

“当时金店的服务员对周建明说，你以后可要对你媳妇好一点。婚后两个人慢慢地有了一些财产，我也从没有想过添置一些首饰，总想着存下来，家里总有需要钱的地方。

“结果我不舍得花的钱，最后都花到了别的女人身上……”

我默默地倾听她的诉说，还想着怎么能宽慰她，结果林秋萍一下吸引我的注意：

“我单独见她的时候，她浑身上下戴满了首饰。”

“你单独见过她？”我惊讶地问。

迄今为止，我对马小兰的了解，都是从她自己的答辩状，或者周建明的“爱情小说”里，说白了，这两个形象都不是真的，我早就想知道这个人真正的言谈举止，没想到林秋萍单独见过她。

我急切地想让林秋萍讲述她和马小兰见面的经过，可是林秋萍不愿讲，觉得说出来难受，我正琢磨怎样说服她，她说：“但是我有录音，可以发给你听。”

林秋萍离开房间后，我点开录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小兰的声音，明亮干脆，语速很快，面对林秋萍的诘问，她立刻就能做出回答。比如林秋萍说她是小三，她马上说：“感情中不被爱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三。”

林秋萍说：“他还在婚姻里，你和他在一起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怕别人怎么看你吗？”

马小兰回答：“从决定跟他在一起那一刻，我就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选择要伤害你，还是伤害他的时候，我选择伤害你，因为我更在乎他的感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接受结果。”

她们这样辩论了很久。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第三者在原配面前无地自容，抬不起头，但现实不是这样。马小兰言辞犀利，情绪平静，很多次把林秋萍怼得无话可说。

可是当林秋萍提起另一个女人，气氛不太对劲了。

那是周建明的另一个相好，名牌大学毕业，每年和周建明见一两次面，都是她花钱飞到周建明的城市，怀上周建明的孩子，可是周建明对她并不好，“怀孕了，让她自己去打胎”。

忽然，我觉得这个女人很重要。不是她本身重要，而是她对所有人的影响。

林秋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她。在这以前，我猜她可能对周建明还抱有一丝幻想，觉得他就是被骗，但是从录音里的语气，我能听出她对周建明已经绝望，认为他无药可救。

周建明呢，比起单纯的崇拜，他更想要的是从“不被认可”到“崇拜”的转变。马小兰正是在这种崇拜和摆冷脸之间反复横跳，让周建明深陷进去，难以自拔。

最令我震惊的，是马小兰提起她的态度，极为刻薄尖酸，好几次骂她“犯贱”“真的蠢”，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如果不是蠢，她就是更高端的猎手。”

不知怎地，从马小兰的愤怒中，我听出了一丝恐慌。

也许在马小兰的认知里，她笃定财力雄厚的男人，是众人争抢的稀缺资源。在她眼中，所有女性都在暗中角逐这份资源，区别只在于手段高低、能否得手。

可那位不图钱、不图房，甚至自己打胎、自己出车费的“纯爱”第三者，让她信奉的弱肉强食法则失效了。所以她才会那么愤怒，那么不解，那么刻薄。

猜不透对方的动机，她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把对方认定为“更高端的猎手”。

做过那么多第三者案件，没想到最让职业小三害怕的，竟是纯爱小三。

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庭。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到法院门口，在大厅里看到马小兰，她穿着深色衣服，头发松散束在脑后，看着有点憔悴，我差点没认出来。

打小三案最重要的两方面，就是证明被告和出轨方的关系，再证明有哪些财产是出轨方赠与第三者的。证明关系这块，主要是马小兰和周建明的聊谈记录、情书信件、还有她和周建明的婚纱照作为证据。

财产方面，我主要的策略就是打破“两人是生意伙伴”这个说法。

马小兰在材料里说，周建明投资，赚钱两人分，赔钱周建明抗。我提出这，不符合合伙的基本原则。因为合伙是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他们却是周建明一个人出资，一个人承担风险，且周建明不参与任何经营。

总而言之，这是以合伙之名，掩盖赠与的事实。

马小兰却说经营是周建明的生意，是他的主意，自己只是打工的，拿工资。

她没有律师，提交的证据有三四百页，没有目录，手上也没带副本。法官让她当庭就证据进行整理和说明，她整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期间法官多次引导她按顺序陈述，她点点头，但翻着翻着就乱了。那些材料被她摊在被告席的桌面上，密密麻麻铺了一大片。有几次她找不到自己要找的那一页，停下来，把已经理过的重新翻一遍。

但是当法庭调查环节，她开口回答法官的问题时，又变回了另一个人。

“被告，你和周建明是什么关系？”

“有偿陪侍，和他不是情人关系。”

就算早已看过她的“剧本”，我亲眼看见她的表演时，还是挺震惊。

法官沉默许久，问：“那些信件是怎么回事？是你写的吗？”

法官所说的信件，属于林秋萍提交的证据，都是马小兰写给周建明的情书，里面充斥着“我想你，也想抱着你睡，更想睡醒了有你”“我会和你度过余生，想想就开心”这样的话，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网上拼凑的。

“那些信啊，是我写的，但不是写给他的，上面也没有他的名字啊。”马小兰不紧不慢地回答。法官停顿了下来，继续翻阅手里的材料，“那这几封呢？被告，这些信有周建明的名字了，你怎么解释？”

马小兰走到法官面前，看着几封写着周建明名字的信件，回到座位上，停顿几秒后说：“这是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我选择大冒险的时候写的。”

这个解释连法官都愣住了。书记员停下打字的手，望着马小兰，庭审现场一片寂静。

“法官，我今天还带了他们拍的婚纱照的相册，还有一个被告亲手制作的相框。”

说着，我从林秋萍给我的材料里拿出一大厚本相册，是周建明和马小兰一起拍的，马小兰穿着白色的婚纱，周建明身着一身西装，还打了领结。

我边说边翻着相册给法官看。

“被告，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拍婚纱照？”

“这些照片啊，为了帮周建明劝退第三者的时候拍的。有个周建明的第三者死缠着他，他没办法，求我帮忙装成他的妻子，去帮他解决这件事。”

法庭又安静了很久，法官低下头继续翻阅材料，书记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原告提交了很多你的照片，照片中你戴的金首饰是怎么回事？”

“这些黄金首饰是我前夫家结婚的时候给我买的。”

“你说你们是劳务关系，那他按月给你支付工资吗？”法官继续发问。

“那是怕我乱花钱，劳务费都存在他那，所以没有按月发放，我需要用钱时从他那支取。”

马小兰对法官的问题对答如流，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被告所有的证据都是截图打印件，没有原始载体，我需要看到原始载体。”我说。

马小兰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说道：“我的证据都在这里。”

林秋萍立即挺直身体，她认出那个平板电脑，“这是老周的电脑，你应该还给我，法官，你让她把电脑还我。”

“被告，这个平板电脑是谁的？”法官问。

“周建明放在我那里的，这里面有我的证据，我用完后再还。”马小兰说。

“法官，这个平板电脑系原告配偶周建明的个人物品，被告在离开时未经同意带走。我们当庭主张返还。”我说。

“我不同意，我的证据在里边。”马小兰说着，收起了平板电脑。

下午两点，法官宣布休庭后走回办公室。签完笔录，马小兰起身，把桌上那堆材料胡乱收进包里，准备走出法庭。林秋萍走了过去“把平板电脑给我。”声音很硬。

“这是我的证据。”马小兰护着自己的包，一直重复这句话。

两个人在法庭里僵持不下。法官走了回来，将我们劝离法院。到了法院外，林秋萍让周建明以侵占财物为由报了警，但没等到警车，眼看着马小兰跑上一辆网约车迅速离开，她当天就坐飞机离开了那座城市。

后来民警打电话给周建明，说人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他们也处理不了。

其实就算我们胜诉，被转移的财产也难以全数追回。

立案时，我们就提交过保全申请，包括周建明给马小兰买的房子和车。所谓保全申请，就是怕她把这些资产转移掉，所以先让法院出面“锁”住她的资产，等判决赢了才有东西可以拿来还债。

法院通过查控系统，冻结掉马小兰的银行账户，但是账户里几乎没有任何财产。

马小兰从刚一开始就做好了全身而退的准备，换一座城市，就能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我依然选择接下这个案子。倘若赢了，周建明和林秋萍夫妇就能有一点希望，他们的两个孩子也能有一点希望，即便现在拿不到钱，但不意味着永远拿不到。

通过这个案子，我摸清了同类骗局的详细经过，尽管还没有掌握完整的团伙证据，但我基本上能推断：

商务KTV的老板负责物色目标，姐姐充当帮手，制造邂逅；马小兰是主要执行人员，负责从猎物手里掠夺钱财，并将这些钱洗白，合法化；她的哥哥和弟弟，则是撕破脸后的武力保障，背后恐怕还有负责法律支持的，以及情感操控的导师。

整个团队分工明确，秩序井然，几乎拎不出破绽。

截止到今天，案件还没有宣判，但是法官给林秋萍打过一个电话。他觉得马小兰可能构成刑事诈骗，法官没办法依职权移送公安机关，因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定罪，建议周建明刑事报案，借助警察的力量。

我去问做刑事律师的老公，他皱着眉头说，刑事这条路不好走。没有证据证明她有虚构事实的行为，并且从以往的情感类诈骗的刑事案件看，一般受害者众多，这个案子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

但我坚信骗子是贪婪的，终有一天会有其他受害者找到警察，找到我们。林秋萍送来的大量材料我都没有扔掉，整理分类后，将它们通通锁进柜子。

前一阵子林秋萍还过来找我。生活还是挺难，但是她特意提到，儿子的鞋旧得不行，她想给儿子买双好点的鞋，结果儿子说，不要，我这鞋还能穿。

将近半年多，我总算是从她忧愁的脸上看见了一点笑容。

走到今天，我越来越清楚，这类案件没有所谓的一次性解决：骗术不会自己消失，作恶的人也不会自己停手。

一个马小兰退场了，还会有下一个马小兰出现；一套话术被识破了，还会有更新、更狠、更难察觉的版本冒出来。

但只要这种掠夺还在发生，我就会继续站到法庭上，和她们正面交手，直到把这套东西一层层拆开。

有个专门从电诈组织手里救人的老哥，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都会上当受骗，你还没有受骗，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针对你的剧本。”

面对嘴上强势，心里为他好的发妻，周建明躲得远远的，见面就是签字要钱；面对不图他钱的“纯爱小三”，他的态度是腻了，就一脚踹开；

唯独面对反复伤害他、撕扯他，将他的情绪推拉到崩溃的马小兰，周建明整个人像被吸走了魂。

因为周建明碰上了属于他的剧本，而这个剧本的每一个桥段，其实都源自于他自卑的，没有被认可过的童年。

读完这个故事，我跟甄会唠说，这个骗局的确没得破解，可能唯一的预防手段，就是离那种环境远点，每天在镜子前照照自己，多了解一点自己的弱点吧。

甄会唠没理我这茬儿，我跟她说，这么流露真心的感悟你都不回应我，你干啥呢？

甄会唠给我发了个截图，她又发现一个情感pua网站，刚刚又完成了一次举报。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迪恩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