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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年的一个春日清晨,伦敦一所小学的科学课正在进行。
孩子们翻开最新版《自然科学基础》教材。在关于万有引力的章节首页,一幅色彩鲜艳的插图占据了整整一页:年轻的艾萨克·牛顿站在花园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空中翻转的一张煎饼。煎饼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一边旋转,一边缓缓下落。图片下方写着:
“根据历史传统,牛顿在花园里抛掷煎饼时,第一次思考了万有引力的原理。”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再普通不过的科学史知识。他们会在考试中背诵这段故事,会在课堂讨论中复述它,会像过去几个世纪的学生记住苹果一样记住这张煎饼。
只有在页面底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保留着另一种说法:
“早期版本的传说中,牛顿观察的是一个苹果。”
大多数学生对此感到困惑。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人会用苹果来解释引力。相比之下,煎饼似乎更加合理。苹果只能展示物体向下坠落,而被抛向空中的煎饼则同时展示了重力、惯性、旋转、轨迹和速度变化。从物理教育的角度看,它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教学道具。
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样的场景却意味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化。牛顿并没有改变,万有引力定律也没有改变,但人们记忆科学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不再是牛顿当年究竟看见了什么,而是未来社会为什么选择记住某一种故事,而遗忘另一种故事。
这个看似荒诞的思想实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关于科学史的根本问题:历史究竟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后人不断重塑的记忆?
科学史中的神话为何能够长久流传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不断用事实取代神话。然而科学史研究告诉我们,情况远比这复杂。
科学当然依赖事实,但科学文化的传播却往往依赖故事。为了让抽象的理论进入大众生活,科学共同体总会创造出一些简洁而生动的叙事。这些故事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却能够将复杂的知识浓缩成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形象。
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于是他开始思考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并最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然而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这个故事的许多细节并不可靠。牛顿晚年确实向朋友提到过苹果落地的经历,但“苹果砸中脑袋”的版本很可能是后人逐渐加工出来的文学想象。
有趣的是,这种历史真实性的缺失并没有削弱故事的生命力。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个故事足够简单、足够形象,它才成为科学传播史上最成功的叙事之一。
事实上,科学史中充满类似的例子。阿基米德从浴缸中跳出来高喊“尤里卡”,瓦特通过观察水壶盖发明蒸汽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放风筝验证闪电的本质。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几个世纪流传下来,并非因为它们完整记录了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而是因为它们为复杂的科学思想提供了一个容易记忆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从来不仅仅是一枚水果。它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人们理解科学发现的一种方式。
而所有文化符号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历史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叙事
二十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不断强调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区分: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并不是同一回事。
过去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历史则是后人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整理和讲述。
过去无法改变,但历史却始终处于重写之中。
科学史同样如此。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消失,但围绕这一发现所形成的象征体系却可能不断变化。
科学知识并不是以纯粹事实的形式进入公众意识的。它需要课本、插图、博物馆、纪念碑、影视作品以及各种文化机构共同参与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与理论相联系的形象和故事。
苹果能够成为万有引力的象征,并不是因为苹果与引力之间存在天然联系,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教育者、出版商、艺术家和科学机构不断重复这一形象。
换句话说,苹果的地位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文化。
如果支撑这种文化记忆的基础设施发生变化,那么苹果的地位也并非不可动摇。
人工智能时代的“合成记忆”
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一直是历史叙事的主要生产者。
编辑决定哪些故事进入教材,教师决定哪些故事值得讲述,历史学家决定哪些材料值得保存。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一个新的叙事主体正在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与历史学家不同,人工智能并不真正理解历史。它并不区分原始档案与二次创作,也不具备对史料真实性的判断能力。它所做的,是从海量文本和图像中寻找统计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生成新的内容。
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只是对既有文化的复制。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未来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越来越多地训练于由上一代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历史图像会被不断复制、修改和重组。某些细节被强化,另一些细节被遗忘。久而久之,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可能不再主要来自档案和文献,而来自算法生成的视觉传统。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合成记忆”。
在这种环境中,一个历史故事是否能够流传下去,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适合被算法复制和传播。
而从这个角度看,煎饼或许真的比苹果更具优势。
一张飞旋的煎饼比一颗下落的苹果更具视觉冲击力。它能够同时展示多个物理学概念,也更容易生成富有动态感的图像。对于以视觉传播为核心的算法系统而言,这种叙事可能具有更高的传播效率。
如果未来数十年里,大量人工智能生成的教材、动画和科普作品不断重复“牛顿与煎饼”的形象,那么这种形象完全有可能逐渐取代苹果。
不是因为它更真实,而是因为它更适合传播。
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牛顿形象
这种变化还可能受到文化环境变化的推动。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果园、苹果树和乡村庄园构成了牛顿生活世界的重要部分。因此,苹果成为科学发现的象征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二十二世纪的英国很可能是另一个国家。随着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不断变化,新一代英国人未必会对苹果树产生与过去相同的文化联想。
文化记忆从来不是静止的。
每一代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经验重新理解历史。
如果未来英国社会更加多元化,来自南亚、非洲、中东和东亚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那么科学英雄的形象也可能被赋予新的文化符号。牛顿不会消失,但围绕牛顿形成的文化想象可能发生改变。
历史上的牛顿仍然是那个牛顿。
文化中的牛顿却始终在变化。
从苹果树到牛顿杯煎饼大赛
让我们继续想象2126年的另一幕场景。
100年后,中国或许已经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门前,曾经象征科学精神的牛顿苹果树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不锈钢雕塑。
一张直径数米的金属煎饼悬浮在半空之中,仿佛正在进行永不停息的翻转运动。雕塑底座刻着一行文字:
“牛顿煎饼——人类好奇心的象征。”
每年春天,全国青年科研人员都会来到这里,参加“牛顿杯煎饼挑战赛”。
参赛者利用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算法设计最稳定的旋转煎饼。物理学家研究最佳翻转角度,工程师优化飞行轨迹,计算机科学家建立预测模型。
整个活动成为科学界最受欢迎的年度盛会之一。
只有少数年迈的科学史学家仍坚持指出:
“事实上,牛顿当年看到的是苹果。”
年轻人对此感到惊讶。
“苹果?”他们反问,“那不是很久以前流传的旧传说吗?”
当一个故事进入课本、雕塑、节庆和公共仪式之后,它便不再只是一个故事。它已经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而社会记忆一旦形成,往往比历史事实本身更加顽固。
苹果与煎饼之外
牛顿与煎饼的故事当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未来寓言。
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却十分真实。
长期以来,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改变就业、经济和政治。然而或许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参与人类集体记忆的生产。
科学知识不仅由公式和实验构成,也由故事和象征构成。人们理解科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故事如何被讲述、传播和记忆。
过去,历史学家研究神话如何进入科学。
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开始研究另一个问题:当人工智能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生产者之后,新的科学神话将如何诞生?
一百年后的孩子们或许仍会学习万有引力,仍会敬佩牛顿,仍会通过一个简单的日常物品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
那个物品究竟是苹果还是煎饼,也许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当未来的人们回望过去时,他们究竟是在记忆历史,还是在记忆一个由算法不断重写的历史版本。
而这个问题,或许比万有引力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
附评论版
当牛顿开始抛煎饼: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史的集体记忆
假设一百年后,英国的小学生打开科学课本,在“万有引力”这一章节看到的不是熟悉的苹果树,而是一张正在空中翻转的煎饼。插图中的牛顿站在花园里,凝视着那张缓缓下落的煎饼,思考着一个后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物体最终都会回到地面?
在课本的正文中,这被描述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重要时刻。而关于苹果的故事,则被放进页脚的注释中:“早期版本的传说认为,牛顿观察的是一个苹果。”
这样的场景听起来荒诞不经,甚至带有几分科幻色彩。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放下对苹果和煎饼本身的关注,这个思想实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远比牛顿更重要的问题:科学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更进一步说,在人工智能开始参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时代,未来的人们将如何记忆科学的过去?
现代人往往认为科学史记录的是客观事实,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事实本身与人们对于事实的记忆并不是同一回事。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而公众所理解的历史,则是由无数故事、图像、象征和文化叙事共同塑造出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记住的往往不是科学发现本身,而是关于科学发现的故事。
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根据现存史料,牛顿晚年确实曾向友人提到苹果落地引发了他对于引力问题的思考。但那个流传最广的版本——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中牛顿的头部,随后他顿悟宇宙运行规律——几乎可以确定是后世不断加工和戏剧化的结果。历史学家关心的是故事与事实之间的差异,而公众关心的则是故事本身是否足够生动。
事实上,整个科学史都充满了类似的案例。人们熟悉的阿基米德“尤里卡”故事讲述他在洗澡时突然发现浮力原理,兴奋地从浴缸中跳出来奔跑于街头;关于瓦特的故事则告诉我们,一只跳动的水壶盖启发了蒸汽机革命;而富兰克林在暴风雨中放飞风筝的形象,也成为现代电学史最经典的画面之一。无论这些故事包含多少真实成分,它们都经历了一个共同过程:复杂而漫长的科学探索被压缩成一个简单、鲜明、便于传播的瞬间。
科学传播从来不仅传播知识,也传播象征。
苹果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最成功的文化符号之一,并不是因为苹果与引力之间存在某种天然联系,而是因为苹果足够简单、足够具体,也足够容易被记住。对于儿童来说,一个苹果远比一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容易理解。对于大众文化来说,一幅苹果落地的图画也远比复杂的数学公式更具有传播力。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并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实际上是一种记忆技术,是科学文化用于保存和传播知识的象征装置。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每一次新的科学范式出现时,人们不仅重新理解世界,也会重新理解过去。历史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被重新叙述。
波兰科学思想家卢德维克·弗莱克则提出“思想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科学事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而是在特定共同体内部被共同认可和维持的结果。换言之,事实不仅属于自然界,也属于社会。
随后,布鲁诺·拉图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一步指出,科学事实的稳定性来源于庞大的社会网络。实验室、学术期刊、学校教育、博物馆、媒体报道和科普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套维持科学事实的基础设施。人们之所以相信某个事实,并不仅仅因为它真实,而是因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不断强化和重复它。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便浮现出来:苹果为什么能够成为牛顿的象征?答案并不在苹果本身,而在于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化传播网络。课本中的插图、博物馆里的展览、纪录片中的动画以及无数次课堂讲述,共同塑造了苹果与牛顿之间的关联。
然而,支撑这种关联的传播网络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数百年间,塑造历史记忆的主要力量是学校、出版社、大学、媒体和历史学家。今天,一个新的参与者开始进入这个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
与历史学家不同,人工智能并不真正理解历史。它不会阅读档案,也不会考察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它所做的,是从海量文本和图像中寻找统计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生成新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并不是历史的研究者,而是历史叙事的复制者和放大器。
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传统的历史传播过程中,错误信息会受到编辑、学者和专业机构的纠正。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传播逻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个故事是否能够被保留下来,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适合被不断生成、复制和传播。
真实当然仍然重要,但传播性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如果某种叙事更容易生成图像,它就更可能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如果某种象征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它就更可能被反复复制;如果某种故事更符合大众的期待,它就更可能在算法推荐中获得优势。
在这种环境下,“牛顿与煎饼”的思想实验便获得了现实意义。
从物理学教育的角度看,一张被抛向空中的煎饼确实比一个落地的苹果更具表现力。苹果只能展示自由落体,而煎饼则能够同时展示重力、惯性、旋转、轨迹和角动量。对于视觉生成模型而言,旋转的煎饼也比静态下落的苹果更容易形成富有戏剧性的画面。
如果未来几十年里,大量AI生成的教材、动画、短视频和科普作品不断重复这种形象,那么“牛顿与煎饼”完全有可能获得独立于历史真实性之外的文化生命。人们最终记住的,也许不再是牛顿当年究竟看见了什么,而是算法认为什么更值得被看见。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煎饼是否会取代苹果,而是这种替代背后的机制。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化记忆主要由人类共同维护。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和文化机构承担着筛选、解释和保存过去的职责。而今天,我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知识组织和记忆生产工作交给算法系统。
这些系统并不会故意篡改历史。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它们通过无数微小的选择重新排列历史的重要性。它们不会删除过去,却会改变过去被呈现的方式;不会创造全新的神话,却会不断强化那些最容易传播的神话。
当这种过程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历史本身或许并没有改变,但人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却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因此,牛顿与煎饼并非一个关于未来的玩笑。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当下的警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知识如何被创造,更是记忆如何被保存。因为决定未来历史面貌的,也许不仅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哪些故事被不断生成、不断传播、不断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与煎饼之间的竞争,真正争夺的并不是牛顿的遗产,而是未来社会对于科学过去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的塑造权,正在悄悄从人类手中转移到算法与平台构成的新型文化基础设施之中。(仅以此文显现人文研究和写作的无聊程度及其所谓思想的空洞性。实际上,人们的生活不会因它们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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